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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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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第三十六章 楚庄王与楚平王
楚庄王与楚平王，一明一昏，一宽一苛，一仁一暴，恰成鲜明对照，将二者放置到一起，对应比较，味之不尽。
楚庄王开始也是昏君，不纳忠言，后来幡然憬悟，痛改前非，从而创造了一系列不错的治绩。
“一鸣惊人”的典故就出自楚庄王：
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愿有进。”隐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
。”居数月，淫益甚。大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身以明君，臣之愿也。”于是乃罢淫乐，政，所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国人大说。是岁灭庸。六年，伐宋，获五百乘。
《史记·楚世家第十》楚庄王纳谏之后，立竿见影，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公元前603年，楚国灭掉舒国；
公元前598年，楚国攻下陈国，欲将其吞并，群臣庆贺，只有申叔时唱反调：牛践踏了庄稼是不对的，但把牛抢走不免失之过分。于是庄王恢复了陈国的宗庙社稷。
公元前597年，楚国包围了郑国，郑伯的一番话，使楚庄王毅然决然放弃了吞并郑国的想法，与之订立了盟约；
公元前594年，楚军包围了宋都，城内无粮，百姓换子而食，宋国的华元出城道明原委，楚庄王撤兵……公元前591年庄王去世。
山戎·青铜短剑作为庄王的子孙，楚平王迥然相反。他是用诈骗之法杀死两个君王之后继位的。继位之后不纳忠言，不修政治，君子受逐，宵小得志，国家政务狼藉：六年，使太子建居城父，守边。无忌又日夜谗太子建于王曰：“自无忌入秦女，太子怨，亦不能无望于王，王少自备焉。且太子居城父，擅兵，外交诸侯，且欲入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责之。伍奢知无忌谗，乃曰：“王奈何以小臣疏骨肉？”无忌曰：“今不制，后悔也。”于是王遂囚伍奢。（而召其二子，而告以免父死）乃令司马奋扬召太子建，欲诛之。太子闻之，亡奔宋。无忌曰：“伍奢有二子，不杀者为楚国患。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于是王使使谓奢：“能致二子则生，不能将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之为人，廉，死节，慈孝而仁，闻召而免父，必至，不顾其死。胥之为人，智而好谋，勇而矜功，知来必死，必不来。然为楚国忧者必此子。”于是王使人召之，曰：“来，吾免尔父。”伍尚谓伍胥曰：“闻父免而莫奔，不孝也；父戮莫报，无谋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归死。”伍尚遂归。伍胥弯弓属矢，出见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其子为？”将射，使者还走，遂出奔吴。伍奢闻之，曰：“胥亡，楚国危哉。”楚人遂杀伍奢及尚。《楚世家第十》纳谏与拒谏、兼听与偏听，结果天地壤隔。在中国传统政治中，君主纳不纳谏是政治开明与腐败的分水岭。这说明，中国传统政治始终在低层次的框子里转。因纳谏与否，和君主个人的品德习性关系极大。君主的品德习性完全属于偶然因素，是人力难以改变的。如果君主不具备纳谏的条件，硬是逼迫他纳谏，简直是异想天开。楚平王身边并非没有忠臣与大贤，但都被他放逐了，徒呼奈何。
寄希望于个人品质的政治体制，政治家昏庸是常态，政治修明则属于偶然。像楚庄王那样的明君实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真正有效的政治体制绝不惧怕昏君，因为自有逼其就范的机制，有了机制，就不必苦苦等待天降明君了，随便一个“君”，往设计好的程序中一放，他就得按照程序做，一切由不得他。这样的政治体制才是有效的，能让德政持之以恒地流布延续。我们在赞美楚庄王的时候不要忘记：楚庄王由昏君转为明君，实在是一种偶然，他若不转变，楚国就不会有他所创造出的辉煌，楚平王时的大祸就会提前降临到楚国人的头上。一切由偶然凑泊而成。历史赋予了君主太大的主宰权。春秋五霸，表面上是五个国家强盛，实际上是五个政治强人脱颖而出。一人贤明而一国强盛，一人昏庸而一国没落。政治成为了一个人的事情，与众人几乎丝毫无涉。在多数情况下，众人的才智，作为一种资源白白流失掉了。而当贤明君王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时候，众人的才智根本无法弥补由于缺少明君而形成的真空。
治国、平天下的重担总是落在一两个人身上———这不就是中国政治脆弱的致命原因吗？！
第四部分第三十七章 吴越春秋
历史千头万绪，如何把握？不妨通过吴越两国兴衰变幻，管中窥豹，把握纷繁历史脉搏。
吴越这对孽缘邻国，春秋末年开始发生矛盾，愈演愈烈，强弱、胜败数次易手，最后以吴王自刎而告终。吴越两国的恩恩怨怨，包蕴宏远，几乎括尽了人情物理、世事沧桑，给后人留下无穷无尽的启发与遐想。司马迁把这段故事写得惬情尽理，至今仍让人读后心为之动，魂为之牵。
或许由于司马迁起到“导向”作用，或许人们钦佩句践的励精图治精神，读这段历史，人们很容易产生褒句践而贬夫差的倾向。实际上，夫差与句践的差别主要表现在能力与作为方面，与道德、正义等关系并不很大。越王句践最初对吴王阖庐的胜利（公元前496年），就是靠阴鸷惨刻、狠毒恐怖的“自杀战术”取得的。句践让自己的士兵在吴军阵前自杀，吴兵被惊吓之后不知所措，溃不成军，导致失败。
阖庐死前嘱咐夫差勿忘“越国句践杀汝父”。夫差没有忘记父亲的遗嘱，日夜操练士兵，于公元前494年把来犯的越军包围在会稽。此时句践只剩下5000名残兵。
夫差得到一个千载难逢的灭越报仇的机会。然而夫差却因心揣妇人之仁，将机会丧失了。
其实，夫差的妇人之仁只是后来句践转败为胜的表面原因，实质原因要复杂得多，几乎涉及到中国传统政治的全部玄机。吴王夫差矛中国传统政治的第一个玄机就是韬晦。句践深谙此术，而夫差对此却近乎一无所知，这便是夫差败在句践手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句践的韬晦术几近艺术大师之表演，怎么能让夫差解气就怎么来，怎么能让对手一掬同情就怎么来，完全不考虑自己如何丢面子。在生存面前，面子一文不值。于是句践自我作贱，鬼不鬼人不人，与狗彘无异。然而句践心志未泯，胸襟伟岸，炯眼达识。他自励自省，居茆茨之舍，着破损之衣；餐粝啖蔬，仅敷果腹，一切都是为复仇计。为了复仇，外表上露头散发，裸袒箕踞，暗中却卧薪尝胆，以砺己志。这一切与刚愎自用、锦衣饫食的夫差形成巨大反差，夫差根本没有把句践放在眼里，显示出一种执权者的雍容大度，全然不知“小气”乃大度之克星。
中国传统政治家的第二个玄机是女人。让女人搅局，此法一试即灵，屡试不爽。夫差得到了西施，就注定他已经陷入泥沼之中，再难自拔。政治是男人对付男人的游戏，一旦女人插手进来，政治的游戏规则难免遭受篡改，女人很容易掌握主动权。不仅吴国，其后有数不清的王朝都是被女人轻而易举地瓦解的。最后一个皇权王朝———大清也是被女人瓦解的，绝非偶然。奇怪的是，女人的手法始终如一，却丝毫引不起掌权者的警惕，诱饵在嘴边晃动，还是要争相吞食。
中国传统政治的第三个玄机是拒忠臣谏。纳谏则国兴，拒谏则国亡，颠扑不破。然而尽管君王没有愿意丢江山的，绝大多数君王却都是毫不犹豫地选择拒谏，以为拒谏更有利于帝祚永延。吴王身边并非没有谏臣，伍子胥就有一身铮铮铁骨。“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用在伍子胥身上再适合不过了。伍子胥不止一次地规劝吴王及早灭掉越国，以免后患，夫差却将伍子胥的劝告当作马耳东风。最后恼羞成怒，居然赐伍子胥死。伍子胥气愤地说，请挖出我的眼珠，挂在都城东门上，我好亲眼看到越军进入都城！就这样，对越国威胁最大的人物，被吴王自己剪除了，从此，越国再无忧矣。
中国传统政治的第四个玄机是纳奸臣言。谚语曰，物必自腐，而后虫生；《礼记·中庸》曰，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诚哉斯言。吴国有大忠臣伍子胥，也出了大奸臣太宰。本来，句践已经命悬一丝，岌岌可危，是太宰救了他。而杀死伍子胥的真正凶手也是太宰。吴王对奸臣太宰几乎是言听计从。死前才省悟：是太宰害了孤！
吴国战败，虽然句践答应将吴王安置到甬东，统治100户，然而天地不仁，造化无力，吴王耻于苟活，还是拔剑自刎了。吴王弥谤阻谏，终而失国。
中国政治的第五个玄机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政治斗争的胜利者难以逃脱这一命运。功臣范蠡也不例外，只不过范蠡先一步识破了玄机，采取了对策而已。这将在下一章论及。
中国传统政治的第六个玄机是以民为牺牲，毫不吝惜。吴越之争，争的是霸权，是主从关系，并不能德泽黎庶，恩被百姓，百姓因战争而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即使是战胜国，百姓也丝毫得不到任何利益。相反，每一次战争，都会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列举这些就足够了。这些玄机与社会发展及文明进步有何必然性呢？相同事物的累积能够推动事物发生本质变化吗？政治玄机又能给予后人什么警示呢？
有时，历史事件变幻千年如走马，而历史事件所蕴含的玄机却一以贯之，千年而无丝毫变异。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读吴越春秋不然，越读越糊涂，越读越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憋闷在心中。
第四部分第三十八章 范蠡避免死狗烹的韬略
平定吴国之后，越国句践愈发不可一世，号称霸王。就在此时，范蠡悄悄离开了越国。他在齐国给种（越国的另一位功臣）发来一封信：
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看过范蠡的信，种声称有病不去上朝，有人中伤种作乱。于是句践赐给种一把剑，对他说：
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种在威逼之下，只好自杀。
范蠡与种，两个功臣，走则保命，留则亡身，形成鲜明对照，让后人握拳搓手，嗟叹不已。
范蠡之高明，不仅在于及时免祸，更在于他在脱离政治领域之后，在经济领域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功。他三次搬家，三次创业，均获成功，成为名副其实的敛财与聚财高手。他先是在齐国的海滨从事农耕，聚财达数十万，因此名声大振，齐国曾聘请范蠡为国相，他说，长久享受尊贵的名号不吉利，毅然归还了相印，散发了家财，搬迁至陶地。在陶地，耕种之余他等待做买卖的时机，获取十分之一的利润，果然又获得成功，聚财万万，名振四方，人称陶朱公，受到广泛尊重，并留下“陶朱之富”的美谈。总之，范蠡的后半生，除了一个儿子犯命案营救未果被处死之外，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吉星高照，心想事成，顺到不能再顺了。似乎作为百姓的范蠡并不比作为政治家的范蠡逊色。
显然，司马迁在告诫后人两个道理：第一个道理是，良臣谋士，功成名就之后脱离君王自谋职业，才为正途，留恋权位，必自食恶果；第二个道理是，人之才能，并非只有从政一条可以施展，条条道路皆可通向成功。
司马迁的第一个告诫是千真万确的，然而现实中按照他的告诫去做的却凤毛麟角，一代代良臣谋士因留恋权位而遭殃，一代代的有识之士蹈袭覆辙，甘愿被烹被诛被砍被杀。在皇权专制体制下，权力实在太诱人了，成为人生追求的最高目标，冒死蝉纹铜矛也要为之一赌。这一赌博具有无限魅力，千古不衰。
司马迁的第二个告诫似有问题。司马迁关于条条道路通向成功的想法似乎有些剑走偏锋。封建制也好，皇权专制也好，都逼迫人们拥挤在狭隘的仕途之路上，这一方面是统治者有意为之，另一方面是因为专制统治者把条条路都堵得严严实实，无路可走。士大夫走上仕途，也属形势所迫，个人意志难以改变。范蠡经济上的成功纯属个案，并不具有普遍意义。就算范蠡搬家实有其事，想必句践还是对范蠡手下留情了，否则，派刺客追杀，哪有杀不死范蠡的道理？范蠡规劝种，让他效法自己出走。就算种照计而行，也未必如同范蠡那样好运，未必躲得过句践爪牙的追杀，最终还不是身首异处！经商而无政治势力庇护，就摆脱不了“奸商”恶谥；务农而不当官，就难以摆脱“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处境。范蠡还是得到了句践的关照，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既然如此，关于范蠡辞官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就只能姑且听之，而不能过于认真。
有学者说，范蠡的故事纯属司马迁造穴生风，凭空烹制出的一脔精神美食，让人们歆享。我想，以司马迁之人品，凭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大，但糅杂进去一些捕风捉影的成分，进行夸大、渲染，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
第四部分第三十九章 最大的遗漏与败笔
《史记》最大的遗漏与败笔，是忽略了郑国贤士子产这位不仅在春秋时代独一无二，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一时无两的伟大人物。《史记》重彩浓墨地为伯夷叔齐立传，不遗余力地为出走之后的范蠡歌功颂德，千方百计地为李陵这个并不重要的人物开脱罪责……惟独在记叙子产这一人物时，惜纸吝墨，一带而过，让这一闪光的人物沦为了可有可无的配角。这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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