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毛泽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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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在主席的生活、工作基本上有一定的规律，比方说饮食方面，吃什么，不吃什么。大家都知道主席喜欢吃红烧肉，但并不是每顿饭都有红烧肉，就是喜欢多一些。在老同志的带领下，在主席的宽宏大量下，我很快熟悉了工作。实际上，在主席身边相对容易一些。他没有那么多要求，更不会颐指气使，指手画脚。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非常客气，你给他做什么他都说好好好，他很少表露出不满意，生气或发脾气是很少有的情况。他只在你打扰他睡眠时发脾气，有时候脾气很大。这不能怪主席，而是工作人员失职。　　　　
　　　　……　　　　
　　　　毛泽东关心卫士们的学习，也关心他们的生活，连他们情书里出现的错别字，主席都要为他们纠正过来。　　　　
　　　　主席也很关心我们的个人生活，但是就我的亲身体会来说，不像在我们的学习上花费那么多精力和时间。我理解主席是要强调，即使是恋爱、结婚，也不能放松学习。有一次，主席问我，说女朋友来信没有？此前，主席已经知道我有了女朋友，也问过这个问题。为了不影响主席工作，他问我，我都说来信了，我也写信了。这样，我就有准备地把我写的信和女朋友的来信都放在兜里头。在不影响他办公的情况下，我会毫不犹豫地拿给主席看。主要考虑给主席忙碌的工作调剂调剂，当然，如果时候不适合，我就不会拿出来。主席这一问，我就从兜里把信都拿出来，挑了一封我自以为写得比较好的，给主席看。主席笑容满面，他说写得不错，不过，女朋友写得比你好。他一边看，一边挑里面的错别字并改正过来。至于你怎么写，怎么交流他不具体发表意见，他只看字。我记得，有一次杨尚昆接见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那是主席逝世以后，杨尚昆谈主席的几个伟大之处时，说到主席连身边的工作人员他都关怀备至，连情书都给改。实际上，主席改的是我写的错别字，不是改情书。　　　　
　　　　那时，田云玉的初恋女友是浙江文工团的一个舞蹈演员。他们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热恋之后，关系却出现了裂痕。这使毛泽东想起了他和贺子珍……　　　　
　　　　


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中

　　　　我思想比较单纯，受咱们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找对象的标准就是老实可靠，年轻漂亮。可是在中南海，尤其在毛主席的身边，按我的这种标准挺难找的。我初恋的对象是文工团的团员，是在她陪主席、中央领导跳舞的时候认识的。有一次，我陪江青去杭州，晚上江青要跳舞，也是活动活动，就找了几个青年男女。其中就有我的那个初恋对象，我们就是在这时候认识的。后来，我就跟主席汇报了，主席也认识她了。主席接触了我这个对象，印象也不错，在这之前，我也与一些女青年有过来往，都不太满意。她的外表对我很有吸引力，我们的关系就这样确定下来，我基本满意，她也很单纯、老实。江青曾在远处专门看过，是我把她带到我们的驻地，让江青看了一眼。江青看完，就给了一句话，“木美人”。说完，她就走了。但是主席不这样看，主席说不错。这样，我们有时候到杭州去，她有时候也到北京演出，我们的关系发展得还可以，到最后是我把她从杭州接来北京的。这样两年多，关系还不错。但我有封建意识，大男子主义，武断，脾气大，总考虑自己多一些，不从人家女孩子方面考虑，老强调人家工作方面配合我们不够，我们的工作比较特殊，就想把她调出文工团，但是不行，因为要通过组织，要她本人同意，这样就没谈拢。在这个方面，我们两个就产生了分歧。好像是有一次我们两个写信，在信中她说，感到我有些霸道。意思是你凭什么呀，关系就中断了。主席知道我们中间出现了裂痕，他做我的工作，就给我讲了他和贺子珍的关系，和我在一起诚恳地交谈。他说，贺子珍离开延安到苏联去，他痛哭流涕地劝她，多次劝她，她不听，非要走。这是他的原话。主席跟我这么讲，并不是批评我，可我心里很难受。主席还说自己有什么责任，贺子珍有什么责任。　　　　
　　　　他说感情方面的事情，有时候也是很无奈的，也很复杂。有时候莫名其妙就发生了，发生以后怎么对待？要理智一些呀，忍耐一些呀，有时候要等待呀什么的。想不到，我恋爱的波折引出了主席的一段伤心事。　　　　
　　　　等到我和女朋友吹了，我把送给她的东西，一块手表，一块毛料，都要回来了。她把这事告诉了主席，主席对我说：“你干吗要东西？送给了人家，不要要了嘛。你们好了一场嘛，干吗还要要回来？”他反对我这么做。我说，我家里穷，我要是再找朋友，这些东西还可以送给对方，主席听了哭笑不得。　　　　
　　　　后来，我和我的夫人恋爱以后，主席同样很高兴。两个人一起在中南海工作，互相的了解就更多一些。1961年，我能够到人民大学去学习，也与我夫人的督促有关。因为我这个时候不去上学，我夫人也去不了。正好主席一直想送我去上学，我们一起去人大上学，也算了却了主席的一桩心愿。　　　　
　　　　可惜，我学完之后，没能再回中南海，没能回到主席身边。　　　　
　　　　当时，我把学习情况给主席汇报以后，主席给我提供了三个方案，三种选择：一个是回到他身边，第二个是去公安保卫系统，第三，还可以到别的单位去。别的单位是指回老家什么的，实际上是两种选择，征求我的意见，征求汪东兴的意见。最后，我选择了公安局。就这样，我到了北京市公安局五处—劳改大队。一年之后，我调到了广播事业局，这里边有主席的关怀，也有我自己的意愿。　　　　
　　　　离开中南海，田云玉如果在工作中遇到困难，又是怎么同主席联系的呢？　　　　
　　　　我在北京市公安局、广播事业局工作的时候，都遇到一些困难。在公安局工作的一段时间，我对公安部门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有不同意见，我就给主席汇报了。后来，调到广播事业局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又遇到一些疾风暴雨的问题，我同样也想找主席汇报。离开中南海了，找主席汇报问题，首先要跟主席身边的人联系。因为主席工作忙，能不能有时间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离开主席的这些人，都有这个问题，不见吧，想主席，见吧，又怕给主席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一些麻烦。还有，就是工作人员能否给予一些方便，也是一个问题。当时，我的性格当中有一点，就是天不怕地不怕，怎么想的就怎么说、怎么做，不太考虑一些后果。所以，我工作上有了委屈，有一两次就给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说我想见主席。还好，每次我都能顺利地见到主席。　　　　
　　　　见到主席，我的心情就好起来。唯独遗憾的是，我和我的夫人没能正儿八经地和主席照次相。我有三次跟主席说要照相都没实现，这三次主席都同意了，就是摄影师来不了。是来不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不知道，总之是没照成。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与主席合张影，留下一张正规的照片。如果三次都能照成的话，就是很好的纪念。　　　　
　　　　中国有句古语，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而在1956年的中南海里，田云玉也很是伤心地哭了一回。他是为了什么事呢？　　　　
　　　　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什么事，不管什么时候，都能传到主席的耳朵里去。所以，我们有什么事，都没必要保密。　　　　
　　　　我是1953年到中南海，1954年到主席身边。到1956年，在主席身边已经是两年了。我思想意识里，觉得可以翘点尾巴了。初来乍到可能要谨慎些，两年了，我已经奠定了点基础了，尤其主席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在这个时候涨工资，我认为自己还是有资本的。我们单位有战争过来的同志，卫士长也好、秘书也好，叶子龙和汪东兴都是部级干部，我自然没法比。但是，我周围的小卫士有的工资也比我高，比来比去，就数我工资低，我家庭又困难，涨一级是肯定的了。但是，大家都同意我涨两级。涨两级工资要有特殊贡献，我跟其他的卫士一起上班，本没有什么特殊。可我想，给主席的工作不就是特殊贡献嘛，我是这么想的，他们也都同意。最后，组织上一平衡，只能涨一级。好家伙，我就坐不住了，我就哭开了。我在值班室哭，在宿舍也哭。那是痛哭流涕呀，不是一般的掉眼泪。主席听说这件事后，就说了一句话，叫“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没到提级时”。像这样没出息的事情，我自然不敢跟主席讲。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跟主席讲的。　　　　
　　　　


第五部分访问　田云玉　下

　　　　那时，按田云玉的级别，涨一级是43元，涨两级是50元。当时的50元，能供一个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这50元，对于当时家境贫寒的田云玉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可能是为了照顾田云玉的情绪，上面那句话毛泽东并没有当田云玉的面说，他是从另一个角度想问题，所以，他问田云玉，我给你60元行不行呀？　　　　
　　　　后来，主席跟我聊天的时候，他说小田呀，我想把我身边工作人员的工资，调成和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样，咱们找那么一两个人，我自己给他们拿钱。你怎么样，我用我的工资每月给你六十块钱，行不行啊？我说，要主席的钱多不好啊，那我不成了你私人的人了吗？我的脑子本来就不聪明，当时就是这么反映的。主席笑眯眯地“噢”了一声，再没往下说。实际上，我当时要是同意了的话，他肯定会给我这六十块钱。主席很照顾我的情绪，没单纯考虑给我涨工资，他不说我家庭困难，他不从这方面考虑问题，而是从总理的工作人员来说，用他的钱来给我涨工资。　　　　
　　　　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当时为什么这么说。有时候想，在主席身边工作了不起也好，幸福也好，多大荣誉也好，不应该有的骄傲，也有一点。可是，这件事情是主席发自内心的，我反而不同意。主席说了我没同意，他从来不强加于人，包括上学，你不去他也不强让你去，主席自己是有分寸的。他主张每个人在生活方面、思想意识上，都自由自主些、独立些，他从不多加干预。但个人的婚姻也好，家庭生活也好，有困难他愿意帮助你、启发你。　　　　
　　　　1958年5月，田云玉和毛泽东一起去十三陵水库参加劳动。那天北京的天气异常闷热，劳动了一天的田云玉，出了一身的大汗。回到中南海之后，田云玉就直奔了厨房，由此引发了一场“西红柿事件”。　　　　
　　　　主席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向来是平等的，可是我的性子急，在处理周围的一些关系时，包括与领导的关系，和炊事员的关系等，不够虚心，不能用商量的口气，难免将关系弄僵。　　　　
　　　　1958年5月的一天，我跟主席到十三陵水库劳动。因为天气热，主席和我都是满身大汗。回来以后，我马上给主席换衣服，擦背。做完这些，我马上跑到厨房。因为我平时想方设法让主席多吃水果，知道厨房的冰柜里有西红柿、水果一类的东西，你要给主席他就吃，你不给他他就不吃。即使你放在跟前，他也想不起吃。比如吃西红柿，他要是在看文件，我也不能把西红柿硬给他喂到嘴里。所以，我就想办法让主席多吃点水果，想什么办法呢，就是给他挤成汁。挤的方法很土，我把手洗干净，用一块纱布把水果包起来，汁挤到碗里，再倒在杯子里。挤出的西红柿汁，有时候放糖，有时候不放糖。这样，主席就没有办法了，他怕坏了，就会把杯子里的西红柿汁都喝了。这虽然带点强迫性，但主席不好不吃，这样就增加了主席吃水果的机会。　　　　
　　　　这天，我就奔到厨房去拿西红柿，想自己吃。可厨师不让我吃，我想把西红柿挖个洞放点儿糖，连糖带西红柿一块吃不是更舒服吗？于是，我又拿了糖罐子。炊事员不让我放糖，就围着面板抢我手里的糖罐子。我的牛脾气上来了，大嚷了一句，那我不吃了，说着就把西红柿砸了过去。他穿的是白大褂，红红的西红柿汁溅了他一身。他为了保护现场，马上去找卫士长李银桥汇报。就这样，我一下子被抓了个“现行”。紧接着，行政小组开会，团组织开会，上纲上线。最后，我不得不写检查。　　　　
　　　　过了几天，卫士长将事情报告了主席。可主席的做法既令我费解，又令我感激。主席对我一句话都没说，只是在我给他喝西红柿汁的时候，就会哈哈大笑。我当然明白他笑什么，因为卫士组和行政小组怎么批评我，江青是什么态度，他都知道。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什么过程，他就是笑。主席这样做，起码有两三次。有一次，他从卧室出来，途中经过我们的值班室，我已经把西红柿汁准备好了。平时，我把西红柿汁一给他，他就喝掉了。那天，主席拿到后问我，这是什么呀？我说，是西红柿水。他还没喝，就笑开了。笑完之后，他就把汁喝掉了。喝完把杯子递给我，他还笑，笑得我都不好意思了。开会时上纲上线，压力太大了，主席的笑则让我轻松多了。主席太了解我了，他等这个事情处理完了才说，在这一点上他和江青一致，不同意开会批斗我。如果主席当时这么说，我更要闹翻天了。主席做思想工作的方法，确实值得我们学习。　　　　
　　　　1961年，田云玉被毛泽东送进了人民大学。从此，他离开了毛泽东。如今，他常常和当年同在中南海的伙伴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　　　　
　　　　在我身上发生的这几件事，如今想来，让我感触很深。但是最令我感动的，不能让我忘怀的，就是主席对我学习的关心。我刚到他那里半年，他就让我去上学。当时，我就想我刚来不久，主席又很喜欢我这个人，工作也很需要我，但是他能舍下自己，考虑我本人的前途，坚持让我走。这些感人肺腑的事，一件接着一件，令我终身受用。　　　　
　　　　他平时不断地跟我说，小田你是个好人，你直爽，你讲真话，我也跟你讲真话，我们合得来。人就怕给你一个独立、平等的待遇，我在毛主席面前，不是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