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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这个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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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得正澄和他的现代画，一律被王老师斥回。王老师说：“我一辈子也没见过这样的照片。”自然菲律宾是去不成了。于是，“别人在菲律宾菲律宾，我在家里菲律宾。”
由于经济困难，李鼎彝已把从大陆带来的一点黄金变卖光了，惟一的房产模范西巷的房子也不得不卖掉。好在台中一中分配给了他们半幢宿舍，是新北里存德巷１３号一幢日本木屋的一半，只有八个榻榻米大，外加前后两个小玄关，破旧而狭窄。一家９口人挤进去，其拥挤可想而知。后来因为长久付不出薪水，随他们来台的女佣老吴也“跳槽”转到“立委”阎孟华家帮佣，李家有幸住到木屋的另一半（有十多个榻榻米大），住房才稍觉宽松。李敖一人分到两个榻榻米大的空间，是全家最幸运的一个。在这个独立天地里，他一桌一椅四壁书，坐拥书城，俯仰其间，自得其乐。这一段生活，奠定了他在知识思想上过人的基础。
读书是李敖最大的快乐。在一中的大部分时间，李敖都是在学校的图书馆中度过的。该校图书馆的藏书相当丰富，李敖以义务服务生的资格在书库中泡了四年之久，对一般书籍有了不少的常识。他曾回忆说：“最使图书管理员们惊讶的是，我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门绝技。”①
除了台中一中图书馆，李敖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4）
台中图书馆位于台中公园（今中山公园）北侧，是台中市历史最悠久藏书最丰富的一座图书馆。他根据这个图书馆的藏书，开始埋头他的“学术研究”。在１９５２年８月２日到２７日的１８天中，他坐在图书馆的长板凳上，写成了约四万字篇幅的《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四部备要》和《四部丛刊》是泄两部学术精华大全。前者１１０００卷，后者８５４８卷。李敖做梦都想着拥有其中一套，然后把另一套中前套未收者购齐，但那丛书的天价使李敖的梦想不可能实现，于是他决定先做一些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准备工作，将两套大书对照，找出它们的书目差异，然后先购买两者皆未收入者，待条件成熟，再买其中的一套。这是他当初“研究”两书的主要动机。在这１８天中，他几乎每天都跑图书馆，当时他刚念完高中一年级，１７岁，已写了《李敖札记》四卷。可以看出，此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的功力和用功。这与他３０年后的智慧和成绩，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
在台中中学，给李敖影响较大的一位中文老师叫杨锦铨，２７岁，学历不高，台湾海疆学校毕业，但书教得极好，又善于启迪学生。他任学校事务主任，有方便的条件为学生提供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学生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李敖做总编，赵天仪（后成为诗人）写钢板，他们办起了小报。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惹得众学兄来兴师问罪。这是李敖办刊物惹祸的开端。
在初二到高一这段时间，李敖由于中文程度好，经常参加各种演讲、辩论和论文比赛。初二时参加台中市第四届语文演说竞赛，得初中组第二名（第一名是四姊，她代表省立台中女中；第三名是张立纲，他代表台中二中。张的哥哥张立豫后来成了四姊的丈夫，张亦成为院士级的学者）。高一时，李敖参加台中市论文赛、本校论文赛，皆获第一名。高二时，他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了《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篇文章是李敖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获得全台湾第一名，并拿到他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他用那笔钱买了中华书局版的《饮冰室合集》。
在参加各种比赛以外，李敖发表有《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英伦归来〉的启示》、《生也有涯知无涯》等文章；另外还写有《学习英语的目的》、《诸葛亮的军政》、《虚字的对联》、《字形的对联》、《“毋忘在莒”的出处》、《行李考》等十多篇短文。此时，他１８岁。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5）
在台中的日子里，李敖的思想一度处于迷乱之中。
此时的台湾，正处于一个泛政治化时代。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设防，退守台岛的蒋介石如同注射了强心剂，又伺机欲动。他把“反攻大陆”作为国民党当局的基本方针，提出“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的口号，确立了“反共抗俄”、“反攻复国”的基本对策。他把９０％的财政收入都用于扩军备战，经济上无长远的建设规划，一切配合“中心”展开。在政治上，他通过“国民党改造运动”重组中央领导机构，培养自己的亲信入阁，使国民党真正成为“蒋公天下蒋家党”。为了有利于独裁统治，蒋介石在保留了含有民主成分的原“宪法”的同时，又保留了当年限制民主的《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一手举着“民主”大旗，一手握着“临时条款”的大棒，在台湾实行持续达３８年之久的戒严状态。台湾成为双轨体制下的“白色恐怖岛”。
５０年代的台湾，在文化思想领域，如果说还有一点自由与民主的声音的话，那就是《自由中国》半月刊。《自由中国》的传播是逃台的自由主义文人为理想奋斗的一大盛事，寄居海外的自由主义学人林毓生称之为“政府戒严令下，民间最主要的、站在推行自由与民主的立场批评蒋氏威权体制的言论机关”。①而江南则在《蒋经国传》中把它称作是荒漠中仅有的一片“清泉甘冽、棕榈婆娑”的“绿洲”。李敖的中学时代和大学时代，正好贯穿了《自由中国》由生到灭的全过程。他不仅与该刊的雷震有了直接的联系，而且也成为该刊物的一名撰稿人，他的思想与《自由中国》及其同仁如胡适、殷海光、毛子水等结下了不解之缘。可以说，他是在胡适、雷震、殷海光等自由主义文人的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一位新生代的典型。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6）
５０年代的台湾就像一只黑夜中迷途的航船，颠簸、震荡、骚动不安。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氛围中，李敖带着迷惘和孤独走向了成熟。
在知识上，一方面，他能够博览群书，“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另一方面，台湾现代思潮的杂乱使他的思想一度处于迷离彷徨之中。老师和父母已很难在思想上“引导”他，书本已把他带入一种新的境界。早在六年级时，他的书架上已有了《中山全书》，也有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还有大量的左派书报，从《观察》、《新华日报》直到格拉特科夫的《士敏土》。他后来回忆说：“这些早慧的成绩虽然带给我那小头脑不少的骄傲，可是也带给我不少的迷乱。”
在进入台中后至高中二年级这一段时间里，李敖随着自己知识的增长，深感中学教育已难以满足自己的求知欲，对制式教育愈来愈感到不能容忍，他说：
就客观环境来说，我总觉得我所经验的中学教育赶不上我在北京时的残余记忆。在残余记忆里，我认为北京的中学生不像台湾这样呆板、肤浅、缺乏常识与性灵；就主观感受来说，我读的课外书愈多，我愈觉得中学教育不适合一般少年的个性发展，更不要提ＩＱ较高的学生了。中学的教育制度、教授法、师资、课程分配等等都有着极严重的缺陷与流弊，我高一时候那篇四千字的文章——《杜威的教育思想及其他》，就可看出我曾对杜威那种“进步教育”有着极强烈的憧憬。这种憧憬使我在有着强烈对比的中学里面非常痛苦，到了高三，我已经完全不能容忍，我决心不想拿这张中学文凭。①
第一部分困学中的成绩（7）
这种“知识上的傲慢”（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ａｒｒｏｇａｎｃｅ），使他打定了休学自修的主意。
１９５３年，李敖升入高三学习。入学十几天，他就向父亲提出休学的请求，甘愿在家自学。父亲李鼎彝时任台中一中中文科主任，随其自然，轻松地说：“好！你小子要休学，就休吧！”他跑到学校，向教务主任说：“我那宝贝儿子不要念书啦！你们给他办休学手续吧！”于是，李敖回到了他那四面是书的两个榻榻米大的书房兼卧室，痛痛快快地养了一年“浩然之气”。
在这一段困学的日子里，李敖结交了一大批“够朋友的朋友”，他们在一起谈学论道，互相沟通，感觉受益匪浅。其中的许多人在走上社会以后，依然与李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如陈正澄、张育红、韩毅友、杨尔琳、张世民、李天培等等。
此外，李敖还跟一位老先生有忘年之交，此公即庄严先生。他是李鼎彝北大的同学，毕业后，终身在故宫博物院工作。庄严的夫人是张桂贞在吉林女子师范时的高班同学，李敖与他们的四个儿子（庄申〈庄中庆〉、庄因、庄、庄灵）熟悉，并与庄因是台中同学，两人遂有交往。庄严的生活亦十分艰难，曾托李敖帮他卖书。他知道李敖喜爱文物，特意邀请李敖到北沟，“利用职权”，拿出王羲之《快雪时晴贴》和《四库全书》一函给李敖看，使李敖第一次欣赏到了这些国宝。他托李敖帮他找《元秘史》版本，李敖在中央书局为他借到。他知道李敖喜欢书法，特别请他的朋友董作宾先生用甲骨文抄写了一首词赠送李敖：“风片片，雨丝丝，一日相望十二时，奚事春来人不至，花前又见燕归迟。”在与庄严交往的过程中，李敖曾请他的大儿子庄申为他开列台湾大学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此时的李敖已把读书视野投向了大学的殿堂。
第二部分神交梁启超（1）
二、神交梁启超
在少年李敖眼中，梁启超是位隔世伟人，一位文化战士。他何时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作品尚不可考，但最晚亦应在他１７岁以前。在《李敖五十年表》“１９５２年”条中有如下自述：
８月１日在《合作经济》第２卷第１２期发表《合作制度与节制资本》，这是参加庆祝第３０届国际合作节征文而作，得了第一名，并拿到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买梁启超《饮冰室合集》４０册。①
李敖曾经说过，“我早在小学初中期间，就决定了我一生中想要做的一种人，今昔并无不同。我的志愿在用文字救世、鼓励风潮、关切苍生”。①他想要做的这种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梁启超也许是最好的楷模。
半个世纪之后，李敖出版了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梁启超是作品中重要人物之一。香港凤凰卫视主持人杨澜采访了他，当问及他对作品中人物的选择态度时，他说“我会同梁启超一样”，因为他“走了以后，他用《新民晚报》发挥那么大的力量，最后把坏政府推翻。他不要做烈士，他要做个成功的人，做成功的人比做烈士应该更正确”。②由此可以看到他在斗争方式上对梁氏的认同。梁启超对少年李敖究竟有多大的影响，李敖在回忆录中并未直接谈到，但是就他把自己“有生以来最大一笔数目”的奖金拿出来购买《饮冰室合集》的行为，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李敖的强大吸引力。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１４岁中举人，２２岁随康有为参加“公车上书”，２３岁参与策划“戊戌政变”，先拥袁后又讨袁，是近代史上知识界一位风云人物。他在从政之外，致力于学术研究，纵论古今中外，探测人生社会，知识广博，成果丰硕，新论迭出，自成一格，为人称道。曹聚仁说过：“过去半个世纪的知识分子，都受了他的影响。”③在少小年纪便读书广博且有良好家庭教育的李敖，对梁启超的崇拜亦在当然之中。
纵观梁的学术成果，无论是研究哲学、文学、佛学、教育学，还是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新闻学、图书文献学，其轴心都是历史学。即以史为经，广取博收。并且以求新为本，处处都要开辟一条新的理论体系和新的研究方法。《饮冰室合集》即是其学术研究的结晶。该书由中华书局出版，始印于１９３６年，重印于１９４１年，全书４０册，分文集、专集两部分，其中文集１６册，专集２４册，共计１４９卷，是一部比较详备的梁启超著作集。李敖所购正是此书。
第二部分神交梁启超（2）
李敖读到梁启超作品的准确时间尽管难以确定，但从他高中阶段的成绩看，那略显幼稚的文章中已经透露出梁启超治学的影子。这些影响，既有人格与思想方面的，又有治学方面的，而影响最大的还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他羡慕梁启超那丰富的藏书（“饮冰室”藏书达３４７０种，４１８１９册，并有不少珍本、类书，另有《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存世），更羡慕梁启超那博览群书的功力，决心亦步亦趋、脚踏实地地去学，他要用自己的努力去弥补梁启超之后的空白。
梁启超谈治学方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他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这部书是他在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的治史方法，大胆借鉴西方近代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中西结合、深入思考后逐步形成的。他认为，历史研究首先要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即要为现实服务。目的正确而高尚，则事半功倍，于学术、于社会都有益；反之，则费力而无好效果。他明确指出：“无论研究何种学问，都要有目的。甚么是历史的目的？简单一句话，历史的目的是在将过去的真实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①这是梁启超一向主张的用历史教育国民、用历史指导现实的史学思想的高度概括。对此，李敖极有认同感。数十年后，他出版《中国名著精华全集》时依然重申此义：“古书本是朽腐，除非你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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