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孙子兵法同步思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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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赏求勇夫　刘秀昆阳大捷　　　　
　　　　东汉创业主刘秀，就凭着一场“昆阳之战”为自己的江山打下了第一个最重要的基础；而昆阳之战之所以胜，就因为刘秀能重赏求勇夫。　　　　
　　　　新朝皇帝王莽上台后，一阵恶搞，天下大乱，各地好汉纷纷起事，王莽派兵四处镇压。有一天，新莽大将王邑率领四十万大军打到了昆阳。　　　　
　　　　当时昆阳兵力不足一万，由于实力悬殊太大，大伙儿计议了半天，决定派刘秀突围到外面找救兵。　　　　
　　　　刘秀突围后，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兵马，但大家一听到要到昆阳对战王邑四十万大军时，个个脸色苍白，生怕把自己玩完，享用不到抢来的财宝，没人肯应，秀便婉言相劝：　　　　
　　　　“敌人身上就有真正大财宝，只要把他们打败了，要什么没有？反之，若是打败了，命没了，大家守着身上的小钱小财，又有何用？”　　　　
　　　　大伙儿一听有理，把原先抢来的财宝全扔了，笃定跟着刘秀去救昆阳。　　　　
　　　　在强大利益的诱惑下，人人奋勇，个个争先，最后居然打败了王邑，救了昆阳。　　　　
　　　　然而，这只是一般级的“以利求勇学”，真正第一流的高手，不但可以重赏求勇夫，更可以重赏求到佐明主，立基业的异能奇才之士，其间的投资报酬率远在一般性勇夫万倍以上。　　　　
　　　　燕昭黄金台　乐毅效英才　　　　
　　　　战国时代，燕昭王为了向齐国报仇，在老师郭隗的建议下，设立了“黄金台”，因而得到了盖世名将乐毅。五年时间，不但报了仇，还拿下了齐国七十二城，若非早死，很可能就在乐毅的辅佐下，改写了中国历史。　　　　
　　　　无论黄金台能摆多少黄金，也绝对比不了整个齐国的价值。而燕昭王得到乐毅的方法，除了黄金之外，是另一种对智能之士更受用的“利”——绝对高度、极度真诚的礼贤下士！　　　　
　　　　燕昭王对乐毅的礼遇，历史上少有，不但言听计从，把燕国所有军队交给他，还授权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在乐毅伐齐期间，有人因为嫉妒乐毅，向燕昭王造乐毅的谣，燕昭王立刻当着群臣杀掉这个造谣者，并公开宣布：　　　　
　　　　“没有乐毅，就没有今天的我。乐毅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我绝对接受，绝对支持！”　　　　
　　　　从此没人敢再中伤乐毅，离间乐毅。在没有“功高震主，勇略身危”的压力下，乐毅终能放手施为，为燕昭王建立了功业，为自己建立了声名，而这都是燕昭王以最高明的“以利求士”策略得来的！　　　　
　　　　事实上，以怒杀敌，以货取士的策略，百试百灵，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关键点就在你怎么操作了！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以怒杀敌，以货取敌之利，是战争的胜利法则，但不是战争的基本原则。怎么说呢？　　　　
　　　　杀敌的目的是要胜敌，这只是战术；胜敌的目的是要取敌之利，这才是战略。要让敌人有利让我取，以达成“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原则，便需要有一些较具体性的做法。方法是：　　　　
　　　　在战车对阵的战役中，首先夺取敌方十辆以上战车的人，优先受赏。　　　　
　　　　有竞争性的赏赐，最具有激励性，这招一出，战力就大跃进矣。　　　　
　　　　虏获的敌方战车，改挂我方旗帜，并入我方车阵中，这是一种相乘效果。敌之消成我之长，基本上可达到胜敌而益强的基本战略原则。　　　　
　　　　善待虏获敌军，这是笼络手段。消极的可以减少一个敌人，积极的可以增加一个同志。同样的，也是胜敌而益强的操作原则。　　　　
　　　　故兵贵胜，不贵久。　　　　
　　　　既然战争的代价这么高，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不打仗则已，一打就要打胜；想打胜就要用诡道，出奇不意，攻其无备，以怒杀敌，以货取利，以达到最高战略原则的胜敌而益强目标。归结言之，战争的基本原则就是：　　　　
　　　　胜利摆中间，久战放二边。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能认识战争本质（有害、有利），战争的原则（贵胜不贵久），战胜的方法（诡道致敌），最高战略目标（胜敌而益强）的将领，才是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国家安危的主导者。


第一部分第2篇　作战（4）

　　　　国家安危之主的最佳典范——于谦　　　　
　　　　明代的于谦，就是这种将领的最佳典型。　　　　
　　　　不仅在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于谦都是最让人尊敬、怀念的伟大将领之一。　　　　
　　　　于谦伟大的地方，不仅在他能以弱胜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仅在他临危应变，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摆第一，把功名利禄，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摆最后。历史上，有于谦本事的，大有人在，但同时具有于谦的本事，又有其高洁人格特质的，就不是很多了；而于谦的伟大，就在这里。　　　　
　　　　怀着经世济民的宏愿，于谦一开始出任公职，就政绩卓著，普受民众的支持爱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北方的瓦剌军来犯，英宗听信大太监王振的胡言，不顾于谦力谏，轻率地带领五十万大军搞御驾亲征。事实上，明英宗一点也不“英”，根本是笨蛋；王振一点也不“振”，十足是土蛋。笨蛋加土蛋，结果就是完蛋——五十万大军打不过瓦剌的二万小军；不但打不过，还被打得全军覆没；更离谱的是英宗还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瓦剌一方面把英宗当筹码，准备向明廷大敲一笔；一面调动大军，准备扑向京师北京。　　　　
　　　　朝中大臣听到这个噩耗，一个个面色如土，除了提出南迁逃命的馊主意外，没人出得了场，没人办得了事。面对这些光讲浑话的浑人，于谦厉声痛叱：　　　　
　　　　“京师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就难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训就摆在眼前，现在只有誓死保卫京师一条路，谁要再提南迁，就是动摇国本，应立即斩首！”　　　　
　　　　一席话才把局面逐渐稳下来。由于中枢无人，于谦立刻立了景泰帝。这一来，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胁的筹码，而且把人心安定下来，大家也开始准备迎战瓦剌。　　　　
　　　　由于瓦剌军向来骁勇，明军一来仓促成军，二来基本素质也不甚好，三来对瓦剌军怯战，两相对照，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当明显。于谦针对实际状况，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调整。决战前夕，他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　　　　
　　　　“战斗中，将领不顾士兵，自己先退者，将领处死；士兵不顾将领先退者，后面的队伍就地斩杀前面的队伍；不执行命令者同罪。”　　　　
　　　　这招太厉害了，不拼命就没命，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法令处死，没有第二条路。这等于事先帮你设定了一套必然逻辑，与其被处死没了命又丢人现眼，不如战死还落个光荣殉国的美名。既然没有任何退路，不如拼了。结果大胜瓦剌，解除了明帝国的危机。　　　　
　　　　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并总督军务，于谦辞谢道：　　　　
　　　　“边境还有敌人骚乱，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哪有什么脸受国家的赏赐呢！”　　　　
　　　　瓦剌战败，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么好筹码，瓦剌决定送回英宗；这对于谦未来的命运可是一大变数。因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遥尊为太上皇的也是他；万一英宗复辟，于谦第一个倒楣！　　　　
　　　　但于谦根本不考虑自身安危的问题，他处处从国家角度着眼，力劝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来，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不让他回来，瓦剌没事把他摆在边城守将之前，将领们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们把英宗摆在部队前进攻，我们就麻烦了。”　　　　
　　　　景泰帝无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来后，果然积极活动。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临朝，几个英宗的死党趁机夺位，英宗果然复辟了。　　　　
　　　　英宗上台后，几个和于谦不对付的英宗死党便加紧布置，给于谦罗织罪名；于谦的朋友王文厉声抗争，于谦笑着对王文说：　　　　
　　　　“他们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这有什么差别，辩白又有什么用？”　　　　
　　　　英宗心里明白，虽是于谦让他下的台，但若没有于谦对国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里其实不很愿意杀于谦，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于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换言之，因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只是还他“公道”而已；而证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于谦；不杀于谦，则复辟无名，于谦就这样被杀了。　　　　
　　　　于谦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于谦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典。在孙子的标准中，一个伟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因为将领握有杀伐之权，以威领军，以诡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尽在掌中。只有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也确实是：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第一部分第3篇　谋攻（1）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车为上，破车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打仗的基本原则是：把敌人打败后，尽量把敌人的国家整体保全住，这是最高明的做法；让敌国残破，则是最差的做法。以此类推，保全敌人一个军的整体性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旅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卒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保全敌人的一个伍是最高明的，残破它则是最差劲的。　　　　
　　　　这一段文字看起来似乎有点罗嗦，其实不然。孙子是个全胜观念极强的伟大战略家，这种由高而低，具有强烈层次性的文字铺陈，除了以表达方式加强记忆之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不仅是大至国家要保全，即便是小至一个只有五人的伍也要保全，因为打仗最重要的目的是：　　　　
　　　　从敌人身上获取利益，使自己更强。　　　　
　　　　既如此，把战败国搞得残破不堪，有什么好处？　　　　
　　　　一点也没有！因为没好处可捞；事实上，这就是坏处了，但还不只这一点：　　　　
　　　　伤人一千，自损八百，总不会不动手就使敌人残破吧！当然不会，一定是动了手才会残破的。问题是，在敌人没有失败之前，决不会站着不动等挨打，他总会回手；一回手，自己就会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可能就让自己原来的十分实力降到八分、甚至七分、或六分以下。　　　　
　　　　如果把敌人保全住了呢？他的分数越多，自己的总分就会升高！　　　　
　　　　就这个逻辑来看，我若能用最低的代价打败敌人，再尽量把敌人的元气保全住，让他有足够力量支付败战帐单，则我的总分就比开战之前高了。我的损失越少，把敌人保全得越好，总分就越高了。　　　　
　　　　完全正确。　　　　
　　　　是故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所以说，打百次仗胜百次，不算高明中的最高明；不发动干戈，而又能降服敌人者，才是高明中的最高明。　　　　
　　　　这一段是承上文而来的。　　　　
　　　　前文提到，假设敌我双方各有十分实力。一番大战后，我胜敌败；但在战斗的损耗下，我剩七分，敌剩三分；就算把敌人剩下的三分全拿到，加起来还只是十分，这仗算白打了！何况，敌人剩下的三分你也未必能全拿，全拿就是要让他灭亡，以后就没机会捞好处了！　　　　
　　　　话说回来，上述的结果还算好的，如果我方只剩五分，对方只剩二分时，合加起来也不过七分，这仗就算打坏了！　　　　
　　　　再换个角度看，万一我败呢？局面倒过来了，这下可惨了！　　　　
　　　　有鉴于此，孙子才会强烈主张全国为上；不仅全国，还要全伍；不管大小，尽量保全。　　　　
　　　　我以最低代价胜敌，胜敌后又尽量保敌，才有可能达到“胜敌而益强”的最高战略目标。问题是，只要一开打，就会有损失；打一次弱一次，就算打百仗胜百次，也会累积小伤成大伤，迟早会把老本玩完。孙子看透了这一点，所以特别提醒兵家：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　　　　
　　　　意义也就在此。　　　　
　　　　话再说回来，能百战百胜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目标，人类文明史上，倒是有好几个名将生平从未败过，但有否百胜则颇有疑问？　　　　
　　　　以中国历史而言，孙膑、白起、吴起、乐毅、韩信、李靖、岳飞……从没听过败绩，但没人能证明他们打过百战以上？　　　　
　　　　中国历史上，个人战力最强的一代霸王项羽，自起兵以来，大小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但没用，输了垓下一战，就让他全部玩完！　　　　
　　　　项羽如此，在他之下者，就别说了！　　　　
　　　　为了再论证“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这个高明的论点，不妨再看一个西方的例子——公元前二世纪迦太基名将汉尼伯。　　　　
　　　　战神汉尼拔久战而兵败国亡　　　　
　　　　不仅在西方，即在人类有史以来，汉尼拔也是最顶尖的伟大将帅；在西方人的眼中远高于凯撒和拿破仑，仅次于亚历山大大帝。　　　　
　　　　汉尼拔有多厉害呢？　　　　
　　　　他率领一支不到四万人的军队，从西班牙出发，经过长途跋涉，以劳对逸地正面挑战当时西方世界的霸主——罗马。　　　　
　　　　正确一点说，当汉尼拔和罗马正式对决时，因为行程中道路险恶（跨越阿尔卑斯山）及高卢一战的损耗，实际人数只有二万六千人。　　　　
　　　　就凭着这么点基本武力，十六年间，汉尼拔总是以小打大，以寡击众地与罗马大战数十回，全部获胜！　　　　
　　　　而这数十仗中，有好几次是歼灭战！　　　　
　　　　开战不久，罗马就知道，以罗马之盛、幅员之广、战力之强，竟拿汉尼拔无可奈何！非但如此，在战将如云的帝国中，竟找不出一个可以、又敢于面对汉尼拔的将领！　　　　
　　　　更惨的是，汉尼拔还曾一度兵临罗马城下，让素来骄横不可一世的罗马人首度体会到什么是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