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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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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的支配，因为一旦出现野蛮与粗暴，自然会出现替代他的势力。而对此能够起到监视与维护作用的，非宗教莫属。夏，是个动荡的王朝。
夏启（画像）启死后，他的儿子太康继位，太康沉湎于玩乐，被弈放逐。这本身就
说明血缘继承政治秩序先天的痼疾———无法避免不谙政治或恶德昭彰的人掌权。而这个问题，在民主政治中几乎不成为问题。太康死后，弟弟中康继位，中康执政的时候，大臣羲氏与和氏饮酒作乱，胤奉命讨伐。就这样代代相传，最后传到了桀。桀既无德行又凶暴残忍。
他囚禁了汤，但后来又放跑了他，这说明桀虽然残暴，但比起后来的政治家却温和多了。桀自己也对放跑汤后悔不迭，悔不当初一刀砍了汤。结果汤推翻了夏，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商。
巧合的是，商的最后一代执权者———纣重蹈了桀的覆辙，囚禁了姬昌又放虎归山，结果姬昌父子推翻了商，建立了自己的王朝———周。周颠覆商与商颠覆夏的过程逼肖之至。这样就引申出一个有意思的话题：重复出现，是中国历史最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两次教训使得中国一代代政治家深深懂得了“除恶务尽”的道理。政治角逐胜负的关键是武力震慑，以德威感召人是不行的（然而，后来还是出现了更大的仁慈者———项羽！）。
令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的民主政治何以如此短促，何以消失了之后就永不再现了？
答案只有一个———中国人把自己设定在价值坐标的顶端了，得到了权力，就与“天”平起平坐了（不像西方多数国家，权的上面还有神），脱离了管束，脱离了制约，可以恣意胡为。
中国古代的政治没有把游戏规则交给神来监督。换言之，由人来制定政治游戏规则，也由人来瓦解这些规则。用时下的话，运动员身兼裁判员。没有一个东西高居于“人”之上，监督人的一切承诺与协议。黄帝敬天，那属于个人品德问题，黄帝无法让他的后继者也像他一样敬天。黄帝恐怕想不到，掌管天地四时的大臣羲与和氏只顾享乐，把每年的四季节气都搞乱了。黄帝保证不了他的后人都像他一样敬天悯人，这便是症结之所在。在百姓与政治家的头上，没有一个通管的权威，让人服膺，因此，人所制定出来的规则，轻易就会被人瓦解。人的野性是自发的，人的自我约束则需要一种机制。
中国人对“人”的认识最典型的表述是“混沌初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并没有给“初辟”设置一个先验的主体。中国的历史，发韧于“混沌”自开，给人以突兀而起的感觉。既然人是突兀而起的，人自己就是一个不可超越的终极，有权力附身之后，便不可一世，任性胡为，绝不会相信，实际上人是应该受到制约的，人并非是世间存在之终极。
宗教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提示人们：你是有罪的，你是卑微的，你应该服膺万能的神或上帝（具体因民族而异）！当然，如果是政教合一的，宗教有等同于无。不过即使是政教合一的，也会溢出一部分功能，恩泽人们的心灵。诚如汤比因所说：要消除对于人类生存的威胁，只有通过每一个人的内心革命性改变。这种心灵的变革也无论如何要借助宗教来实现……。对人的本性来说，宗教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汤比因、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可惜，中国始终没有完成这种“心灵的变革”，没有形成完整的宗教。可以认为这是一个最大缺憾。
第一部分第四章 商王朝
较之夏，中国第二个王朝商的历史资料更多些。商汤、盘庚、武丁、殷纣，这四个王构成了创业———中兴———衰败的标准图式。后来的汉朝、明朝在模式上几乎与商无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商朝为中国的历代王朝建立了一个标准范式，无论哪一个朝代都难以逾越。
商汤是启的第八代，是夏朝的方伯（一方诸侯的首领，有权征讨邻近的诸侯），是当时最有声望与势力的诸侯之一。
汤伐桀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桀已经荒淫无道到极点，人们忍无可忍，把桀比喻为太阳，诅咒到：
这个太阳什么时候消灭，我宁愿和你一起灭亡。《诗经》需要特别留意的是，桀已经可恶到如同“太阳”一般，朝野却丝毫没有通过非暴力废黜他的办法，更不可能像古代西方那样“杀国王”，杀之而一了百了。于是只能任由他为非做歹。这和尧、舜、禹时代的协议政治（让权让国）已经相去甚远。任何政治势力对“王”都是无可奈何的，当“王”的统治腐败到一定程度时，只有下属起兵把他打倒这样一条道路可走，别无选择。几千年可怕的周而复始的怪圈，因商汤对夏桀的讨伐而被强化。不得已而讨伐，而若干年之后，讨伐者的后代一样也要被异姓讨伐。商汤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兵的。商汤个人魅力是一回事，商汤生活时代的特定条件是另一回事。商唐是个伟大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则是个可悲可叹的时代。商汤以其伟大，启动了中国历史的“怪圈”。
欲观其详，需要先了解商汤其人。
商汤的人品、能力都不待说是一流的。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他开创了先礼后兵的先例。有以下记载：
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
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史记·殷本纪第三》商汤给了周边诸侯以充分的选择权。还写了《汤誓》，讲明了胜要奖励，败要惩罚。而且商汤表明自己是代表天意。从此“替天行道”成为一切讨伐的口实。没有一个推翻旧政权的势力不鼓吹自己代表天意。
于是形成了一个只有中国才有的悖论：每一个统治者上台的时候都说自己代表天意，另一方面，每一个讨伐者也都会打“天意”的幌子。从来没有谁研究过到底哪一个“天意”是真实的。商汤的讨伐并没有构成后来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原因如下：
首先是“社神”没有更换。并不是不想换，是换不了，远古共公氏之子句龙，能“平水上”，换了就不能“平水上”了。尽管是被迫的，总算使最初的文化得到了继承，免遭战争涂炭。商汤像其次，商汤承袭了先王的德治。让伊尹作了《咸有一德》，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高尚品德。
再次，诸侯的分封格局没有改变，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得以延续下来。改变的不过是历法与崇尚的颜色等无足轻重的东西。所以，商汤的革命并不是天翻地覆的大颠荡。
我们可以认为，商汤讨伐夏桀的意义有三：第一，改变了王朝的旗号，建起了新朝代；第二，结束了一位昏君的统治；
第三，初步显示庶民在王朝更迭中的作用，老百姓都骂街，王朝就离崩溃不远了。老百姓骂桀，反映到了《诗经》中，成为永恒的警示。
第一点只对商汤本人具有意义———商汤得到了政权，因此而光宗耀祖，泽被子孙。
第二点则对其后来的历史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人开始懂得：权力是脆弱的，昏君能被轻而易举地推翻。昏君胡作非为，权势很快就会春残梦断，无复当年，甚至连自己的命都无法保全，因为在中国的政坛上，一山难容二虎。想到这一残酷事实，不能不让其后的君王为之心悸。
第三点既复杂又特殊，既有积极因素，又有消极因素。积极因素表现为帝王因庶民的众目睽睽而有所收敛，不至于过分肆意乱为，无法无天；消极因素表现为帝王会因此而进行逆向思维：既然庶民对自己统治有如此之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消除这种威胁。待到庶民起事再去镇压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并非上策，消除庶民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阻塞他们的言路，不让他们乱说乱动，以期防患于未然。这才有了“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不管史书有无记载，夏桀的覆灭一定给了其后的统治者以种种启迪，促使他们对统治术有所调整，以防止庶民起事。但是在秦之前，这种调整是微小的，不太容易被察觉出来。因为在秦之前，庶民的威胁终究不是第一位的，诸侯分封制度下，最大的威胁来自于横向的地方诸侯，只不过诸侯闹事往往需要借助于庶民的力量，庶民还形成不了独立的势力。
秦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横向的地方权力掣肘与纵向的民众起事，同样对最高统治者形成了威胁。
第一部分第五章 伊尹开创了一种政治模式
中国历史，一般是开国出良臣，商也不例外。近于完美无瑕的商的开国元勋伊尹，用其杰出的治绩把后人超越他的路基本上给堵死了。单是辅佐君王之多这一条就无人出其右。先是辅佐商汤，商汤死后，辅佐外柄，外柄死后辅佐中壬，中壬死后辅佐太甲，太甲死后辅佐沃丁，在沃丁统治其间，伊尹去世。先后辅佐过五位天子。
伊尹为成商作过《咸有一德》，阐述了君王各自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为谏训太甲，作了《伊训》、《肆命》、《徂后》：
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帝太甲居桐宫三年，悔过自责，反善。於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煲帝太甲。《史记·殷本纪第三》伊尹像太甲初继位的时候，废弛了法度，伊尹将其流放到商汤的葬地桐宫，让他面祖思过（后来这种方法成为皇帝惩罚亲族兄弟过错的一种常用手段），伊尹亲自临政，代行处理国家事务。在伊尹的教诲下，太甲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得到谅解，政绩还相当不错。仅此一项政绩，后来的政治家就无人可及。诸葛亮何等贤明，但他却丝毫改变不了阿斗。
臣以其贤而诲君，而放君，而立君，而自己毫无政治野心，在中国历史上，伊尹所为观止矣。
在伊尹活着的时候，水不扬波，事随人愿，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然而人亡政息。伊尹与沃丁死后，经过太庚、小甲，到雍己的时候，殷朝便政令不畅，诸侯不朝，江河日下，国运日蹙。到河甲、阳甲的时候国势进一步衰败，只是盘庚的时候将政治中心南迁到亳，重修了商汤的故宫，尊从商汤的政令，局面才有所好转。武丁帝胸怀大志，欲中兴朝纲，所采取的方法还是商汤的旧路数———求贤。他求到一个大贤，叫说（悦），说正在服刑役，为求人才也顾不上那么多了，立即把说请到了国相的座位上，言听计从，果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中兴。
到了辛（即纣王，纣是谥号），断送了武丁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中兴，商殷最终被他姓取而代之了。
殷朝覆灭最直接的原因是，纣刚愎自用，实施暴政：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史记·殷本纪第三》此外纣还重用谗谀之徒费仲与谗言小人恶来，把朝政搞得浑浊不堪。与商汤重用伊尹恰成鲜明对照。
一个人对国家命运具有生死存亡的巨大作用，这就是人存政存、人熄政亡的所谓人治。
一部商殷的兴衰史，几乎就是由重用贤人与疏远贤人这两项内容构成，重用贤人则兴，疏远贤人则衰。
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直接由“贤人”自己来治理国家呢？
上述问题可以换一种方式发问：民主的政治体制岂不优于“贤人政治”？何不直接选择民主政治，因为现实情况终究是“千里马常有，伯乐难求”啊。
中国人很少考虑过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
或许有人说，民主政治是现代的产物，怎能苛求于古人？不对。
实际上，雏形的民主政治自古有之，世界各地有之。雏形的民主政治已经含有一定的“贤人”直接当政的意味———只不过所采用的方法比较残忍，王者不贤就将其杀死是最常用的方法。其实，只要保留很小范围的选择（比如在贵族或王室范围内遴选国家最高管理者）余地，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施初级民主，避免陷入往复循环的怪圈。像中国这样文明发达的国度，却一点也没有萌发出民主嫩芽，就世界范围看，这反倒是个特例。
伊尹流放太甲自己当权，而后又放弃权力，还权于君，让太甲反而一举成为贤君，这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中几乎是惟一的，这段故事除了为春秋曲笔增添几分绚丽色彩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真正有意义的是，其后中国历史，凡有贤相辅佐就兴盛，凡无贤相辅佐就衰败，很少例外（尧、舜、禹为虚史，非实史，故不在其列）。
危机恰恰伏于其中。有两个障碍极难跨越，一是有时世间根本无贤相可寻；一是君王不愿意寻找贤相。只有跨越这两个障碍，才有可能形成相对完美的政治。而同时跨越两个障碍，何其难也。这就是中国由古及今历来盛世少、乱世多的主要原因之所在。
伊尹的功绩再大也是有限的，因为他的功绩不折不扣，都在“人治”范围之内，丝毫没有逾越出这个藩篱。
伊尹模式先天就带有乌托邦性质。过于理想化的往往不可行，然而这种模式却在中国实行了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良相大多以伊尹自况———比如诸葛亮就自比过伊尹。且不论中国总共出过多少位伊尹，即使出了又如何？一个“伊尹”充其量只能左右几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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