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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潜规则-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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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诸葛亮就自比过伊尹。且不论中国总共出过多少位伊尹，即使出了又如何？一个“伊尹”充其量只能左右几十年历史，几十年过去了又当如何？！
第一部分第六章 汤武革命开创了另一种政治模式
商汤与周武是不可分割的。“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汤武革命，革旧鼎新，不仅替天行道，改朝换代，而且德泽黎庶，恩被百姓，汤、武二王，虽相隔甚远，然而其德不违，其仁可亲，同被中国人千古传颂。
巍巍乎汤武。殷开国有伊尹辅佐，周开国有周公辅佐，周公治绩并不在伊尹之下。武王之治，也在“伊尹模式”覆盖之下，乃“伊尹模式”之再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除此而外，商汤伐桀与武王伐纣，合在一起构成了另一个模式，史曰“汤武革命”。
历史上只发生一次的事情，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偶然，发生两次的或多次的就是必然了。
民族的基因就是由一个个历史“必然”构成的。“汤武革命”是中国历史众多“必然”中最突出的一个。
王权腐败到一定程度，便可以重新修订游戏规则，由有德者取而代之。有德无德，由二级、三级权力甚至百姓来定夺，他们认为谁有德就支持谁。须注意，在中国，“德”具有特殊的含义，“德”不单纯是品德与教化的意思，说穿了，“德”就是人心向背，人心向着谁，就说谁有德，哪怕此人是流氓或恶棍。用政治手腕与政治势力说话，有手腕有势力的便“有德”———这些是后话。武王可是德行高尚的人。
武王伐纣，先礼后兵，极尽仁义之能事。他几次说服纣王，只要他改恶从善就不讨伐他了，纣王不听劝告才遭灭顶之灾。武王到达萌津时，有八百诸侯前来响应，与他会师，诸侯都劝武王下达进攻令，武王却说，还不到时候，退！这使得纣王更加残暴荒淫，纣王就是在此时剖了比干的心，把箕子囚禁起来，殷的太师、少师也都逃跑了。武王见敌方如鸟兽散，这才果断地下令进攻，一举成功。
武王不嗜杀人。他只砍下已经被烧死的纣王的头颅，杀死妲己，其余的大都得到宽宥。
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不但承续殷的祭祀，而且权力比一般诸侯还高。只是由于后来武庚叛乱，才被镇压。不仅如此，殷的规章制度、礼仪礼节、祭祀程序等大多得到保留，历史并没有因“武王革命”而被重新改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因为大凡革一个政权的命，都具有巨大的破坏惯性，砸碎一切而后快。武王则自觉地煞车，避免惯性力量对殷的疯狂屠戮。我们可以认为，汤武两次革命都是温和的，特别是武王伐纣是相当有理智、有节制的。“革命”只限于更换执权者这一条，分封诸侯的政治格局没有被打破，地方分权的体制也没有被打破，文化没有被扫荡。革命较少涉及其余。这样的“革命”在周武王姬发像中国历史上只有汤、武两次。从这个角度看，汤武革命乃“革命”之典范。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以暴易暴”的格局也由此而奠基。暴政，只能通过暴力消除，成为一种无奈，除了暴力别无选择。暴力很可能比暴政更残暴，但消除暴政的时候就顾不上这些了。革除暴政之“暴”，往往不被视为“暴”，而被视为一种需要。
糟糕的是，中国人始终没有寻找到防止产生“暴政”的机制，所以暴力总是不可避免的。“暴政”并不会坐以待毙，为了预防暴力的侵扰，也总要想方设法让自己更“暴”些，因此暴政越来越残暴，反暴政的暴力水涨船高、泥多佛大，也越来越残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形成恶性循环。倒霉的最终是百姓。就这样，中国历史成为一种“以暴易暴”的历史。
汤武之治是孔子儒家政治思想的渊薮。仁政是儒家的一个重要政治理念。孔子认为实现仁政的关键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本身极好，但孔子并没有解决“复礼”的具体方法问题，这就给中国人的思想方法注入了理想主义色彩，师表与标范每每成为肥皂泡（这个问题后面还要详述）。仁君仁德广施、泽被天下的治绩被圣化成为后代君王的师表，昏君的劣迹与暴行同样受到后人鞭挞，成为后代君王的教训。然而这并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奖惩机制。仁者不寿，是一个不可抗拒的普遍规律。儒家学说并没有造就出更多的仁君，也没有能够阻止一个个昏君瓦解自己的王朝，以自己王朝的覆灭为代价孕育一个不同姓氏的仁君。这个仁君再如法炮制，传承几代———最多十几代之后便开始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完成自我瓦解的过程。在这一次次“瓦解”中，百姓成为无辜的牺牲。
巍巍乎汤武，尚且避免不了“君子之泽，三世而斩”，伟业至第三代、第四代，清明的政治便开始废弛，遑论一般君王。名君的子孙，非暴即昏（中国历史上暴君少，昏君多），所有的君王都想不出好办法，让自己的江山万代不易姓。这个难题，比歌德巴赫猜想还要难得多。
我常常静静冥想，如入禅定：假如没有发生汤武革命，中国后来的历史将如何演变？可以肯定，那样的话，也许会酝酿出民主机制，即使酝酿不出民主机制，民主因素也会多些，百姓流血会少些，中国的崛起会早些，中国人的文明素质会高些———当然，在这个假设之外还必须设立另外一个假设：必须有一种非暴力的手段结束桀纣的残暴统治———而这又何其难也。华夏大地没有这样的土壤。
第一部分第七章 西周的社会性质
西周的社会性质为何？毫无疑问，西周属于封建制。
封建制的第一特征就是分封政治权力，其次，生产关系是建立在分封制度基础之上的。
“分封”这一制度决定着当时社会风貌的方方面面。对西周属于封建制的论述已经很多，在此不赘。分封制度，值得我们反复咀嚼。
武王伐纣成功之后以分赐宗庙祭器为保证，分封了诸侯。宗庙祭器是那时权力的主要象征，把祭器分给谁，就等同于把权力分给谁。分封不是口头承诺，有文书《分殷之器物》为凭，各诸侯分得的祭器都写得一清二楚。圣王之后都得到了重封，如神农氏后裔被封于焦国，黄帝后裔被封于祝国，尧之后裔被封于蓟，舜之后裔被封于陈，禹之后裔被封于杞……。功臣也全部受封：尚父受封于营丘（齐），周公旦受封于曲阜（鲁），召公受封于燕，叔鲜受封于管，叔度受封于蔡……几乎无有遗漏。
周公庙武王与周公的仁慈被司马迁渲染得淋漓尽致。武王问纣的旧臣箕子殷朝灭亡的原因，箕子羞于谈旧主不好，武王并不嗔怒，转而言他。殷并没有被分解，原样保留下来，并把殷完整地封给了纣之子武庚。武王死，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反叛的时候，武庚才被诛杀。但武庚被诛杀，周公还是立纣之兄微子启于宋以续殷后，没有斩尽杀绝。
分封制很容易出现强大离心力，比如拒绝朝觐、拒绝进贡以至于架空王室之类的事情。实际上周王室就是这样被瓦解的。这个问题在欧洲城邦制中同样存在，但欧洲封建制并未因此而被瓦解。这是中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之处。中国历史在世界上是悠久的，但中国封建制在世界上可算昙花一现。不用与欧洲比，就是与邻国日本比，也短暂得可怜。日本的天皇是万世一系的，尽管出现过七位女天皇，但从未发生姓氏的变革（这只是就实质而言，实际上日本天皇是有名无姓的）。日本资本主义萌芽与具有分封制的“城下町”密不可分。日本的“城下町”酷似欧洲的城邦。至今日本的“自治”概念仍是以城下町为基础的。日本城下町的历史比中国分封制的历史还要长些，而且日本城下町是与现代社会相衔接的，不像中国，分封制只维持了短短的几百年，就转向了大一统的皇权专制社会，造成分封制与现代社会之间相隔两千多年这样一个严峻事实。
相对进步的封建制在前，相对落后的皇权制在后———这是中国历史最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之一。
其中原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愚以为可以列举以下三点：第一，中央王室虽自称“天子”，却缺乏强有力的依据。中国民间根本没有流行关于王室来自于“天”的传说，更没有这方面的文化渊源。比如在日本，就广泛流传着天皇是神的儿子的传说。而中国最初的政权不是产生于宗教，而是单纯世俗权力之争的结果。既然是世俗权力之争的结果，人人有得到权力的权利，同时随时有丢掉权力的可能。在得与失的双重激励下，君王很容易侵占原本不属于自己的权利，使得上下怨声载道，造成自己王朝的瓦解。《书经》称谓纣为“独夫，纣……”，纣“独”到了头，他的王朝也就“昏惨惨黄泉路近”了。
还是以日本为例。日本的天皇是“天照大神”的子嗣，他的神权不可侵犯。任何政治势力充其量只能成为“大将军”，没有觊觎天皇位置的可能。所以，大将军更换，而天皇不变。
中国的王室完全建立在现实权力角逐基础之上，建立得容易，瓦解得也容易，无法起到“平衡协调”的作用。从分封制建立的那天开始，就孕育着权力被个人吞噬的危机，早晚有一天会有强者把分封出去的权力悉数收回，实行一人而治天下的“独裁”。第二，中国的权力与权威始终是合一的，权力即权威，权威即权力，一而二，二而一。权力角逐的胜者不仅是最有力量的，也是最富于人格魅力的———无论成事之前他是流氓还是乞丐。得到权力之后，一切都高于常人了。华夏第一位统治者黄帝就是两权合一的人物，他成为华夏文化奠基人绝非偶然。他早已给中国的历史演变种下了夙因。后来的历代君王的“外王内圣”乃这种两权合一的结果。“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就是这种两权合一的君王的心理写照。每一个统治者都认为自己的伟业与圣德昭于日月，与天地同在。实际上，无羁无绊的权力恰恰最终要将其基业推向覆灭。
第三，中国缺乏一种共存共生的文化。中国人始终不善于共享利益，不善于通过协商的办法分配利益，只习惯于通过武力争夺，确定利益名分，喜欢“赢家通吃”（项羽与刘邦争权就是典型例证）。利益格局确立之后，占有者愿意把多少利益让出，让天下人共享，那就凭占有者个人的好恶了。这里所说的“文化”包括法制，也包括为全体服务的“外形文化”（指信仰文化、节日文化、祭祀文化、礼仪、价值观等）。在中国，这两样都是欠缺的。由于以上三个原因，在中国，以共享利益为特征的分封的封建制度不能很好地存活与延续，而最终由一个强者将分权悉数收回。一人独享天下，而且延续几千年，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第一部分第八章 厉王的短见与幽王的荒唐
西周建国不久，分封制基础不牢的端倪便暴露无遗。政治离心力越来越强，王室则越来越腐败孱弱。到厉王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厉王与召公有如下一段对话：
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其谤鲜矣。诸侯不朝。
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厉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犹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犹其有原隰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所以产财用衣食者也。夫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相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于彘。《史记·周本纪第四》这又形成一种范式：中国历史上的多数君王都是短见得只考虑扩张自己的权威与享受奢侈的帝王生活，而想得到国祚长久的多数都是用心良苦的大臣。好像权力属于统治者个人，国祚延续则属于大臣们的事情，二者是分离的。以上对话耐人寻味。
厉王因“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而洋洋自得，以为那是自己的威严与政绩使然，没有什么可忧的了，所以才兴冲冲地告诉召公：我能消除人们对我的议论，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召公这才向他发了一大堆议论，告诉他人人都不敢讲话了，不是好事，也许孕育着更大的危险。一旦像洪水似的爆发可不得了，那时再想防也防不住了。说实在的，厉王还专横得不够，否则可以仅凭召公的这番话就把他杀掉，留这么个碍眼之物何用？
召公说这番话仅三年，厉王就丧家犬般逃亡于彘。命运狠狠地与厉王开了一个玩笑。
幽王在厉王的刚愎自用的基础上又多了一条昏溃荒唐。只是为博得新王后褒姒的一笑，无敌情而点燃了烽火台，而且不是取闹一次，如此耍弄诸侯，做“狼来了”的游戏，幽王在诸侯中的骊山烽火台遗址威望一下子消失殆尽。申侯联合诸侯攻打幽王，幽王再点燃烽火台，已经失效，申侯把幽王杀死在骊山脚下。申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虽然江山姓氏没有改变，但内质发生了决定性的变更。西周衰亡，东周勃兴。进入“春秋战国”“无法无天”的时代，再不把周王室当回事的时代。
幽王之死给中国妇女带来巨大灾难。“女人祸水说”因此而更确凿无疑了，似乎凡女人参政，都要惹出是非。
东周已经不是西周那样的一统于王室之下的分封制了，几个强大的诸侯共同操纵着中央权力，王室逐渐成为傀儡与象征，形成了几个有实力的诸侯王轮流坐庄的局面。
在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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