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潜规则-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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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第五十五章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冲突

　　　　西汉最大的矛盾与困惑是，封王的政治体制与黄老治世思想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作为哲学思想的“无为而治”或许具有一定意义与价值，作为政治学的“无为而治”并不是一种真实有效的治术。将二者混淆，只能导致事倍功半。这一点，汉朝的当事者以及司马迁都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迁延至今，仍是一团混沌，并未得到认真的梳理。　　　　
　　　　最初，“无为而治”统治策略的弊端并未充分暴露出来。大家还盛赞曹参“无为而治”的成功。殊不知，曹参推行的“无为而治”中已经孕育着政治危机。王权正一点点被皇权吞并，已经露出权力归于一统之端倪。　　　　
　　　　这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在中国实行分权的政治体制，实行哪怕是不充分的地方自治，都是很难的。其中原因之一是缺乏文化上的支持。王权受不到约束与监督，恶性膨胀，很快就会威胁到中央的权力。此时，中央集权便得以名正言顺地绞杀地方权力。具体说，王权不遵守“礼治”、“礼法”是问题症结之所在。王权没有被约定俗成的范式所框定，随意性极强。一旦为王便为所欲为，超越王权的范围，这个问题，从刘邦封王的那一日开始，始终没有得到解决。　　　　
　　　　梁孝王刘武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史记·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王宫豪华、珠宝无数，只是一个方面。梁孝王行为的不检点远不止于此。在皇帝立太子的问题上，梁孝王怨恨袁盎等议嗣大臣，暗杀了十多位。梁孝王刘武哪里还有半点自我约束，哪里还像王，分明是未有名分的皇帝。　　　　
　　　　梁孝王的儿子济东王刘彭离子承父性，骄纵凶悍，打劫杀人，掠夺财物。被他杀死的人，有案可稽的就有百人以上，弄得一时间无人敢夜行外出。经告发，刘彭离被贬为庶人，迁大河郡。（出处同上）　　　　
　　　　临江王刘荣被立四年，“因侵占宗庙墙外土地扩建宫殿而获罪，畏罪自尽”。（《史记·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鲁王刘余“喜欢建造宫殿、苑囿，畜养狗马……”。（出处同上）汝南王刘非“喜好使弄力气，建造宫殿，招纳地方豪杰侠士，十分骄横”。（出处同上）　　　　
　　　　刘非之子刘建是西汉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有名的纨绔子弟。他为王七年，坏事做尽。易王死去，尚未发丧，刘建就看中了易王的美人淖姬，夜晚派人把淖姬掳来，与她行云雨之乐。刘建与自己的亲姊妹也有奸情，皇帝知情后，刘建畏罪自杀。（出处同上）胶西王刘端“为人残暴凶狠，又患有阳痿病，一接触女人就病几个月”，自己不能布云施雨，于是对偷情犯事的处罚极其残忍，这已属变态。他手下的郎官有淫乱行为，诛杀他倒也罢了，刘端却将其儿子母亲一起诛杀。他自己则“屡次触犯朝廷法令”，对于守法的大臣，只要到了他胶西的地盘，总是找他们的“罪过”报告皇帝，找不到的就用药毒死了事。（出处同上）赵王刘彭祖“为人巧诈奸佞，卑下奉承，表面上谦卑恭敬，内心却克薄阴毒。喜好玩弄法律，用诡辩中伤人。”（出处同上）　　　　
　　　　赵王彭祖的太子刘丹与胞姐通奸。江充告发了刘丹，刘丹才被废黜。（出处同上）中山靖王刘胜“喜饮酒，好女色，有子孙一百二十多人”。他的亲人都指责他：“中山王只是每日淫乐，不帮助天子抚慰百姓，如何可以称为藩臣！”刘胜却在位42年安然无事。（出处同上）……管窥以上各王之一斑，可知王之全豹。为王则骄，得势则淫。王之腐化堕落远甚于皇帝。分封制在中国之行不通，被封者不能自我约束，是个重要原因。地方势力永远是政治动乱的源泉。不过，还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考察这个问题，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从来都没有认真考虑过真正分权给地方，让地方得以真正地自治。没有真正自治，地方又总想自治，僭越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吴越反叛之后，中央开始往回收权，撤除丞相，改为相，佩戴银印。诸侯王只能享有租税，其他权力皆被解除。穷的王只能乘坐牛车了。造成这一结局，固然是“王”们咎由自取，但也不能不说是政治体制的一个缺陷。　　　　
　　　　


第六部分第五十六章　伯夷、叔齐

　　　　———两位国宝级人物　　　　
　　　　司马迁把伯夷列传放在列传之首，可谓独具匠心，意义深远。司马迁写伯夷、叔齐是“考信于六艺，折衷于孔子”。伯夷、叔齐，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其事并不重要。对于影响深远而又史料不详的历史人物，我的态度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道理很简单，这样有利于保护历史资源。远古的历史，信史与传说是难以区分的。神话本身是虚的，然而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的。伯夷、叔齐这两个神话式的历史人物，备受孔子称赞，孔子为他们发出过真诚而又悲壮的啸音。既然司马迁立志“穷天人之际”，当然不会放过半神半人的伯夷、叔齐。　　　　
　　　　伯夷像奇怪的是，《伯夷叔齐列传第一》仅为袖珍小篇，故事情节也很简单，就是他们拒绝王位，让国出逃。反对武王伐纣，叩马而谏，未果。待天下宗周又耻食周粟，采薇而食，作歌明志，后饿死于首阳山。要点有二：一个是让权让国；一个是扣马而谏，企图阻止武王伐纣。史家（包括司马迁）历来重前者而轻后者。我独重后者而轻前者。让权、让国，志虽高洁，终属个人道德价值取向问题，并不具有普世的意义。争权、争国本身并没有过错，问题是怎么个争法。中国的争权、争国———包括司马迁在世时的权力之争———是以残酷地索取性命为代价的。只要提及改朝换代，脑海里总会浮现出血淋淋的场面，总要与无数百姓的牺牲联系在一起。为了权力换主，就要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一点让伯夷、叔齐实在想不通，看不惯。于是他们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回避权与国。但谁会效法他们呢？不能说一个没有，但一定是寥若晨星。历代皇帝在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时候，都要给他们讲述伯夷叔齐的故事，但丝毫没有减轻皇子之间的钩心斗角。尽管伯夷、叔齐的故事烂熟于胸，争权、争国时还是绝不手软。不能怨伯夷、叔齐的故事不够生动、典型，只能怨权力、江山太有诱惑力了，单薄的道德怎可以与之颃颉？有比伯夷、叔齐更早的鄙夷权力的清高之士：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又因瞀光而谋。瞀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曰：“强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乏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杀木周水而死。汤又让瞀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随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瞀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曰：‘非其义者不受其禄，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遂负石而自沈于庐水。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卞随、瞀光皆视权力如粪土，宁死不让权力附身。伯夷、叔齐的叩马而谏就不同了，触及到了“政治”本质。无论伯夷、叔齐是否历史上实有其人，他们反对武王伐纣的思路是极富价值的。他们反对的不是英明的武王，而是没有意义的“以暴易暴”。问题复杂在武王是个明君，而被他伐的纣王是个昏君，武王之举“顺乎天而应乎人”，乃“替天行道”。昏君不伐，他怎么会倒，昏君不倒如何救民于水火？无疑，这个诘问是很严厉的。然而还有一个更严厉的诘问：一旦形成了伐昏君的模式，如何保证伐昏君的人成功之后不是昏君呢？这太难保证了。一旦胜利者暴露出凶残的本质，伯夷、叔齐“以暴易暴”的偈语不就兑现了吗？如此，“易暴”就真的不如不“易”了，省得生灵涂炭，百业凋敝。以伯夷、叔齐的智慧当然解决不了这个超级悖论，但他们已经察觉到“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的潜在危害，已属不易了。　　　　
　　　　是伯夷、叔齐杞人忧天吗？非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证实了伯夷、叔齐担忧的巨大价值。后人———包括讥讽伯夷、叔齐的人———只知道沿着“以暴易暴”的思路走下去，并不知道“何以解忧”。于是形成了思考的真空，不去思考非暴力的政治途径（非暴力的政治途径是存在的）。从思想认识高度看，伯夷、叔齐远远高于他们的后人。　　　　
　　　　令我深思而又不得其解的是，假若当年武王不对殷纣施以暴力革命，该当如何？正常的作法是联合起来规谏，然而如果规谏者不以武力做后盾，必招致不测。这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悖论。归根结底，中国的政治是被权力充塞着的，没有留下丝毫的空隙，不容权力之外的因素置喙。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完全封闭的体系一定会腐败。要瓦解一个腐败的政治体系，除了砸碎它，别无选择。然而砸碎并不是一个好办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砸碎了旧的，新的马上变旧，并迅速地腐败起来，还得等待更新的势力来砸碎它。砸来砸去，把文化传统砸没了，把道德伦理砸没了，使民族凝聚力涣散了，让国家变得贫弱了。更恶劣的后果是，习以为常之后，人们就再也不去思考和平的、文明的、进步的政治体制与政治家的选择机制了，使我们错过良机，与先进文明失之交臂。　　　　
　　　　伯夷、叔齐的拒绝暴力思想，超前了三千多年，不失为华夏民族历史上最为璀璨的遗产。　　　　
　　　　


第六部分第五十七章　能人政治　

　　　　———中国政治之凸征　　　　
　　　　中国的政治，主要靠强力政治家布谋实施，调度左右，而非靠制度与规则惯行框定、规范、划一，所以随机性极强。遇到能人而昌盛，否则则谙弱———大率如此。　　　　
　　　　西周的兴起与强盛，就源于周文王、周武王的慧眼识人，使人尽其用。在争国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不在于哪一种政治势力代表先进的文明因素，而在于哪一个政治势力能够聚拢人才。聚拢人才的一方必胜，哪怕这一势力是反动的。春秋的齐国两度强盛，主要原因在于两度使用了能人，先是使用了管仲，后又使用了晏婴。　　　　
　　　　管仲成为了“能人”的代表。诸葛亮就是通过自比管乐（管仲、乐毅）昭示自己清高的。　　　　
　　　　“齐候”鉴管仲的智慧、人品与能力不容质疑，而且发现管仲的伯乐———鲍叔牙也确实是慧眼识珠。连管仲自己都说：“生我者父亲，知我者鲍叔也。”管仲帮助齐桓公登上了霸主地位。　　　　
　　　　100年后的齐国，晏婴再次让诸侯国不敢小觑齐国。晏婴成为智慧的化身，几乎家喻户晓。关于晏婴，司马迁记述了这样一件事：　　　　
　　　　晏子为齐相，出，其御之妻从门间而窥其夫。其夫为相御，拥大盖，策驷马，意气扬扬，甚自得也。既而归，其妻请去。夫问其故。妻曰：“晏子长不满六尺，身相齐国，名显诸侯。今者，妾观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长八尺，乃为人仆御，然子之意自以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后夫自抑损。晏子怪而问之，御以实对。晏子荐以为大夫。《史记·管晏列传第二》这个故事可以看作是“能人政治”的绝妙注脚。一个赶车的“御夫”可以在伯乐的力荐下，一下子升迁为“大夫”。这个御夫在“大夫”的位置上称职与否，就不得而知了。　　　　
　　　　能人每每成为史家竭力赞美的偶象。作为个人，我同样对能人景慕不已。但从政治体制考查，我不喜欢“能人政治”。这种模式的成本极其昂贵（每一个能人的被用，都是以漫长等待为代价的），完全没有主动性。而且能人政治很难持续，管仲、晏婴在则齐国强，管仲、晏婴不在，则只能眼睁睁看着齐国衰落下去，束手无策。　　　　
　　　　现代政治的特点是一切政治家行为趋于“制度化”，有章可循，根本不必苦苦等待某位“能人”或救世主出现。特殊的天才人物出现更好，不出现也无妨，对政治局面影响并不大。现代政治只需要人才，不需要天才。天才不常有，人才总是有的。所以，现代政治是异常平稳的，不因个把人而产生了不起的波动。从这个角度看，能人政治的传统非但无助于现代政治的推行，反而是实施现代政治的一个桎梏。　　　　
　　　　管仲、晏婴人品与才能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但与他们息息相关的政治体制并无丝毫值得留恋之处。　　　　
　　　　


第六部分第五十八章老子与庄子

　　　　———从无为到逃世　　　　
　　　　司马迁为孔子作世家，而将老、庄、申、韩四人合为一篇列传，欹轻欹重，二者相去甚远。说明在司马迁心中，孔子与老庄根本不在同一个层次上，孔子远远在老庄之上。事实证明，司马迁的这一价值判断基本上是客观公正的。老子的无为与庄子的逃世思想，基本都不属于事物本质层次上的东西，相对而言，孔子的思想属于本质层次上的东西要多些。　　　　
　　　　老子的“有生于无”，完全是一种主观臆断，没有任何意义，几乎等于一句废话。庄子的逃世，并不是一条正途，他回避了人生意义这一根本命题。可以断言：“人生的意义在于做”与“人生的意义在于逃避做”两个命题，前者更接近人生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