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情毛泽东-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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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你怎么了，（小李说）哎呀，你看咱们一身汗，主席也一身汗。他是担心主席的身体。我说这不是有游泳池嘛，待会儿请主席下来洗个澡嘛，那不是更好吗？小李就回去请主席去了，主席呀，这么热的天你还在办公，浑身都是汗。主席没吭声，仍低头看文件。李连成就说，咱们是不是出来游游泳啊，缓解缓解这个热劲。主席缓缓地放下手中的文件，痛快地答应了。当时就我们三个，一个女同志都没有，主席披着一个睡衣就出来了。小李跟着他，我在前边快走几步，先下去了。主席站在那问我，最近家里来没来信哪？我说最近还没来信呢。以前的信里说没说下雨的事呀？我说，最近好像没怎么下雨呀，人民日报说三百来天华北地区没有落一场雨了。主席马上就反问我了，那天不是下了一次雨吗？他这么一问，我忙说对对对，但是那次雨量太小了，根本不顶事。哦，主席抬头看看天说，雨终是要下的嘛，现在不下，等几天可能要下。今年不下，明年一定要下。主席这么说着，就从扶梯上慢慢地下来了，我扶着他，为什么呢，怕蹬空，尽管他泳游得好，但是毕竟岁数大了，一旦出了事，我们都有责任。我值完班回宿舍休息，就听到一阵子雷声，接着瓢泼大雨就下来了。我说，哎，毛主席真灵啊。所以，我记得特别清楚。　　　　
　　　　……　　　　
　　　　后来，张木奇发现除游泳之外，毛泽东还有一大乐趣。　　　　
　　　　一天晚上，主席去怀仁堂开会要回来了，我到后门那儿去接他。主席下车以后，罗光禄就抱着给主席的文件回机要室去了。主席，李银桥和王鹤滨还加上我，四个人，就在后门那个地方。那时，雪已经下得很厚了，主席高兴得很，说：“好，很忙嘛，需要散散步放松嘛，还有雪嘛。”十分钟，主席让李银桥看着表，要散十分钟的步。主席就在雪地上散步，踩得那个雪，“嘎吱、嘎吱”响。散了一会儿，李银桥说七分了，主席又走了一阵，问了一句：“现在几分了？”“九分多了。”又走了一下，他也估计到时候了，李银桥说话了：“到了，到了。”“到了好嘛。”寂静中的“嘎吱”声让主席高兴得不得了。　　　　
　　　　毛泽东喜欢在雪地上散步，所以下雪之后，他不希望把院子里的雪扫掉，张木奇他们就想怎样才能既保留住雪，又不影响毛泽东走路呢？　　　　
　　　　主席不让把雪扫掉，我们就在院子中间扫出一个大十字形的路。另外，再扫一条往外走的路。就这么着把别的雪都保存起来，主席他高兴了，他爱雪呀，有的时候在我们扫的路上走，有的时候就在雪地上走。雪能激发他的激情，主席办公累了，在雪地上散散步呢，马上就能恢复精神，身体的疲劳很快被赶走了。　　　　
　　　　60年代初，张木奇离开毛泽东。如果张木奇可以重新选择，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我能在主席身边工作感到既幸运又幸福，尽管那时候工作很紧张，纪律也很严，也不能说没有付出一点代价，但是我感觉这是值得的，而且这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经历。以后再有这么个机遇让我选择的话，我还是这么选择，为毛主席服务。这是我一生的心愿。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上1

　　　　1949年，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出访苏联，经过沈阳的时候，毛泽东在文化宾馆做了短暂的停留。那时年仅十五岁的张仙朋正在文化宾馆当招待员，他见到了毛泽东……　　　　
　　　　　　　　　　　　　　　　　　　　　　　　　　　
　　　　我记得是在1949年底，12月份，当时我在沈阳文化宾馆当招待员。文化宾馆就是后来的东北人民政府交际处了，当时叫文化宾馆。有一天，领导布置我们任务，说是有重要的接待任务，让我们赶紧做好准备。来人被安排住在我负责服务的101、102房间，那是全楼最好的房间。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接待谁，但是可以知道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物。搞完卫生以后，客人来了。我上楼一看，啊！是毛主席来了！我又惊奇又兴奋，我接待的是毛主席！毛主席先到我负责服务的那个大厅里的沙发上坐下了。当时一块来的有很多人，东北人民政府的领导都来陪同了。我亲手第一次给毛主席送了一杯茶水，我说：“主席请喝茶。”主席接过了杯子，看看我，笑了笑，说：“谢谢。”　　　　
　　　　这次主席在沈阳呆的时间很短，只半天，吃了顿饭，稍微休息了一下就走了。　　　　
　　　　过了两三个月以后，毛泽东从苏联回来的时候路过沈阳，又住在文化宾馆里。就是这一次，带来了张仙朋工作上的变化。　　　　
　　　　1950年2月底3月初吧，这次主席一行住了三天。我们原来给主席准备的是101房间，给总理准备的是102房间。后来，可能是因为习惯的原因，主席住了102，总理住了101。我记得，主席的贴身卫士李家骥同志让我给主席准备洗澡水，我放洗澡水的时候，主席走进卫生间，对我说，水温不要太热了，和人的体温差不多就行了。我说，好好好。放完洗澡水以后，我从卫生间出来，主席招呼我，哎哎，小孩子。我走过去，主席就问我，你多大了，今年几岁了，哪个地方人，读过几年书？我说，我今年十六岁，山东人，小学没毕业。主席看看我，又问我，　你在这儿工作累不累呀，给你们发多少零花钱？我说，工作不累，我们都是供给制，会抽烟的发一包烟，不会抽烟的发一块钱。当时，我们用的是东北币，不是后来的人民币，相当于人民币几毛钱吧。　　　　
　　　　这次主席在沈阳住了三天。三天里，都是我们服务的。当时，跟随主席的有汪东兴同志，有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他们很喜欢我。汪东兴同志就问我，小张啊，你愿不愿意到北京去工作？我表示服从组织分配。其实我是想去。汪东兴说，我到北京去以后想办法把你们调去。我听了很高兴。　　　　
　　　　过了有半年时间吧，组织部就下调令。当时要六个同志，后来经过组织上审查，要了三个。我一个，再加上李连成、孙益亭。我到东北人民政府组织部转党团组织关系的时候，有几个同志见到我们很惊喜，说你们真幸福啊，这么年轻就到北京去，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了。　　　　
　　　　我们到北京后，并没有马上到主席身边工作，我和孙益亭先在警卫处负责搞搞服务性的工作，李连成在叶子龙身边工作，主要就是熟悉情况。　　　　
　　　　有一张照片，拍摄的是毛泽东打乒乓球的情景，那个和毛泽东打乒乓球的人是谁呢？　　　　
　　　　在中南海工作一段时间之后，我和主席身边的卫士都很熟悉了。当时，我们都住在一个大院里，有一次我到主席住的地方和他们打乒乓球。正打着呢，主席和江青吃完饭从食堂里出来散步，就走到打乒乓球那屋去了。我们看到主席进来，都欢迎主席来打乒乓球。主席很高兴，就和我打了一会儿乒乓球。这是我第一次和主席打乒乓球。这时候，我还没到主席身边工作。详细情况我倒记不大清楚了，但打得很高兴。到1951年3月份，我到主席身边工作以后，在游泳池和主席又打过一次。有一张主席打乒乓球的照片嘛，那边就是我。主席横握拍，有时候他猛抽一拍，球却没抽到桌子上，但是他很高兴。　　　　
　　　　1951年3月，张仙朋被调到了毛泽东的身边。　　　　
　　　　在主席身边熟悉情况以后，我就正式到主席身边工作了。记得主席在石家庄，我跟江青晚上从北京坐火车去的。卫士长李银桥带我去客厅见主席，告诉他说这是小张。主席跟我握了握手，他说欢迎你，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接着就讲，到我这里工作可苦哇，有时候要跟着我睡不好觉，吃不好饭。我说，主席，我不怕苦。主席看着我笑了笑，我就开始在主席身边工作了。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张仙朋发现不怕苦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毛泽东的湖南话，让张仙朋他们闹了不少笑话。　　　　
　　　　


第八部分访问　张仙朋　上2

　　　　主席是湖南人，他讲的话，我这个东北人不大听得懂。刚去之前，老同志都跟我说，主席讲话你得注意听，别净听错话，出洋相。即使这样，仍出了不少洋相。主席要叫警卫，我们却把政委也给请去了。老同志讲过发生在延安的一个笑话，主席说要打牌，卫士说主席要打靶。主席从来没打过靶，怎么打靶呢？原来主席说要打牌。还有一次，主席说把鞋子拿来，结果工作人员把箱子拿来了。就拿了两个一大一小装东西的箱子，让主席挑。结果，弄得大家都笑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刚到主席身边，一听主席说话，我就有些紧张。有一天晚上吃饭，主席、江青和孩子们一块吃饭。主席一边吃饭一边看文件，我进去以后，主席仍低着头看文件，也没看我，就说搞个蜡烛。我听着是搞个辣子，这时候李讷说，爸爸这个菜有辣子，就把那个菜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就说吃个小辣子，我就赶紧跑到伙房去，我说快快快，师傅，主席要吃辣子。大师傅就赶紧洗小青辣椒，用油过了过，放点盐，我就把小盘辣椒给主席拿去了。我放到主席桌前一看，哎，主席前面怎么点着一根蜡烛。主席正在烛光下看文件，我就想，哦，我听错话了。主席是说搞个蜡烛，因为光线暗看不清，我却听成搞个辣子了。我虽然不好意思，但还是把这盘辣椒放在主席跟前了。主席可能是了解我的心情，他怕我心里难受，就有意识地夹了一个辣椒吃了。这时候，我的心里就比较舒服了。　　　　
　　　　再一个就是抗美援朝的时候，主席工作很累，有时候睡不好觉。有一次，天都亮了，主席说要吃东西。那时候，主席有一个习惯，每天晚上吃麦片，算是夜宵。主席喜欢麦片煮的时间长一些，就是成糊状的那种。那一次，麦片煮好了，主席却睡着了。正巧，江青起床了，江青知道有麦片粥，就要去当早餐吃了。过了一会儿，主席醒了要吃麦片，可麦片却没有了。主席以为值班人员没做，就很生气，发了一通火，批评我们这些值班的同志。李银桥知道了就说，我们要开会了，主席批评我们了，我们要好好检讨检讨。当时，我们几个同志比较紧张，特别是我刚来，就更紧张。会刚要开，主席就把李银桥叫去了。李银桥回来后说，不用开了，主席说了，不怨你们，你们没责任，不用检讨了。我想一定是有人将江青吃麦片粥的情况报告了主席。虽然我们没有检讨，也说没有责任，但是到主席那里去，心情仍不免紧张。　　　　
　　　　我记得有一次，我由于紧张把话又听错了。主席从办公室出来，到卧室要睡觉。他打铃叫我去，主席讲，你到办公室搞个刀子来。我连忙说好好好，却不好向主席确认一下是不是要刀子，因为主席已经躺在床上看文件了。我就到办公室找刀子。主席办公桌上有剪刀，却没有刀子。主席从来不用刀子，通常是用剪刀剪文件。我却听成了刀子，只知道急着找刀子，却没想一想主席为什么急着要刀子？找了半天没找到，我就有些紧张。不行，我得问问主席。我说，主席呀，你要个什么刀子？主席说，就是办公室桌子上的刀子，你找一个大的来。叫我找个大的拿来，我也不好再问，却更糊涂了。我就赶紧出来，嘀咕说什么刀子呀，小的都没有，还要什么大的。我找了半天，不行，我也不敢再问主席了。我就到了李银桥房间里，李银桥睡着了，都半夜一两点钟了。没办法，我就把李银桥叫醒了。我说，李卫士长，主席要刀子，不仅要刀子，还要大刀子，他说在办公室放着，我找遍了，哪有刀子呀！主席要睡觉了，用不着刀子呀！他说，哦，主席是不是要桃子？今天有人给主席送桃子，我给主席洗了几个放在办公室，主席一直没有吃。我说，对呀，主席原来是要桃子。我飞快地跑到办公室，挑了一个很大的桃子，用盘子送到主席的卧室。我说主席，是不是要这个？主席说，哎，就要它。我觉得很过意不去，主席呢，一点儿也没有怪我的意思。我觉得，主席对我们青年人的一些过错很体谅，也很宽容。　　　　
　　　　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养成了晚上办公、白天睡觉的习惯。一时不能适应的张仙朋，难免出了几次小小的问题。　　　　
　　　　有一次，主席正在办公室办公。我就趁这个机会，到房间里给主席搞搞卫生。我带上笤帚，拿着撮子（簸箕），一面哼着小调，一面到主席卧室去。我开门一看，主席却躺到床上，我吓得撒腿就往外跑。主席喊，哎哎哎！我头也没敢回，撒腿就跑了。心想这下可糟了，我把主席吵醒了。打扰主席的睡眠可是个大事。　　　　
　　　　过了一两天，又轮到我值班。主席就问我，小张，你看我是个老虎吗？我说不是。那我是不是个鬼呀？我说更不是。我不是老虎也不是鬼，你为什么怕我呀？我这个人哪，一不打人，二不骂人，我批评你们批评错了，我还向你们认错呢。以后不用怕我，你要再怕我，我就不高兴了。主席这么一讲，我的心里既觉得很难受，又觉得很温暖，心情很矛盾。　　　　
　　　　还有一次，主席正准备休息。值班室门口有一个水龙头，我们起床以后，都到那个水龙头处洗脸。我喜欢一边洗脸一边哼唱，我正在哼评剧《小二黑结婚》的那个调子，李银桥就从主席房间出来了。李银桥严肃地说，小张啊，你瞎哼哼什么？我说怎么了？他说，主席都听到了。我问，主席生气了？他说，那倒没有，主席问是谁在唱啊，我说是小张　。主席就说，他唱得不好听嘛。我说，那我去告诉他不要唱了，主席说，哎，别，让他唱，让他唱，人家高兴嘛。李银桥说着就笑了，我说主席没生我的气吧？李银桥说，没生。　　　　
　　　　我觉得，主席对我们年轻人是非常关心的。我的青年时代应该说是在毛主席身边度过的。我十六岁到北京，二十九岁离开。十几年时间里，主席一直把我们这些人，他身边的卫士、警卫，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当作自家的孩子。他跟我们讲，你们既是我的同事、朋友，也是我的孩子。你们比我的孩子还亲，因为我的孩子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见一次面，吃一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