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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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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三十二章 道德悲歌
一曲古今中外罕见的道德悲歌：
十八年，初，宣公爱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以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为太子娶齐女，未入室，而宣公见所欲为太子妇者好，说而自取之，更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齐女，生子寿、子朔，令左公子傅之。太子母死，宣公正夫人与朔共谗恶太子。宣公自以其夺太子妻也，心恶太子，欲废之。及闻其恶，大怒，乃使太子于齐，而令盗遮界上杀之，与太子白旄，而告界盗见持白旄者杀之。且行，子朔之兄寿，太子异母弟也，知朔之恶太子，而君欲杀之，乃谓太子曰：“界盗见太子白旄，即杀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寿见太子不止，乃盗其白旄，而先驰至界。界盗见其验，即杀之。
寿已死，而太子又至，谓盗曰：“所当杀乃我也。”盗并杀太子，以报宣公。宣公乃以朔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为惠公。
《史记·卫康叔世家第七》道德高于生命。太子明知路途艰险，去必亡，仍然手持白旄使节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子寿劝说未果，偷了太子的白旄使节替太子赴死，这居然感化不了太子，他还是随后赶到，让大盗将自己砍死。
透过这曲道德悲歌，分明嗅出了一丝邪味。太子太轻视生命了。不知他人读后作何感想，我心里并不舒服。太子之死，并未换来太平盛世。毋宁说他的死引来了连年的战乱：
太子死后，左右两公子对子朔被立为国君（即卫惠公）甚为不满，公元前696年，发动兵变攻打惠公，改立的弟弟黔牟为国君，惠公逃至齐国。公元前689年，齐襄公受周天子之命讨伐卫国，诛杀了左右公子，拥惠公回国。黔牟逃至周。公元前675年，惠公对周接纳黔牟不满，联合燕国伐周……
太子之死引发的连锁反应，恐怕是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道德反被道德误，太子的死导致的是道德的进一步崩坏。他死后13年，卫国没有宁日，死人无数。太子的亡魂又怎能在地下安宁？
太子死后所发生的一切既是对太子愚蠢行为的辛辣讽刺，又是当时政治体制的鲜明写照。诸子百家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至今熠熠生辉。然而，在建立政治运行机制上，却幼稚得惊人，政治溷浊不堪，无秩无序，无章无法，无依无凭，无善无恶，一切凭君王的个人好恶而定。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讴歌太子们的侠肝义胆与高风亮节，显得十分滑稽。用死去殉自己的理念，并不一定具有道德价值，尽管对个人来说，死是最高的付出，是最高的道德实践。在这里，道德被分裂开来，一部分变为“殉职”，另一部分变为“戕己”。这种悲壮的道德成为中国的一个传统，愈演愈烈，登峰造极时，演绎为不“戕己”就不足以弘扬道德。不少人以死为道德的最高追求，不必以死为代价的场合，也非死不可，否则就没有完美地实现自己的理念。至于“理念”是邪恶的抑或是善良的，根本不予考虑。兽头陶母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道德也是有底线的，底线就是维护生命的存在。动辄视死如归，视生命如草芥，就脱离了道德、价值、理念等范畴的基础，不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
个人道德与制度文化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个人能力实在无法与无所不辖的机制相抗衡。所以，最值得关注的，永远不是个人之睿智、之高尚，而是制度与机制之完善、之合理、之进步。
第四部分第三十三章 殷之三仁
商纣的庶兄微子、箕子与王子比干被孔子誉为“殷之三仁”。史书对此三人的描述或许有溢美之嫌，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武王不计前嫌，不以他们的出身而恶之，这一点颇与建立在血统论基础上的传统政治杆格，大有现代政治家之风范。
武王问政于箕子，箕子不但阐释了他的“天人感应”的宏篇大论，而且提出了著名的上天定民的常理次序。这种常理秩序集中体现为上天赐给禹的“天道大法”九种：
在昔鲧堙鸿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从鸿范九等，常伦所。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鸿范九等，常伦所序。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纪；五曰皇极；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征；九曰向用五福，畏用六极。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
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傅锡其庶民，维时其庶民于女极，锡女保极。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不友刚克，内友柔克，沈渐刚克，高明柔克。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济，曰涕，曰雾，曰克，曰贞，曰悔，凡七。
庶征：曰雨，曰阳，曰奥，曰寒，曰风，曰时。
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史记·宋微子世家第八》周公旦镇压了武庚反叛之后并没有因噎废食，而是以微子取代武庚，让微子治理殷地，这才有了宋之国祚。武王与周公旦确实是一流政治家，不受“敌”、“我”（大凡政治家对这两个概念都是敏感的）的阻滞，用人以公。采取了“商纣不用我用”的策略。或许武王与周公旦算得上伯乐之滥觞。后人常常感叹：千里马常有而伯乐难求。这反映了中国的政治，铁刃铜是在精英政治与唯亲政治之间打转，跳不出这个狭窄的圈子。在这种模式之下，清廉开明的政治，不得不寄托于“明君＋贤相”这个几乎微乎其微的概率上。我们无法用数字形容这个概率之小，只能说，在“概率”之外的悠悠岁月里，百姓只得望天兴叹，任由昏君酷吏欺压与蹂躏。中国人自古就崇尚伯乐，以为那是一种稀缺而又珍贵的资源，得之而喜，失之而悲。中国人很少想过这样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如果建立一种机制，让人才自己脱颖而出，像泉水那样汩汩而流，岂不省事许多？何劳伯乐们四处寻访，饱受车舟之苦。这绝非空想，完全是可能的。在现代民主政治中，“自由竞争”基本解决了“君”的选择问题，文官考试制度基本解决了“臣”的选择问题。伯乐也就可有可无了。
在有效的机制下，人才绝对不是一个个被“发现”的，而是优胜劣汰的自然结果。“机制”选择出来的是一批精英，而伯乐只能一个个地挑选。在需要成千上万人才的当今时代，一两个人才是解决不了什么问题的，非要有效地选择出一大批人才不可。像“殷之三仁”那样的大贤固然求之不得，但不出也罢。
伯乐死，何患无人乎！
第四部分第三十四章 君位继承
自西周算起，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中国的封建统治始终没有建立起君位继承的机制，权力交替之际经常发生政治危机。君死国覆的事情屡见不鲜。从理论上说，君位继承不外“子继父业”与“兄终弟及”这样两种方式（个别情况也有隔代继承的）。然而实际上，发生在权力继承环节上的故事花样翻新，数不胜数，凄凉而又恐怖。
晋献公只是被妖媚的骊姬略施小计，便痛失一位道德高尚的公子，使政治一下子变得溷浊起来：
献公私谓骊姬曰：“吾欲废太子，以奚齐代之。”骊姬泣曰：“太子之立，诸侯皆已知之，而数将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贱妾之故废适立庶？君必行之，妾自杀也。”骊姬详誉太子，而阴令人谮恶太子，而欲立其子。
二十一年，骊姬谓太子曰：“君梦见齐姜，太子速祭曲沃，归于君。”太子于是祭其母齐姜于曲沃，上其荐胙于献公。献公时出猎，置胙于宫中。骊姬使人置毒药胙中。居二日，献公从猎来还，宰人上胙献公。献公欲飨之，骊姬从旁止之，曰：“胙所从来远，宜试之。”祭地，地坟；与犬，犬死；与小臣，小臣死。郦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乎？且君老矣，旦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杀之！”谓献公曰：“太子所以然者，不过以妾及奚齐之故。妾愿子母辟亡他国，若早自杀，毋徒使母子为太子所鱼肉也。始君欲废之，妾犹恨之；至于今，妾殊自失于此。”太子闻之，奔新城。献公怒，乃诛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曰：“为此药者乃骊姬也，太子何不自辞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骊姬，寝不安，食不甘。即辞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谓太子曰：“可奔他国。”太子曰：“被此恶名以出，人谁内我？我自杀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杀于新城。《史记·晋世家第九》申生之死令人扼腕叹息，然而申生的自杀是一种无奈的选择，选择其他出路，只会进一步加剧内乱，进一步把百姓推向深渊。倒是骊姬的两面派手法，成了不朽的遗产，被后人所效法，屡试不爽。
几千年来，究竟有多少公子、皇子被杀，无从知晓，恐怕是天文数字。争夺权位的斗争之残酷之血腥，恐怕在世界上也难寻颃颉者。
君位继承问题自古就横亘在中国人的面前，不贡献大量牺牲，休想越过这个障碍。周礼的核心就是加强宗法统治，当然不可能不涉及到血缘继承的问题。遗憾的是，这是周礼的薄弱环节，成了中国封建制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桎梏。绝大多数动乱与战祸祸起萧墙。统治者家族的内讧，殃及社会，殃及百姓。
“杀君”的事情并不少见，然而多为毫无意义的仇杀，而且一而再再而三地无意义地重复。这与古代西方甚至非洲大相径庭。古代西方的君位继承，经常是以最终杀死国王的方式完成的，代价是换取政治结构的稳定，保证国家最高管理者生机勃发。那是为了制度而杀人。中国的情形似乎相反，是为掌握权力而毁坏制度。在制度不断被毁坏的过程中，“机制”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与条件，一切变得无序而又混乱。春秋·铜矛国家管理者的绝大部分精力放到维护权力上了，几乎无暇顾及国计民生。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也没有寻找到有效的办法，驯服权力这个怪物，取其利而避其害。世界公认的九大奇迹，有三个在中国，足以证明中国人的智慧，然而聪明的中国人就是对权力无能为力，建立不起来有效的控制机制。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出现了一个可怕的真空，权力狂们在这个真空中为所欲为。
第四部分第三十五章 董狐之笔
可以认为，记载春秋战国史实的典籍基本是可信的。替暴君、昏君扬恶弃善或文过饰非的事情并不多见。这一段历史虽距今较为久远，然而可信度却大于其后的历史。董狐与同时代史官相比，高明在他敢于在当事者就在眼前的情况下，直书其丑，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董狐也并非孤独一枝，与董狐之笔相媲美的还有太史直书崔杼的恶行。读《史记》，深感鞭挞暴君昏君的笔墨多，而歌功颂德的笔墨少；揭露腐败丑恶的多，描述太平盛世的少。被司马迁歌颂的多是他心中的道德完人，而非权力拥身的君王。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没完没了的杀戮，我们找到了中国人“窝里斗”习性的渊源。关于“董狐之笔”，司马迁是这样记叙的：
盾遂奔，未出晋境，乙丑，盾昆弟将军赵穿袭杀灵公于桃园，而迎赵盾。赵盾素贵，得民和；灵公少，侈，民不附，故为弑易。盾复位。晋太史董狐书曰“赵盾弑其君”，以视于朝。盾曰：“弑者赵穿，我无罪。”太史曰：“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孔子闻之，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宣子，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出疆乃免。”《晋世家第九》董狐的肝胆卓识、奇言瑰行与天壤同在，与日月同辉，其清名永为后人铭记。
斯时出现董狐并非偶然，说明再溷浊的封建制，也留有一丝民主的缝隙（“分封”本身就有权力分散之含义，与民主相合），不像大一统皇权专制，一丝缝隙也不留，针插不入，水泼不进，政出一门，一切皆由皇帝一人掌握，再耿直的史官也只剩下了唯唯诺诺。三轮铜盘西周、东周，史官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权势们不敢明目张胆地践踏已经成为全体认可的共识。这主要是因为有天子高高在上，形成一定程度权威与权力的制衡，尽管后来“权威”沦为了形式，还是有胜于无。董狐之笔，放置到后来任何一个皇帝那里，都是绝对不能被容忍的。从这个角度看，东周以降几百年历史的惨无人道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说明政治游戏的无序，缺乏有效的机制；另一方面，说明史官秉笔直书，不殉私情，没有他们的努力，也许我们永远得不到信史。先秦，中国政争基本属于明争，秦之后，除了朝代交替之外，政争多为暗斗。权力的高度一元化与政争形式上的变化，对史官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史官畏手畏脚，不再敢按照客观情况直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董狐、太史的生存土壤已经不复存在。以清朝为例。乾隆好大喜功，动用大量人力物力编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征书三千四百余部，然而被定为禁书的竟然多达三千一百余部，能留存下来的只是极小部分。历史像是柔弱的女子，任由强权大汉奸污凌辱。在这种情况下，史书的质量与真实性便可想而知。
董狐之笔，乃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最浓重的一笔。那些倒果为因、指鹿为马、阿谀奉迎、为特定目的而修史的衮衮圣崽，在董狐、太史以及司马迁面前会不会无地自容呢？
第四部分第三十六章 楚庄王与楚平王
楚庄王与楚平王，一明一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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