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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6-明朝的皇帝-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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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不到数行，王锡爵就拉着李腾芳的衣服说：“大家都骂我，都未得事实真相，而我无以自明，所以我不服。像你所说的这番话，我受教。请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王锡爵如此动容，因为李腾芳说中了他的心事；而李的论列，亦确是读书有得、深明史事的警辟之论：
闻古贤豪将与立权谋之事，必度其身能作之，身能收之，则不难晦其迹于一时，而终可皎然于天下。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然以公之明，试度事机，急则旦夕，缓则一二年，竟公在朝之日，可以遂公之志否？恐王封既定，大典愈迟。他日继公之后者，精诚智力稍不如公，容或坏公事、隳公功，而罪公为尸谋，公何辞以解？此不独宗社之忧，亦公子孙之祸也。
“贤豪与立权谋”这一段话，是绝好的史论。古来忠臣，相度事机，非屈身降志、“晦一时之迹”不足以斡旋大局时，常不计个人荣辱祸福，毅然自任，如我在《华阳教主》中所记，立宋高宗的吕好问，即为一例。但终得以“皎然于天下”，实非容易。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王锡爵痛悔失算
九、王锡爵痛悔失算
历来储位为国本所系，宰相不得不言、不得不争，但所争所言，必须一本大公，使天下共见共闻；一涉隐秘，便有操纵的嫌疑，最易获罪于嗣君，亦最易为政敌资为口实。这就是王锡爵所犯的错误。
所谓“巧借王封，转作册立”，诚然是王锡爵的苦心，但外间并不明了。推断将来大位的继承，不归于皇长子即归于皇三子。如果归于皇长子，则依传统，他原该被册立为太子，王锡爵身居宰辅，不能力争，他是不会见他的情的；如果属于皇三子，那就更坏，因为王锡爵的密疏实在是曲护皇长子，基本立场正为抑制皇三子取得帝位，总而言之，王锡爵这个做法，将来会弄得两面不讨好。
当然，王锡爵也想过这些道理，只是想得不够透彻，他以为皇长子将来被立为太子，继统即位，自然会看到他手书的密奏，了解他的苦心。于是李腾芳点醒他说：“揭帖手书，人何由知？异日能使天子出公手书，传示天下乎？”这就是说，即使皇长子继统即位，不翻此案，但如有人攻击，说他建议“并封”的用意在拥立皇三子，嗣君以王锡爵当时不能为他力争，便未见得肯为他出示这些密疏，解释他的苦心。换句话说，王锡爵这个可以“皎然于天下”的证据，扼在别人手里，如果嗣君不肯出示，则追论前罪，足以祸及子孙。
这一下，王锡爵才如梦初醒，痛悔失算，竟至泪下。第二天上疏自劾，请改前议。神宗不允。下一个月再上疏请册立太子，神宗索性下了“俱停封”的诏谕。这一年，王锡爵为此事总计六次上奏，后来争得了一个皇长子于下一年“出阁讲学”的结果。
自万历二十二年到二十九年，为了皇长子册立为太子，以及表示成人的“冠礼”，还有婚礼等等，廷臣交谏，不知凡几，神宗大都置之不闻不问。然则要探索的是，神宗持此态度的用意到底何在？
神宗的用意是要等他的皇后去世。神宗的皇后王氏，余姚人而生于京师，不知道是不是阳明先生的本家。王皇后贤而多病，神宗打算等她一死，便要立郑贵妃为后；这一来皇三子常洵就变成中宫嫡出，名正言顺地得立为太子。神宗之所以一再强调“立嫡不立庶”，是有这样一番深心在内。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册立常洛为太子
十、册立常洛为太子
但天佑善人，王皇后偏偏活得很好，她很孝顺李太后，恪尽子妇之道；李太后亦很爱重这个贤媳，而皇长子也多亏中宫维护。她的贤德终于感动了神宗，晚年颇敬重皇后。万历二十八年四月王皇后崩，神宗并未将郑贵妃进位中宫；这是他处骨肉之间，罕有的比较贤明的一件事。
在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大学士沈一贯一疏忽生奇效，这是因为巧于立言之故，原疏如此说：
《诗·既醉》之篇，臣祝其君曰：“君子万年，介尔景福。”继曰：“君子万年，永锡祚胤。”则愿其子孙之多。又曰：“厘尔女士，从以孙子。”愿酬淑媛而生贤子孙也。《斯干》之篇曰：“筑室百堵，西南其户，爰居爰处，爰笑爰语。”奚新宫也。继曰：“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男子之祥。”言吉祥善事，当生圣子神孙无穷也。今称觞万寿，两宫落成（按：这年神宗四十整寿，重修乾清、坤宁两宫将竣工），在廷同祝；而启天之祥，实自圣心始。皇上大婚及时，故得圣子早。今皇长子大礼，必备其仪，推念真情，不如早偕伉俪之为适。是上孝奉圣母，朝夕起居，不如早遂含饴弄曾孙之为乐。乞今年先皇长子大礼，明春后递与诸皇子礼。子复生子，孙复生孙，坐见本支之盛，享令名，集完福矣。
用多子多孙的话来相劝，神宗果然动心了，“启天之祥，实自圣心”这句话亦颇有力，诏复即日举行册立太子礼。
一念转移，欢声雷动，唯一不悦的是郑贵妃，以至于神宗的心思又有些动摇，十月初以“典礼未备”为理由，要改期册立。沈一贯封还手诏，力言不可。神宗总算下了决心，十月十五册立皇长子常洛为皇太子。其余诸子，常洵封福王、常浩封瑞王、常润封惠王、常瀛封桂王。不久，太子及福、瑞两王行成年的“冠礼”，大赦天下，上皇太后尊号。下一年二月，册立郭氏为皇太子妃。看来大事已完，其实纠纷正多。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十一、各处矿监无恶不作
不久就有所谓“妖书”案，此是党祸已成，有人故意指神宗立太子无诚意，后将更易，希望激起大政潮，好从中取利，报复政敌，实与深宫无关，不入本文。
深宫所务，诚如《明纪》所言：“神宗万历年间，皇帝唯酒、色、财、气之是求。”而求财则为明朝亡国之因，在立太子的那一两年，正是搜刮最力、举国汹汹之时。
神宗的贪财是本性，从万历二十四年，奸民与太监勾结，用开矿之说打动神宗开始，一发不可收拾。派出监办的太监称为“矿监”，后来通都大邑又普设“税监”，复有“两淮盐监”、“广东珠监”等名目。其中最凶横的是陈增、马堂、陈奉、高淮、梁永、杨荣等人。《明史·宦者传》记这些人的行为，令人发指。试摘录数条如下：
陈增开采山东矿，兼征东昌税，纵容党羽程守训等大作奸弊，宣称“奉旨搜金宝”。又找人告密，诬赖富商巨室私藏违禁物，因而抄家杀人。县官被诬劾，下诏狱。在山东作恶十年。
马堂是天津税监，兼辖临清。一到辖区，就有数百亡命之徒相从，各携带手铐铁链，白昼放抢。恶仆告主，没收财产后，赏给十分之三，破家者不知凡几。因而远近罢市，上万的百姓烧掉马堂的“衙门”，杀其党羽三十七人。结果朝廷大捕暴民，株连甚众。有王朝佐其人，自承为首谋，临刑神色不变，当地老百姓为他立了祠堂。
梁永在陕西监税，陕西为数朝帝都，梁永便在那里掘开历代陵寝，搜摸金玉。又纵容亡命之徒抢劫，以致县令都逃光。陕西老百姓大愤，要杀梁永，梁永逃回京师。
杨荣在云南，肆行威虐，连知府都被抓入监狱。百姓恨之入骨，杀了一名税官，杨荣杖毙数千人作为报复，结果激起民变，杨荣及其同党二百余人被杀。神宗得到消息，痛惜杨荣，好几天吃不下饭。
此外暴虐骚扰的行为不计其数，地方官多怕极了他们。但也有能干的官吏，如上饶县令李鸿听说太监潘相要来勘矿，下令有人敢卖食物给潘相的，处死。潘相到了那里，只好挨饿，无奈离去，愤而报复，奏劾李鸿去官，依然是太监得到胜利。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十二、神宗震怒几乎手刃田义
当时封疆大吏为民诉苦的奏疏，不知凡几，凤阳巡抚李三才所言尤为痛切：
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唯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唯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刮之全，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拿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唯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扬州则鲁保，芦政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粃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夕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
从来犯颜直谏，无有如此疏的不客气的。李三才也是唯一可使此辈畏惮的一个人，前引奏疏中的程守训，就不敢到他的辖区。《明史·李三才传》：
歙人程守训，以赀官中书，为陈增参随，纵横自恣，所至鼓吹盛仪卫，许人告密，刑拷及妇孺。畏三才，不敢至淮。三才劾治之，得赃数十万。增惧为己累，并搜获其奇珍异宝，及僭用龙文服器。守训及其党俱下吏伏法，远近大快。
然而尽管李三才一再奏谏，神宗只以置之不理作为答复。到了万历三十年二月，神宗不知怎么“不豫”，突有大限将至之感，于是急召首辅沈一贯，“谕以勉辅太子，并及罢矿税、起废、释禁诸事”。到了第二天忽又无事了，说过的话也就算了，但停税的诏谕已发，神宗失悔，急令追还。太监田义便劝他：“谕已颁行，不可反汗。”神宗大怒，几乎要亲手杀田义，田义不为所动，而沈一贯大为惶恐，赶紧把手谕缴还。这样的宰相，田义看不起他，吐了他一脸的唾沬。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停止矿税旋复食言
十三、停止矿税旋复食言
因为这是一个造福苍生、千载一时的良机，而沈一贯竟毫无心肝，暂易错失！除立储一事外，沈一贯的相业无闻；而其人则真如崇祯帝所说的“亡国之臣”。《明史本传》记其事极生动，值得为读者介绍：
自一贯入内阁，朝政已大非。数年之间，矿税使四出为民害，其所诬劾逮系者，悉滞狱中。吏部疏请起用建言废黜诸臣，并考选科道官，久抑不下，中外多以望阁臣，一贯等数谏不省……一贯虽小有救正，大率依违其间，物望渐减。迨三十年二月，皇太子婚礼甫成，帝忽有疾，急召诸大臣至仁德门，俄独命一贯入启祥宫后殿西暖阁。皇后、贵妃以疾不侍侧，皇太后南面立稍北，帝稍东，冠服席地坐，亦南面，太子诸王跪于前。一贯叩头起居讫，帝曰“先生前。朕病日笃矣，享国已久，何憾？佳儿佳妇付与先生，唯辅之为贤君。矿税事，朕因殿工未竣，权宜采取，今可与江南织造、江西陶器俱止勿行，所遣内监皆令还京。法司释久系罪囚，建言得罪诸臣咸复其官，给事中、御史即如所请补用。朕见先生止此矣。”言已就卧。一贯哭，太后、太子、诸王皆哭……是夕，阁臣九卿俱直宿朝房。漏三鼓，中使捧谕至，具如帝语一贯者。咸喜。翌日帝疾瘳，悔之。中使二十辈至阁中取前谕，言：“矿税不可罢，释囚、录直臣唯卿所裁。”一贯欲不予，中使辄搏颡，几流血，一贯惶遽缴入。……当帝欲追还成命，司礼太监田义力争，帝怒，欲手刃之；义言愈力，而中使已持一贯所缴前谕至。后义见一贯唾曰：“相公稍持之，矿税撤矣，何怯也？”自是大臣言官疏请者日相继，皆不复听。矿税之害，遂终神宗。
明朝之亡，亡于流寇、党祸，而此二事皆起于矿税。诚如田义所言，局面可以改观，以此推论，沈一贯岂非亡国之臣？
何以说矿税造成党祸？所谓党祸，即是正人君子集团的东林与阉党的势不两立。东林是江苏无锡一个书院的名称，而东林“党魁”则公认为顾宪成。
《明朝的皇帝》 第二部分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十四、顾宪成讲学东林书院
顾宪成官只做到“文选郎中”，确切地说，是“吏部文选司郎中”，这个职位相当于目前铨叙部管人事的一个司长，但权柄之大，连人事行政局长也不能比。“吏部文选司郎中”和“兵部职方司郎中”分别主管文武官员的任命调迁，如果想要红包，那是太方便了。严嵩当国，卖官鬻爵，必须经这两个郎中的手，所以特地设法安插了私人，号称“文管家”、“武管家”。
明朝的人事制度原来是相当完善的，循序渐进，不怕好人不能出头。中级以下的文武官员，由“文选”、“职方”两郎中递补；高级官员，包括宰相之任的大学士在内，由吏部主持“廷推”，依资历提出候补人选，朱笔钦点。万历二十二年，廷推阁臣，神宗先有一道上谕，说是“不拘资品”，于是吏部推了七个人，第一名是王家屏。而王原是大学士，因为争立储而为神宗所驱逐，所以神宗大为不悦，下旨诘责，说“宰相奉特简，不得擅专”。吏部尚书陈有年，也是个骨鲠之士，上疏力争，说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廷推阁臣自有例规，王家屏为宰相有名，既奉上谕“不拘资品”，所以推荐；如果宰相不廷推，将来会开一条捷径，方便了幸进之士。力争不允，陈有年摔纱帽，神宗便把他撵回家。
于是有好些人上疏救陈有年，顾宪成也是其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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