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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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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96年，孔子56岁的时候，他由大司寇代理国相职务，仕途达到巅峰。孔子也是人，不免喜形于色，得意忘形。这时，他的弟子提醒他说：“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并没有自我反省，而是巧言驳斥了弟子：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一句“乐在身居高位而礼贤下士”的“两面话”，就把弟子的诘问抵挡过去了。也就是说，面对祸福不喜形于色与升官发财后喜形于色，二者都是成立的。两套话语，各得其所。此场合用此，彼场合用彼。因此而立于不败之地。开了一个恶劣的先河。第二处是：
孔子经过流离颠沛，返回卫国，寄住在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夫人叫南子，想必相貌不一般。她见孔子返回卫国，就放话说：“各国君子，愿意与我卫国国君以兄弟相交的，必须先来见一见我，我愿意与君子会见。”孔子听到这话之后，先是推辞一番，然后还是见了南子夫人。孔子给南子夫人行了大礼，听到了南子夫人环佩玉器首饰发出的撞击声响。事后孔子表白：“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
弟子子路听孔子辩解之后很不高兴，孔子连忙向子路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一向不信“怪力鬼神”，“天厌之”又有什么用呢？孔子之虚伪，由此可见一斑。第三处是：佛反叛赵简子，占据了中牟。他要求见孔子。孔子准备去。子路阻拦说：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很机智地躲过了子路的责难：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史记·孔子世家第十七》孔子弟子守丧图纯属诡辩！佛背主，不能与这样的人交往———这正是孔子平日教导弟子的。事到关头，孔子却要与之交往，还振振有辞地为自己辩护。很清楚，孔子分辩根本不成立，但孔子在弟子面前永远是真理化身。后来，中国统治者以儒学为正统，早早种下了虚伪与诡辩的夙因，使得统治术有了可以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单就这一点而言，孔子难脱其咎。
第五部分第四十八章 评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世家
秦失其鹿，群雄竞逐；欲振颓纲，云谁克补？就在此时，陈胜、吴广乘机横空出世。
“世家”为王侯传记，司马迁将陈涉列入了世家，后人多认为是司马迁惺惺惜惺惺故。持此论者多引用司马迁如下说词：
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史记·太史公自序第七十》通观《陈涉世家》全文，与其说司马迁赞美陈涉，不如说司马迁感慨不施仁政的专制皇权的脆弱，不堪一击。司马迁用反衬法抒发了自己的胸臆：陈涉既说不上聪明，又没有超人的能力，但强秦在他面前，一捅即破。强与弱的转化实在是太神奇了。所以，我们与其简单地把《陈涉世家》视为陈涉的赞歌，不如当作秦朝的挽辞与警世鸣钟。
在分析从陈涉起事到秦灭亡这段历史时，司马迁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陈涉起事基本属于“首创”，在秦朝之前的封建社会里，从未出现过如此规模的民众起事，更没有成功之先例。春秋战国时期，存在另外一种机制，即内部调节机制。那时更换君王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鲜事。遇到昏聩的、愚钝的或者与国家大为不利的君王，自有一股力量积聚起来中止其权力。如果做一统计定会发现，春秋战国时期通过这一机制更换君王的事件绝不在少数。而君王被百姓（或借助于百姓力量）推翻的事件，一件也没有发生。这绝非偶然，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与文化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把一切变革之路———哪怕是微小变革———都给堵塞得严严实实，针鼻大的孔隙也不留。水壶的盖子还要留一个孔以排解气压，没有这个孔，达到一定温度，非把盖子崩到空中不可。秦朝的政治体系就像没有留汽孔的水壶，水开了，水壶便爆炸了。春秋战国的政治体制都是留有汽孔的，所以没有秦朝那样的危险。春秋战国归于一统，并不是水壶爆炸所致，而是诸侯国之间兼并的结果，这完全属于另外的性质。
通常认为，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皇权专制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必然”。这种认识大有问题。至少在政治体制上，秦朝较之春秋战国，无论在科学性上还是在实用性上，都大踏步地后退了。后退的最主要表现就是“民主”程度大大降低，政治由一定程度的多元转为一元，一定程度的“多言堂”为“一言堂”所取代。至高至尊、为所欲为的皇帝把“水壶盖子”上的汽孔给严严实实地封死了，“爆炸”成为早晚的事情（形成周期性的“农民起义”）。秦之后，平均不到百年就有一次大“爆炸”，动辄死人数十万，上百万。遑论房屋被烧毁，文明被破坏。
秦朝只维持了十多年就土崩瓦解了，后来的专制王朝都比秦朝长寿些，这是因为后来的王朝越来越有经验，有一套补救措施，但无论怎样弥补，最终还是要“爆炸”。因此，中国两千年专制王朝，农民暴动、农民战争如河沙穴蚁，无法计数。政治体制在破坏———建立———再破坏的循环中延续着。新建的王朝毫无新意，都仅仅是更换皇帝的姓氏而已。
从这个角度看，秦末出了陈涉、吴广，与其说值得赞扬，不如说应该哀叹，表明定期不定期的“大爆炸”已经开始了！司马迁并未给陈涉、吴广以特别的赞扬，甚至未给《陈涉世家》写论赞，而司马迁对自己所钦佩的人物———如孔子、微子、句践、吴太伯、齐太公、鲁周公、燕召公、卫康叔等都是充满溢美之词的。不宁唯是，司马迁在《陈涉世家》中对陈涉、吴广及其部下的残暴、野蛮与窝里斗多有揭橥：
其一，葛婴在东城立襄强为楚王，后来听说陈涉已经自立为王，旋即杀死了襄强，主动向陈涉汇报事情的经过，毫无隐瞒。按说不知者不为过，然而陈涉知道此事之后马上处死了葛婴。其二，将军田臧等人密谋：周章的军队已经溃散，秦军迟早要来，不如以精锐部队抵御秦军。代理王吴广骄横，又不懂权谋，不杀了他，我们的计划恐怕无法实现，于是假托陈涉王的命令杀死了吴广，把吴广之头献给了陈涉，陈涉非但不治罪田臧一干人，还加封田臧为上将军。
其三，陈涉自立为王不久，围打郯城时，陈涉任命武平君畔为将军，督率郯城下的各路军马。秦嘉拒不接受这个命令，自立为大司马，并对他人说：“武平君年轻，不懂军事，不要听他的！”接着假托陈涉王的命令残酷地将武平君畔杀死了。其四，陈涉称王之后，原来一位与他一起耕田的伙计闻听陈涉称了王，前来投奔他。把守宫门的长官将他绑了起来，经反复解释才松绑，但仍不肯通报。陈王出宫被他看见，他高喊陈涉的名字，陈涉这才召见他，与他同乘一辆车子回宫了。这个伙计被宫殿的豪华惊呆了，说了一些陈涉不爱听的话，加之总是提及往昔的事情，惹得陈涉很不高兴。在下臣的劝说下，终于把这个伙计杀死了。
其五，陈涉大军退回到汝阴下城父时，陈涉的车夫贾庄杀死了陈涉，投向了秦军。……可以想像，若陈涉成事取代秦二世，当上张楚皇帝，那么无论在专制方面还是在残暴方面，都会比秦有过之而无不及。原因很简单，陈涉起事，惟一动机就是“取而代之”。再加上陈涉、吴广都没有么文化，人治的随意性也只会在秦始皇之上，而不会在其之下。
综上所述，将陈涉列入世家，不能不说是司马迁的一个败笔。
第五部分第四十九章 女人在中国政治舞台中所扮演的角色
司马迁单独为女政治家们写了一篇世家。值得注意的是这篇世家的开场白，道出了其主旨：
自古受命帝王及继体守文之君，非独内德茂也，盖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兴也以涂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兴也以有，纣之杀也嬖妲己。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厘降，《春秋》讥不亲迎。夫妇之际，人道之大伦也。礼之用，唯婚姻为兢兢。夫乐调而四时和，阴阳之变，万物之统也。可不慎与？人能弘道，无如命何。甚哉，妃匹之爱，君不能得之于臣，父不能得之于子，况卑下乎！既欢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终：岂非命也哉？孔子罕称命，盖难言之也。非通幽明之变，恶能识乎性命哉？《史记·外戚世家第十九》这段文字反映了司马迁的政治观、社会发展观与女性观。由于特别看重女人的作用，看重婚姻的作用，而常常受到后人的诟病。许多人因此而把司马迁当作是“女人祸水论”或“女人决定论”之滥觞。实际上，司马迁所讲并非虚词，基本符合历史演变的实际情况。汉长安城图涂山氏、末喜、有、妲己、姜原、太任、褒姒等女人都是历史上实有其人的；妲己、褒姒的祸国殃民历史上也是实有其事的。司马迁的分析是中肯的，尽管不十分到位。中国的政治体制———无论是始于西周的封建制抑或是始于秦的大一统皇权专制———十分重视宗法制度与血缘关系。既然讲血缘关系，就不可能把女人排除在外，让女人作壁上观。“女人不参政，不议政”的规矩管“明”不管“暗”，祸起萧墙之事屡见不鲜。
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女人是政治制度与规则的瓦解剂，由于女人———特别是女强人———的存在，使得政治变得混沌暧昧起来。没有一个王朝嘴上不说“严禁后宫干预政治”的，也没有一个王朝的后宫不干预政治的。政治斗争从来都是在男人与女人这样两个不同领域，以不同的方式展开。王朝葬送女人之手，既正常又合乎逻辑。
如果把“女人祸水论”理解为女人之间的政治争斗更不规范，更多地使用惯例之外的手段，更难以让全体朝臣参与的话，“女人祸水”之说确实是成立的。它意味着存在一种暧昧的、隐蔽的、无迹可寻的、难以规范的政治势力，不知这股势力何时兴风作浪。这本身就潜伏着巨大的危机。
汉王朝丧于宦官十常侍作乱，十常侍与何进各有一位太后靠山，实际上是外戚与外戚之
间的内讧。耗来耗去，把汉的气数耗尽了。唐的衰败起于杨玉环得势，杨国忠专权，导致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便一蹶不振了。
李自成得江山，旋即得而复失，主要原因是李的部下刘宗敏霸占了吴三桂的爱姬，激怒吴三桂，导致他引狼入室。
满清之覆灭在于西太后专权，打乱了规矩礼法，破坏了游戏规则，游戏无以为继。……女人，能忽视吗？
第五部分第五十章 《史记》之真实性
《史记》之真实性，于卷五十可略见一斑。
司马迁写《史记》，恰值汉武帝执政。汉武帝是个骄横的帝王，刚愎自用，盛气凌人。
然而，却允许司马迁以春秋曲笔对汉高祖大不敬，揭露汉高祖小肚鸡肠、寻机报复的“前科”。司马迁写了，汉武帝居然没有删，在他眼皮底下通过了。这确实令人惊诧。这足以说明，汉武帝之专制，远未达到专制之极致。否则以下记叙绝不会漏网：高祖兄弟四人，长兄伯，伯蚤卒，始高祖微时，尝辟事，时时与宾客过巨嫂食，嫂厌叔，叔与客来，嫂详为羹尽，栎釜，宾客以故去。已而视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为帝，封昆弟，而伯子独不得封。太上皇以为言，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为其母不长者耳。”于是乃封其子信为羹颉侯。而王次兄仲于代。《史记·楚元王世家第二十》在帝王家族的传记中，作者如此大不敬，揭老祖宗的底，极尽挖苦讥讽之能事，既表现了司马迁的落落胸襟，也从侧面反映了皇帝（即使是汉武帝这样独断专行的皇帝）也有其开通的一面，并没有完全把人们的嘴堵死。“羹颉侯”之“颉”作“刮”义，实际上就是刮锅侯。就因为高祖落魄的时候，大嫂刮锅，以示无羹，高祖怀恨在心，当皇帝之后，将“羹颉侯”如此不雅的称谓赐予了大嫂的儿子信，信也只得无奈地接受。
这个故事本身是小事一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值得我们深思的是，后来的帝王逐渐失去了汉武帝的宽容大度。换一个帝王，“羹颉侯”式的写实的史实记录，早就被文网捕获了，杀头，灭九族，未可知。秦朝例外，自汉朝起，“民主”与自由度由强而弱，不是递增，而是递减，有逆文明发展规律，这是一个言之令人汗颜又不能不承认的现实。中国的政治，汉至唐宋，还是比较开明的，有一定的自由空间。元、明、清以降，一代不如一代，一蟹不如一蟹（只有元朝比其后的明、清更专制，是个例外），至清末，已经远不如汉唐的民主因素多了。
我们可以从文字狱的视角考察“文明倒退”这一特殊历史现象。按理“羹颉侯”应在文字狱的网罗之列，然而司马迁却得以幸免，实在万幸。若司马迁的时代汉武帝就大兴文字狱，《史记》就不会有今日之面貌了。文字狱肇始于北宋苏轼的乌台诗案，其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至于因一篇文章而被定成死罪，因一西汉·彩绘陶乐舞杂技俑句话被流放或监禁。
形成倒退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秦始皇的过度的“严”导致了汉朝相对的宽。而由“宽”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又逼迫统治者不得不一点点把口袋扎紧，最终形成“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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