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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孙子兵法同步思考-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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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当初走充道，路程虽远，但不必冒这样的危险。现在大军陷在这里，贻误了不少戎机，真让人痛惜啊！”
军有所不击。
有的仗可以不必打，有的军队不宜挑衅攻击。
有的仗就算打赢了，也是本大利小，打了划不来。
有的敌人太强，开打是讨打，当然打不得。
季布不攻强敌保全了国家
汉惠帝时，匈奴单于写了一封信给惠帝老娘吕太后，信中极尽侮辱轻薄之意；吕太后大怒，召集将领们计议。悍将樊哙当场义愤填膺地宣示道：
“给我十万大军，我去把匈奴踩平！”
将领们听了，都拍手叫好。大将季布看不下去了，大声说道：
“樊哙太自不量力了，应当斩首！当年高帝（刘邦）率领四十万大军讨伐匈奴，结果被匈奴围困于平城；若非陈平出奇计，恐怕还难以脱身；现在樊哙竟宣称十万大军就可以攻破匈奴。难道樊哙比高帝还英明吗？”
季布的论点完全正确，以当时匈奴之强，除了“战神”韩信之外，恐怕没人应付得了，而韩信早就死了好几年了；不但韩信不再，汉朝才刚建立没多久，而建国之前的战争创伤尚未复原，根本没有力量对抗匈奴。要真打起来，国运堪忧！
季布的话太有道理了，吕太后不得不忍下这口气；终究是没有出兵，才让汉朝逃过了一次恶运。
城有所不攻。
有的城池不必费心攻取。
理由如下：
（1）城虽小，但粮食充足，防守又坚固，攻了吃力不讨好。
（2）即使攻下来也不易守，不攻它也不会成祸害；这样的城，不攻也罢！（3）不是决战重点的城池，若是开战，恐怕影响更大、更重要的后续计划，当然不攻。
第三部分第8篇 九变（2）
强攻坚城沈攸之败亡
南北朝南朝宋顺帝时，大将沈攸之为了反对朝中权臣萧道成揽权，把顺帝架空，在荆州起兵，挥师直指建康。大军来到郢州时，被守将柳世隆挡住去路。部属臧寅劝道：
“柳世隆能征惯战、城中守备坚固，不如越过郢州，直指京师建康：一旦攻破建康，拿下萧道成，则郢州就不是大问题了。”
沈攸之不听，尽全力攻城，结果被柳世隆杀得大败，最后自杀身亡。反萧大计不成，南宋不久也就被萧道成灭了。
地有所不争。
有的地方不适宜攻取。
理由如下：
（1）小利型的地方，容易攻得，也容易失去；攻取无益，不如不攻。
（2）攻取对战势没有太大好处，失去也没有坏处的鸡肋之地，不如不攻。
攻取石田劣地夫差乱军引胜
吴越春秋时，吴王夫差在打败越王勾践后，开始穷兵黩武，完全把整军经武、伺机复仇的勾践放一边。
有一次，夫差决定出师攻打齐国，大臣伍子胥劝道：
“我们的大敌是越国，不是齐国。勾践一日不死，一定成为我国最大的祸害；现在您不先打越国，反而去打齐国，这不是有点荒谬吗？”
夫差不听，依然率军伐齐，大破齐师，但也从此讨厌起伍子胥。
几年后，夫差又想伐齐，伍子胥又劝道：
“越国才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一定得早日解决，否则后悔莫及；齐国对我们而言，就像一片石田，得到了对我们没一点好处。希望大王能先处理越国问题，然后才攻伐齐国，才是正途啊！”
夫差不但不听，还嫌伍子胥讨厌，下令诛杀。
从此以后，夫差不断南征北讨，声威越来越显赫；但因长年用兵，国力逐渐衰退。相反的，越国表面上对吴国极为恭顺，转移了夫差的注意力，国力越来越强，最后一举灭掉了吴国。
君令有所不受。
君王的命令有时候不要接受。
理由如下：
（1）君王身分虽尊贵，权力虽大，但不表示军事能力最强。
（2）君王在后方，将领在最前线，对于如何致敌制胜，将领自然比君王清楚。
（3）若君令老是压军令，则将领就没办法好好指挥军队；这一来，想打胜仗就难了。
将领的任务，就是领兵打胜仗；所以，任何有违胜利原则的阻碍，自然都应排除。同样的，一个有为的君王，一旦任命了大将，就不宜干预将领权限之内的事：反过来说，一个国君若老想从后方指挥前方，就不值得将领为他拼命求胜了。
田穰苴不受君令以树军令
古代大兵法家田穰苴，被宰相晏婴推荐给齐景公；齐景公拜田穰苴为大将，让他领军抵挡来犯的晋、燕两国大军。
田穰苴对齐景公说：
“我出身卑贱，恐怕士卒们心中不服，请主公派个有权势、有名望的人给我当监军，我做起事来方便些。”
齐景公便指派他最宠信的大臣庄贾担任监军一职；田穰苴便与庄贾约定，明天中午在部队集合。
第二天，田穰苴早早到场，集合了部队等庄贾依时到来。
庄贾素来骄贵，根本不把和田穰苴的约定当回事；约期已到，他还在与亲朋好友喝酒话别，一直到了黄昏时才到。
田穰苴问负责执行军法的人，部队集合迟到者，该怎么处理？答案是斩首。庄贾急了，不断争辩，田穰苴很生气地骂道：
“现在晋、燕二国大军正侵犯我们国家，我们的君王每天吃不好，睡不着，你还有心思和亲朋好友饮酒作乐！”
根本不听庄贾答辩，立刻下令斩首。庄贾被杀，所有士卒都吓得发抖。这时候，齐景公的使者急速驾车，带着赦令赶来，由于事情紧急，便不经通报，直接把马车开到部队面前，高喊：“刀下留人！”田穰苴冷冷回应道：
“将领在军中时，不接受国君的命令！”
不但不理会使者，还回头问执行军法的部属，使者冲撞部队，该当何罪？答案也是斩首。使者一听，田穰苴居然连国君也不买账，吓个半死；田穰苴说：国君的使者不能杀。便杀了两个使者的随从，然后派人回报齐景公。景公知道田穰苴执法如山，也不再说什么，于是田穰苴领军出发，抗击晋、燕二国大军。
三军大众知道主帅对于军中之事坚持到底，军令如山之余，连国君的宠臣都敢杀，连国君的命令都可以不受。在严格军令的制约与激励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终于击退了来犯的敌军，解了齐国兵败国亡之危。
故将通于九变之地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
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五利，不能得人之用矣。
所谓九变之地利，指的是：
圮地无舍。
衢地交合。
绝地无留。
围地则谋。
死地则战。
途有所不由。
军有所不击。
城有所不攻。
地有所不争。
最后一项“君命有所不受”，因为和地利无关，所以不属于九变之地利。
将领若能灵活运用上述九种地形的因应战术，就是懂得用兵之道。
历来兵家之所以一再强调地形对战争胜负的重要性，是因为地形是客观世界的一部分，是人力所无法对抗、扭转的。换言之，它具有强大无比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是中性的、潜伏的，它不会主动发展出动能，它的能量是被动产生的，高明的兵家，就可以运用智慧技巧，把地形的客观潜能转化成主观动能，借以打败敌人。
上述的九变地形，一体而有两面，有负面自然有正面，孙子则是从负面切入，详加论述，提醒兵家避开这九种地形之害。但这只是消极的，因为避开只能让自己不败而已，更积极的意义则是，我不但避开其害，还要利用这样的地形致敌制胜。否则，打仗老是求不败，这样的仗不打也罢！
光知道地形在兵法上的意义，只是最起码的知兵之道。因为地形是中性的，它的利与害是由人赋与的。于我有利者，必于敌不利；于敌不利者，必于我有利。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不能有效地利用地形特性；不能灵活运用地形做有效的攻防，就是不懂用兵之道的人。
九变之地利，谈的只是九种地形战术；但九变之术的意义就比九变之地利的范围大多了。
地形只不过是个单纯的自然状态，但治兵的九变就不同了。所谓治兵，指的是训练军队，带兵、领军打仗：对象已经从地形变成人，而人的复杂性比起地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人有情绪、感情、欲求、强弱、勇怯等交互混杂的内在心理问题。如何让一大群不同性格、形态的人汇集在一起，整合成一支军纪严明，战力强大的军队，其困难度远超过地形问题万倍、百万倍以上。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在治地形之后，特别谈到治兵的九变之术。
这里的九变，有必要加以特别说明。古人习惯以九作为最高级的形容词，所以，这里的九，可以当作极多的意思，就好像之前的“九变之地利”一样，地形决非只有九种变化而已；九变之术也一样，不只是九变，其实是千变万化。因为人性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现象，变化莫测，极难捉摸，而高明的兵家，就要能运用各种灵巧的手段，把所有有碍制胜的人的问题排除。
指挥军队若不懂得机变灵巧，就算知道五利（从“途有所不由”到“君命有所不受”五种），也没办法把战力发挥到最高点。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
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
有智慧的人的思虑，一定从利与害二个角度思考。
从有利的角度观察，可以提高胜算，提升信心。
从有害的角度观察，可以解除失败的疑虑，防止意外发生。
唐朝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藩镇（节度使）各拥强兵，渐渐坐大。法令、官爵都自搞一套，赋税也不上缴中央，尤其节度使的职位，逐渐形成“内部自理”，不是父死子继，就是由部下拥立，称为“留后”，然后报备中央。朝廷顺从则罢，不从就出兵造反，完全是个君不能君，臣不肯臣的局面。
然而，中央虽弱，形式上毕竟还是老大中的老大；小老大要有什么裁决定夺，还是得正牌老大追认，以便名正言顺。而事实上，这也是中央仅有的一点小筹码。
第三部分第8篇 九变（3）
从害中见利李绛收服强藩
唐宪宗李纯颇有志气，他不愿意当个“仅供参考”型的老大，下决心改变这个局面。
元和七年，强势藩镇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了。按照惯例，一定由儿子田怀谏继任，因为田季安早就将田怀谏任为副使。接下来的戏码一定是，上报中央，要求追认；等中央签了字，画了押后，大家又彼此互不相干。
但李纯不肯再当橡皮图章，他打算予以驳回，并出兵讨伐。朝中很多大臣都支持李纯的强力反应；只有大臣李绛慧眼独具，把形势看了透彻，极力反对。
原来田季安生前，为了怕部将专权，对自己不利：所以将兵力均分，让彼此相互牵制，自己则居中操控。问题是田季安能控制住局面，田怀谏则未必罩得住，因为田怀谏不过是个十一岁的小鬼。小鬼当家，注定是走个过场而已，一定有手下悍将不服并起而代之；而代之者一定会遭同侪怨怒，形成众矢之的。这时候，他唯一的出路，只有寻求中央支持，所以，最聪明的做法就是静观其变，等大鱼自动入网来。
事情的发展果然完全如李绛所预料，部将田兴果然把田怀谏拽下马来，自己粉墨登场。为了给自己留后路，于是上书中央，表示归顺；除了遵守朝廷法令之外，还请求中央委派官吏。
所谓请求中央委派官吏，其实就是请中央追认他的地位。而李绛看出来，其中大有文章可做；若处理得当，将可使朝廷和藩镇之间的互动，产生关键性的正面变化。于是他力劝李纯：
“这次和以往不同，千万不要派使者去宣慰；而是打破惯例，由陛下直接下诏，封田兴为节度使。为什么呢？田兴现在四面树敌，很多当年的平行将领都想效法他，取他而代之；所以他才被迫归顺朝廷，借机壮大声势以自保。我们趁机雪中送炭，给他恩典，他能不加倍图报吗？如果像以前一样，随便派个使者到那儿，再根据往例，先把他请求为节度使的奏表带回朝廷；然后再由中央派人送出诏书，加封他为节度使。一套官样文章下来，不但折腾人，而且没有办法让他直接感受到朝廷恩典；根本激荡不出图报之心，封了等于白封。所以，我强烈主张：不要再派宣慰使，而是直接下诏封官。这可是个千载良机，机会一失，后悔莫及啊！”
然而，由于大臣们强烈主张按规矩办事，而使者也已出发数天了。李绛心急如焚，再次劝李纯说：
“派出宣慰使是封，直接下诏也是封，结果一样，反应、效益却天差地别，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呢？如果现在派快马带着诏书，还有机会挽回：如果恩典不是越级、破格而得，感恩图报的爆发力一定不强。陛下啊！陛下！时机一过，是不会再回来的啊！”
在李绛连番劝说下，李纯大为感悟，终于下诏，直接封田兴为节度使。接到诏书后，田兴感动得流泪下拜，立誓对朝廷永远效忠。
事实上，魏博镇历经四任节度使，前后四十九年来，—直是最跋扈不臣的藩镇。但在李绛的精密布局下，不费一兵一卒，就归服中央，藩镇联合独立的局面终于被打破了。
而田兴也因为感恩戴德，对朝廷忠心不二；附近藩镇好几次游说他一起背叛朝廷，田兴不但不为所动，反而成为朝廷处置藩镇所倚重的一支主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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