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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情毛泽东-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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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秋水篇》实际上是我们大学的课程。学了这个我一想,我觉得自己挺像河伯的,觉得应该改变,彻底地改变这一切,跟上大家,跟大家打成一片。所以后来就想通了,就给他写了信。他很高兴,他给我回信,叫我要读“浅近书”,我以前就是那么大的厚本子,一本子一本子地读,他说你应该由浅到深,慢慢积累,而且是应该合群,要跟大家打成一片,要开朗。经过这个以后,我开始在思想上觉得父亲说得真是对,我要按他的教导做,精神上也比较开朗了,和大家还处得很好。我觉得父亲对我的鼓励是最好的鞭策,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我们,不要特殊,不要骄娇二气、不要自以为是,但是真正触动我是在大学这一段。从小他严格要求我们,以及到了最后,到了大学给我反复来信。后来我们写了几次信,交流,父亲觉得比较欣慰,我也感到很高兴,能够得到父亲的鼓励那太高兴了。
毛泽东在写给女儿的信中,鼓励她最多的是什么呢?
我一个是身体情况不是太好,再一个就是想这些事情,觉得要好好地改变自己,就是世界观要根本地改变。真正触及我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和父亲前后可能有十来封信吧,现在都在档案馆了,我这没有,他都是鼓励我的。特别是我身体不好,几乎每个学期都要生病,在我生病期间,他给我写信鼓励是最多的。他鼓励我,要有意志,要有毅力,他对我的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为人一定要立志,要有志气 ,要有毅力。他在信中还写了一些古人的诗:“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还有好多这方面的,比如曹操的很多诗:“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像这些很多的诗词,我觉得是他对我的严加管教吧,我很感谢他。
第二部分访问 李讷 下2
毛泽东的教育方法也很有自己的特色,这一点,李讷有着深刻的记忆。
他是很平易,也很民主,你可以随便地讲,你有什么想法都可以说,但是真正的大方针你必须听他的。你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不是顶撞,就是孩子可以随便发表自己的意见。
现在想起来,可以说,没有那样的教育,没有那样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可能像今天这样的精神状态和今天这样的心态。不可能。
随意的日常生活,也有让李讷不随意的地方,她必须小心翼翼。
反正我们在家里很随便,并不像人们讲的那样,主席也是父亲,我们也是子女,就跟你们家里的父母一样的,在家里很随便,很随意。只是有一点不随意,就是他一睡觉我们都得踮着脚尖走路,我们都已经养成习惯了,不能出一点声音,都是小心翼翼的,除了这个没有任何别的。
在中南海,人们都知道,毛泽东在工作的时候,喜欢安静,讨厌人家打扰。
他工作的时候,我们也不去打扰,这哪能去?而且也不要喧哗,但是实在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会去给他捣点乱,让他转移转移注意力。但这种情况,比在延安、西柏坡时,要少。我不是小时候喜欢画画嘛,我非缠着他让他给我画画。他好像是画了一个大白菜,我现在不太记得了,那个画现在也没有了。就是工作时间太长了,我们也去打扰打扰他。
毛泽东并不喜欢过生日,李讷会给父亲送生日礼物吗?
父亲过生日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因为他不怎么过生日,他经常外出,生日经常不在家里。我们只能是在他的生日的时候表示一点自己的心意呀,画点画呀,做个什么小工艺品呀,表示一下心意。好像没有大家在一起吃饭什么的,这种情况记忆不深,基本上好像很少,有我也想不起来了。
记得我十五岁时给他做过生日贺卡,就像现在的小孩叠纸星星、小纸鹤什么的,那个时候时兴那样做。我们那时都有手工课,学刺绣,不是都有丝线嘛,我就拿丝线把纸缠上,然后写几句自己心里的话,很简单,中学生也没钱,就表示这个心意,他就很高兴了,不需要太多的什么了,就是表达心情,我爱他,我希望他好。他过生日了,我作为他的女儿,把自己要表达的心意表达出来。东西虽小,但是个心意,自己亲手做的。我还画了画,写了一个寿字,附了一封信给他,我不是当面交给他的,因为当时他在睡觉,我好像是请卫士放到他办公桌上的。
…………
李讷的姐姐李敏搬出中南海之后,毛泽东想念李敏的时候,就让李讷代他前去看望。
姐姐搬出去自己住,爸爸起初不知道,姐姐以为爸爸知道,心里面结着疙瘩。爸爸想起姐姐,就让我代他前去看望。姐姐在大学,我去看过她,她那个时候做实验,她学化学的嘛,硫酸烧得腿上裤子上都是洞。当时,我去看过她,以后又看过她几次。我们姐妹是挺好的。她住在兵马司,后来又搬到景山后街。至少有两到三次是父亲正式叫我去看她。我就执行嘛,坚决执行,就按父亲的意思去看。
毛泽东不仅注重培养儿女间的亲情,而且利用自己在古典文学方面的渊博学识,并针对孩子的心理特点,亲自为他们选择必读书目。李讷后来选择读北大历史系,与毛泽东的熏陶不无关系。毛泽东当年编的教材是什么样子,如果能留下来说不定会畅销呢。
他让我们先读《水浒》,因为《水浒》好读,故事也比较引人入胜,然后读的《红楼梦》、《三国演义》,还有诗词,反正都是他给我们选的,从各种诗词集里选的,订成好几本。打印成册,每个孩子一套。包括我的表哥,我的堂弟,人手一份。这个可能别人不保存了,反正我是没有了。经过了这么多的折腾,你看现在我的信也没有,照片也没有,都没有了。那个很珍贵的,铅印的。但是个人的情况不一样,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有人一般,喜欢的就背,就感兴趣。我在小学的时候,就是和图书馆的老师最好,到中学的时候就跟老师关系更好了,因为我喜欢看书,所以看得多一点,背得也多,他一看你感兴趣,背得也多,他本人就喜欢了。喜欢就谈的多一点,逐渐逐渐地给你的也就多一点,我也去问,还有什么,他就都给你,这样逐渐逐渐就开始吃偏饭了。因为他喜欢文史,周围又没有人跟他交流。我喜欢,所以他就给我讲。比如说大观楼的那个对联,他说,你明天就给我背出来。结果到第二天,一直到下午我要回学校了,他还没起来,等下个礼拜我就问他,你还记得让我背吗?他说,哦,那你就背吧,我就背了一遍。像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你越喜欢他就越给你,就越有共同语言。
我受父亲的影响,喜欢文科,但一开始的时候,母亲叫我学理科。我喜欢文史,最后我觉得我还是别选文了,我已经填了理科的表。他问我怎么想,我说我不愿意,我还是不能学理工科。父亲说,那你自己定,可以嘛,我又转过来学文科。然后就考试了。
…………
毛泽东到了晚年,孩子们大多不在身边,父女间的亲情是怎样体现的呢?
这个我就很难说了,他的境界,不是我们能揣测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说过,伟人的心灵就像那高山之巅,那里终年狂风大作,云雾满天,可是呼吸却是异常的顺畅。我觉得这句话说得比较好。人都是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都是人之常情啊。有痛苦,有欢乐,这都是很正常的。
说实在的,他严格要求我们,就是他对我们感情的表现。他若不是真正地爱我们,希望我们真正走上社会,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就不会那么严格要求我们的。这就是爱,我觉得这个严就是爱。他也像普通父亲一样的,跟我们在一起时很随意,很愉快,他也很喜欢孩子们的随意。没有什么拘束,就跟你家一样,你家什么样,在父母面前什么样子,一样的。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是毛泽东对子女的一贯要求。孩子们能自食其力是毛泽东的最大希望。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李讷成了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人。如今她的生活宁静而又淡泊。身为毛泽东的女儿,李讷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什么呢?
父亲对我们要求很严格,他对我们的希望也是很大的,他不希望我们做什么科学家、政治家、文学家,他不是的。他是要求我们做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他说你们只要做到这一点我就很满意了。他的意思就是干部子弟有先天的缺点,你要克服它,不要纵容它,不要骄娇二气,自以为是。他自己就是很简朴的,我记得20世纪50年代,他的卫生间里的洗涤用品就是一块肥皂,就是固本牌的老肥皂,就那一个,别的什么都没有。他衣服上的补丁那么多,他不用说,你自己自然而然就那样了。我就是受他的影响,就是要勤俭,朴素,要求自己和群众打成一片,靠自己的能力学习,为国家做工作,自己养活自己。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和大家一样的。他对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他没有对我那样的严格要求就没有我这样的今天。他的那种严格,他的那种言传身教,他不是说教,他就是那么做的,我非常感谢他。
毛泽东没有给子女留下什么物质遗产,李讷心里有没有委屈和遗憾呢?
我觉得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这比什么都可贵。我觉得我学得还太少,只是皮毛。我的孩子自己就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自己单过,他也心理不平衡,但是应该走上社会,自己挣饭吃,这个也做不到的话,你就是不合格。
我们都是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印象太深了。我努力朝着这个方向做,除了这个我别的不想。我只要努力做到这一点,父亲说过,只要你们做到一个自食其力的普通劳动者,我就满意了。
第三部分访问 侯波 徐肖冰 上
侯波、徐肖冰夫妇是著名的摄影家,他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为毛主席留下了非常珍贵的传世照片。那么,第一次为主席拍照片是在什么时候呢?
徐肖冰:我知道毛主席,是在国民党画的一幅宣传画上。宣传画上的毛泽东龇牙咧嘴,像个魔鬼。那是1935年,我17岁,在上海电通影片公司做摄影助理。
就在两年之后,我亲眼见到了宣传画中描述的那个毛泽东。1937年,抗战时期,我随我的老师吴印咸在太原的西北电影制片厂。不久,我参加了八路军,周总理和我谈话,告诉我暂时拍不了电影,只能拍些照片。后来,大概是11月吧,我就被送到了延安,成为八路军后方政治宣传部的一名摄影干事。
1937年11月的一天,组织上对我说,有一个重要的活动需要拍摄,具体情况到延安飞机场就知道了。我赶到飞机场时,人还很少。等了一会儿,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博古、肖劲光等都到机场来了。飞机一到,我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下来很多人。原来是苏联派专机把王明、康生从莫斯科送回延安,陈云也从新疆上了这架飞机,另外还有一些随行人员。那时,我刚到延安不久,很多人我也不熟悉,只好想办法让主席的镜头多一点。主席看到我拿着照相机比画来比画去,就招呼大家:“我们一起拍个照吧。”然后,几位领导人很自然地站在一起。我那时候用的是小型、老式的相机,没有自动装置,也没有广角镜。我只好退得远一些,以主席为中心拍摄。因为不熟悉这些人,我险些把站在边上的王明放在镜头外面。刚拍完一张,突然有个外国人把我拉到旁边,问:“你是哪里来的?”我虽然不明白他什么意思,但还是回答说:“我是后方政治科的宣传干事,是组织上通知我来拍这个照片的。”但这人仍然一脸疑问,仿佛我不说清楚就不能拍摄似的。还好,一旁有人认识我,向他证明了我的身份。后来,我才知道这人叫马海德,是和美国著名作家斯诺一起到延安的大夫。被他这么一搅和,拍照的机会错过了,因此,没能多拍几个镜头。当我与马海德熟悉之后,就总拿这事跟他开玩笑:“马大夫,那时我在飞机场拍照片,你怀疑我,这事该你管吗?”每一次,都逗得马海德哈哈大笑。
那么,徐肖冰最满意的照片是哪一张呢?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四大队作《论持久战》的报告。我正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就带着相机,准备给主席多拍几张照片,可是听讲的人很多,会场挤得水泄不通,我根本找不到位置,更看不见主席。没办法,我围着房子绕了一个圈,找了好几个角度,希望既能拍到主席,又能把听众也拍进去。拿着相机选来选去,最后,我只好站到边上,主席的侧面没有听众,那我就到侧面嘛,同时可以将听众纳入镜头。这幅照片,是我到延安后比较近距离拍摄主席的第一张照片。可等到这张照片公开发表,已经是三十年之后的1968年了。摄影界的人士评价说,拍摄领袖人物敢于从侧面取景,而且把听众的反衬也带上了,主席的形象几乎占满了画面,瞬间抓得好,表现的动作也很生动。所以这张照片,被选入纪念主席的各种画册,一发再发。不过,从当时来讲,我没有其他的条件来拍主席正面的照片。如果能拍到正面的照片,我还是会拍主席的正面的。
……
徐肖冰拍的一张照片,怎么会有两个版本呢?
我拍摄过许多有关主席的照片,其中有一张照片还有着特殊的经历。这张照片就是在党的七大会议期间,我拍的毛主席与朱老总的合影。朱老总当时是八路军总司令,头上戴着的是国民党军帽。但有一段时期,这张照片在发表的时候被修去了帽徽。所以,这幅照片就有两个版本流传于世。1988年,日本邀请我们夫妇去日本举办摄影展览,展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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