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潜规则-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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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是战国七雄中最弱的国家，但却出了两个重量级“法术势”大家，精通驭臣之术。一个是申不害，另一个是韩非。显然，司马迁对这两个人物并不感兴趣，舍不得在他们身上多施笔墨。申不害理政的十多年，国泰民安，海不扬波，既无外侮，又无内乱，是韩国最有起色的一段金色时光。按说应该重彩浓墨，大书特书，然而司马迁的记述只有寥寥数字：八年，申不害相韩，修术行道，国内以治，诸侯不来侵伐。《史记·韩世家第十五》对申不害，司马迁采取了既忠于史实又不张扬的策略。挑剔的批评家亦无话可说。这并非疏忽，在《老子韩非列传》中，涉及申不害的文字也是屈指可数，看来司马迁是有意为之。因为中国的驭心术及其派生出来的种种策略，对臣僚与百姓意味着什么，司马迁心里有数。《韩非子》书影韩非并不比申不害强多少。尽管司马迁对韩非之死抱有同情，耿耿于怀，但在韩世家中，司马迁对韩非并未大事渲染，几乎是一带而过，记载韩非的文字同样是寥寥数字：　　　　
　　　　王安五年，秦攻韩，韩急，使韩非使秦，秦留非，因杀之。　　　　
　　　　《史记·韩世家第十五》司马迁钦佩韩非横溢的才华，惋惜他的悲剧命运，所以在《老子韩非列传》中引用了他的《说难》。司马迁痛惜韩非虽在理论上深谙“说”之难，条分缕析，切中肯綮，然而最终还是逃脱不掉“难”。怎能不让同样才华横溢的司马迁惺惺惜惺惺。司马迁看重韩非的是其才，而非其权术思想。《说难》并不能代表韩非的主要思想，却能代表韩非的才华与命运。韩非的主要思想在于将“法术势”集于一体，上升到新的高度，形成独立而又完整的统术。显然，司马迁对此是不感兴趣的，只是把韩非与老庄并列，肯定其思想的哲学价值。在这里，司马迁的价值倾向纤毫不隐，跃然纸上。司马迁对法家所采取的低调姿态，不仅表现在篇幅设置上，而且表现在许多篇章的内容上。他所歌颂的，不少都是背法家之道而行的人———如尧、舜、禹、殷之三仁、程婴、公孙杵臼、叔齐、伯夷等。对于精谙权术、溜须钻营的人，司马迁往往嗤之以鼻。记得二三十年前，曾有人硬将司马迁归到“法家”之列，司马迁若地下有知，定会莫名其妙。　　　　
　　　　


第五部分第四十四章　评司马迁《史记·魏世家第十四》篇末论赞

　　　　战国初期，魏国一度是最强的国家，至战国末期一衰再衰，终至不堪一击。其故何也？司马迁在《魏世家第十四》的篇末论赞中，仰天追心，感慨万端，亮出了自己的看法：太史公曰：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史记·魏世家第十四》司马迁之哀婉，并非仅仅针对魏国，也适用于燕国等其他被秦灭亡的国家。此论历来为史家所诟病，有人认为司马迁激奋之极，故作此语。实际上无须为司马迁辩护，这短短数语，恰恰反映了司马迁的历史观与社会发展观。许多批评司马迁的人，历史观并未脱离司马迁之窠臼。　　　　
　　　　无论对司马迁的论赞作“庄”的理解抑或作“谐”的理解，都是站不住脚的。六国为秦所灭，首要原因既非六国的政治不够修明，没有惟才是用，也非“天方令秦平海内”。　　　　
　　　　六国亡于秦的首要原因在于：中国不存在诸侯国和平共处的社会土壤与共同协商的政治氛围（这一点与西方大相径庭，欧洲的诸侯国在大多数时期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春秋百国、战国七雄，非问罪即杀戮，非攻城即征伐，不曾有一日安宁。杀来伐去，最终势必弱肉强食，归于一统。即使秦不消灭六国，也一定有一强者充当这一角色。不仅强国有强烈的争斗意识，弱国同样有争斗意识。六国“合纵”期间仍然纷争不停，一日也没有实现真正的“合纵”。从未有人认真想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哀民生之多艰”之类比战争重要得多的事情。即使贤明的君王，也是三月不战则病，一定要找个借口释放一下多余的能量。执是之故，春秋战国期间，为缁铢小事大动干戈的事情屡见不鲜，每每有未受某某的礼遇便发兵攻城的荒唐事。“政治”公众事务的本意沦为了强者股掌中的玩物，怎么好玩就怎么玩。　　　　
　　　　从春秋五霸的霸权之争，到秦国吞并六国之战，数百年间，无一日没有战争，无一日没有杀伐。从诸侯国的封建制政治格局形成之日起，就存在战争这样一种瓦解它的势力，使这一格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由秦国来瓦解，是一种偶然，这种偶然寓于以下的必然性之玉鹿中：中国人好斗、不安于划分好的势力格局，总想觊觎他人的利益；中国人不善于和平共处，都想争当强者；中国人不习惯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缺乏对共同利益的敏锐嗅觉与洞察力……以上种种，大体决定了中国政治格局的走向。　　　　
　　　　司马迁虽然未能认识到这一点，但他总比许多至今仍盲目歌颂秦始皇的人高明得多。司马迁并不是简单地看待秦始皇称帝，他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结论如何不论，这种思考殊为可贵。　　　　
　　　　


第五部分第四十五章　齐威王与齐宣王

　　　　齐威王与齐宣王是战国时期齐国的两位贤明君王。　　　　
　　　　齐威王之贤明在于他自觉地近君子而远小人，任由“小决”冲刷自己的过失，而且闻过则喜。不像其他君王，闻过怒，寻衅杀人。齐威王对待君子与小人态度殊异：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魏，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余年。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这段史实出自中国，实在匪夷所思。历来中国的君王与皇帝，哪一个不是争先往佞臣布下的谄谀口袋里钻，惟恐马屁拍得不够响，惟恐太平粉饰得不充分。哪有喜欢批评自己的？彩绘兽纹镜齐威王几乎是惟一的例外。即墨大夫是被谗言纠缠的众矢之的，齐威王却封他万户食邑；阿城大夫誉言满天飞，却被齐威王烹了，连同那些阿谀小人也一起烹了，一个也不留。齐威王懂得，干好事的不用声张，故意声张的一定没干好事。齐威王死后，齐宣王即位。齐宣王也有过人之处，那就是他具有海纳百川的气量。他惜才如命，喜欢谈道论经，辩论问题，创建了彪炳史册的稷下学派。君王培育一个学派，而且这个学派不是以阿谀逢迎为己任，允许自由驰骋，自由言说，这在中国，除去稷下学派，别无他例可寻。聚集在稷下的有驺衍、田骈、慎到、接予、环渊等76人。齐宣王供吃供喝，赐给府第，封为上大夫，要待遇有待遇，要地位有地位，让他们专门研究学问，建立学问殿堂。稷下学派所聚拢的都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不像信陵君等养的“食客”，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盗世欺名之辈。这种官学分立的作法，与中国传统大相径庭。中国在西周就已经确立了“官师不分”的模式。那时，只有“官学”，没有“私学”，个人无法讲授学问，只能以官的身份宣讲。虽然孔子开创了“私学”，但并未得到发展与普及。就学术来说，正统之外，基本没有生存空间。后来发展为“以吏为师”，学问更是定于最高统治者的金口玉言，毫无竞争、辩论之余地。　　　　
　　　　然而齐宣王却能让学问独立于权力，特立独行，我行我素，这实在很了不起。齐威王与齐宣王，一先一后，两代明君，垂于青史，成为中国人的骄傲。齐威王以其明察秋毫，让周围国家二十多年不敢向齐国发一兵一卒；齐宣王所建立的稷下学派，成为中国学苑中一枝怒放的奇葩，提到中国思想史、学术史，无法回避“稷下学派”这四个字。君王做到齐威王、齐宣王的份上，足矣。　　　　
　　　　


第五部分第四十六章　孔子不是圣人，是思想家

　　　　孔子是春秋战国交替之际的大人物。《史记》将其纳入《世家》详写，足见重视。　　　　
　　　　面对礼崩乐坏、人心不古的道德颓势，惟有孔子满眼涕，无限神伤，衔哀致诚，纡徐不迫，不忧谗，不畏讥，奔走呼号，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百折九死，不易其志。力单势孤，不足以竦动时听，但孔子并不放弃，坚持己见，直至辞世。　　　　
　　　　孔子本是“放旷乐观，随缘自适”之人，却死抱住已经被众人弃之如草芥的“礼”，未免过于迂腐与执拗，所以多为世人诟病。窃以为，众人皆醉，惟孔子独醒；众人皆浑，惟孔子独清。以此喻孔子，并不为过，孔子确实是千古无两的思想巨擘。　　　　
　　　　不过，孔子并非圣人，而是思想家。孔子之伟大并不在他是弟子满门的师座，也不在他留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语》，当然也不在他修编六艺———这些功业都不足以概括这位先哲。孔子之伟大，在于他曾经为中国人形成优良国民性提供一种可能，尽管这种可能并没有化为现实。　　　　
　　　　在众多优良国民性中，最重要的一种就是保守传统的精神。特别是对民族认同的“语言”———礼仪礼节、程式程序、祭天祭祖、四时节期、问候酬酢，应该以保守为主，以变易为辅。否则就形成不了良风美俗，养成不了遵从“契约”的习惯（这是非常重要的）。孔子所主张保留的，有许多不适于时代要求的东西，但也有许多绝对应该保留传承的东西。总的说，一个民族，只有整体受到某些约定俗成契约的规范，才可能成为勤劳的民族、纯朴的民族、优秀的民族。　　　　
　　　　孔子闻韶处孔子是惟一一位认识到规矩方圆对提高民族凝聚力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认识到形式化、程式化因素对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认识到传统承继对道德起到关键作用的思想家。孔子竭力劝说世人不要让周礼中断，应该以周礼规范人们的一举一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其中有限制百姓自由的消极一面，但也包蕴着以民俗民约规范人们行为的积极思想。概而统之地否定孔子思想，在国民性培育方面，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都会造成无以估量的损失。遗憾的是，孔子的真知灼见没有被当时的多数人接受，特别是没有被当权者接受，所以无法得以实施。寻常论家每每把孔子的失败归结为他“逆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似乎孔子注定要失败。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说法。其实，只要认真阅读《史记》，谜底自然浮出水面：　　　　
　　　　景公问政孔子，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得而食诸！”他日又复问政于孔子，孔子曰：“政在节财。”景公说，将欲以尼溪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所以先细民也。”后景公敬见孔子，不问其礼。异日，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齐大夫欲害孔子，孔子闻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鲁。《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司马迁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孔子的思想不得人心。齐景公几乎已经被孔子说动，晏婴却谏阻齐景公，说繁文缛节几代人也学不完。寥寥数语就让齐景公对孔子下了逐客令。晏婴口才上佳，但他贬低孔子主张的理由并不复杂，一言以蔽之，无非是“礼”太麻烦，不可为。　　　　
　　　　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怕麻烦，或曰懒惰，不愿意做不能直接收获利益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一个根深蒂固的劣根性。那些认为中国人自古勤劳的妄说，没有顾及最基本的历史事实。按照礼法做，确实很麻烦，但也受益良多，能够提高全民的文明教化水平。不讲礼法，没有规矩套子，简单是简单，总觉得缺乏点涵养，低俗粗鲁。　　　　
　　　　孔子种学绩文，旷怀高识，为后人所景仰。但孔子最伟大之处在于，他丝毫没有苟且疏懒的恶习，他“不求苟说于世”，只求把自认为搞清楚了的问题告诉世人。他有一种强烈的让中国人温文尔雅、知书达礼的愿望。他收弟子，向他们讲学，也是为了这个目的。他流离穷厄，居无定所，无一瓦之覆，一垅之植，惶惶然如丧家之犬，仍孜孜不倦，示人以方圆，诲人以规矩。可惜，包括他的学生在内，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他的苦心，也没有一个人真正懂得，在礼的问题上，孔子一个人是对的，大家是错的。司马迁高度评价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然而司马迁又以“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作结，可见，司马迁并未发掘出孔子最有价值的地方。　　　　
　　　　


第五部分第四十七章　孔子的缺失

　　　　———虚伪与诡辩　　　　
　　　　汉武帝把儒学立为正统学术，后人因袭，除了儒学自身价值之外，主要是看中儒学的虚伪与诡辩两个特点。正是这两个特点，可以为历代统治者所用，而且屡试不爽。司马迁在给孔子所作世家中，一方面热情地讴歌他的功绩，另一方面也揭示了他的虚伪与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