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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96-中国大审判-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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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诉人接着历数了张春桥在上海策动夺权、诬陷、迫害市委书记、市长、副市长和常委的罪行，操纵指挥“游雪涛小组”的罪行，武装、改造城市民兵，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的罪行等。最后指出上述犯罪事实，都是张春桥直接犯下的反革命罪行，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给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二、九十三、一百零一、一百零二、一百三十八条，犯有颠覆政府罪，策动武装叛乱罪、诬陷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审理过程中，态度顽固，在大量证据面前，拒不供认所犯罪行，请法庭依法从严惩办。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长曾汉周告诉被告人张春桥：“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你有陈述和辩护的权利。你有什么话可以陈述和辩护的，现在你可以讲。”
张春桥听后，仍然像法庭调查时那样缄默不语，一言不发。
审判长把被告人有权陈述和辩护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张春桥还是一声不吭。审判长宣布：“等你两分钟。”
这时，人们看到坐在被告席上的张春桥咬着牙齿，他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抖动，细碎的汗珠从脸上的汗毛孔里冒了出来，这暂短的两分钟对张春桥来说特别长，他也许想说点什么，他自知罪孽深重，他还能说什么呢，终于没有开口。两分钟过后，张春桥仍不讲话，审判长这时说：“张春桥不作陈述和辩护，记录在案。”宣布：张春桥的犯罪事实审理结束，休庭。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1）
一、投机分子陈伯达
陈伯达，又名陈尚友，曾用名王通、曲突、陈志梅、周全、梅庄、史达、王文殊、陈万里等。1904年出生于福建省惠安县一个“四代书香”的破落家庭。据有关资料介绍，他的曾祖父是进士，清朝刑部云南司主事，正六品官，祖父也是乡进士、惠安县文峰书院院长，到他父亲这一代，家庭破落了。其家庭71人，有乡进士、秀才、官吏、特务、宪兵、保长等23人。其中有四人被镇压、一人被管制、一人被监督劳动，11人在台湾和海外。
陈伯达20岁时出外闯荡江湖，他曾和叛徒陈文总、大批发商林绍平结拜兄弟，按年龄，以“松、竹、梅”为序，他排老三，后来他在名字中有“梅”字，可能由此而来。
1925年，陈伯达在厦门经黄振家介绍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投身于革命，不久后到上海读书，和康生是同学。当时的上海大学校长是于右任、总务长为邓中夏、教务长为瞿秋白。他曾在上海《洪水》杂志发表过一篇反共文章。此后，他转入广州中山大学，又回到厦门，同国民党右派梁龙光、黄振家等人组织“孙文主义学会”。1926年国民党的右派和左派（主要是共产党），进行组织复杂的斗争。陈伯达曾策划和指点国民党右派，围攻广东党团区委派到厦门农民讲习所的特派员罗明。陈伯达曾说过：“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个‘卢布党’。”
1926年陈伯达经张余生介绍到张贞独立六十四师担任过秘书。同年冬，陈伯达又进入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担任秘书，还兼任何应钦在福州办的东路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教官。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国民党“清党”，陈伯达被通缉，张贞给他1000元钱，派人将他护送上船，一直到上海。
陈伯达自己说他由陈明和张余生介绍，1927年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陈伯达被捕，关在北平草岚子监狱，他向张贞的亲属、军需员张达卿写信求救。张贞出款2000元，由王雨亭、陈文总到北京活动，经原东北军少将邰斌山的关系，陈伯达办了出狱手续……
陈伯达，在白区工作，曾任北方局宣传部出版科长、宣传部长。1937年2月为中共北平市委“三人委员会”成员。1937年9月从北平到延安，开始不被重视，仍担任10年前的职务——宣传部出版科长。1938年6月，陈伯达托王明把他写的《三民主义概论》一书带到重庆出版。书中极其错误地对北伐前夕的蒋介石做了过高的吹捧，毛泽东发现后对他进行了指点。
陈伯达与毛泽东探讨中国古代哲学，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1939年春调到毛泽东主席办公室工作，成为毛泽东的秘书。1943年7月10日陈伯达经毛泽东主席的授意和修改，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长文《评〈中国之命运〉》，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做了抨击，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而陈伯达也因此出名。
陈伯达，这个貌似迂腐，甚至连话也讲不清爽，自称“小小老百姓”的人，其实是个大奸似忠的大大野心家、阴谋家、投机分子。1949年12月，陈伯达跟随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前，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祝寿文章，称斯大林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天才导师”，称毛泽东为“斯大林的学生和战友”。若干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则称毛泽东为“世界最伟大的人物”和“天才导师”，而林彪为“毛主席的学生和战友”，这是耐人寻味的。陈伯达在访苏期间，为取悦于斯大林，哗众取宠，喧宾夺主，曾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
1956年9月28日，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陈伯达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9年7月到8月中旬庐山会议，陈伯达弄错了风向，险些翻车，他很会投机取巧，从反“左”急转弯，跟着“反右派”大批彭德怀，大骂彭德怀参加革命“是来入股的”，说他“有军阀习气”，有“反骨”；就是这个陈伯达，他曾毛遂自荐，主动帮助刘少奇修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曾几何时，黑白颠倒，“文化大革命”中他批这本书“反动得不能再反动了”；1964年他欣赏推荐王光美的《桃园经验》；以后又大批《桃园经验》；又是这个陈伯达，开始没有挤上批判《海瑞罢官》那班车，他几次去找江青密谈，求情“入伙”，这才成了江青的一员“大将”。
“文化大革命”伊始，这个很会钻营的陈伯达，投靠江青、康生，也真的扶摇直上，显赫一时：他起草《五•；一六通知》；1966年5月28日当上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接管《人民日报》，6月1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杀气腾腾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这是在全国从“破四旧”开始，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使多少干部群众无端受到诬陷、迫害；7月27日至30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陈伯达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了第五号人物；他伙同江青、康生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刘少奇，诬陷陆定一。他在唐山一句话，就可以使上万人挨批斗，几千干部群众被迫害致死；他还可以把几十年前的传闻拿来栽赃陷害朱德、陈毅、刘伯承等元帅。……为了篡党夺权，他尾随江青，干尽了坏事，可谓嚣张一时，疯狂至极！直到兵败庐山。
陈伯达投靠江青，后来渐渐失宠，在党的“九大”前夕，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矛盾加深，以致被冷落。他及时窥测风向，决定另攀高枝，改换门庭，于是又是送礼又是求情，跑到毛家湾向叶群献殷勤，投靠了林彪。陈伯达于1970年8月23日，在庐山召开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密切配合林彪大造“天才论”，搞“和平过渡”篡党夺权阴谋的罪恶活动，为林彪助威，提供“炮弹”，炮制“天才语录”，第一个被捉，翻了车，倒了大霉。1970年10月18日被软禁、审查，不久，在全国开展“批陈整风”运动，陈伯达陷入没顶之灾。1971年“九•；一三”林彪叛逃摔死后，陈伯达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后因病在病房中监护。
陈伯达这个投机分子，大大野心家，过去在向他的一个同乡吐露心曲时说：“最要紧的是跟人，跟准一个人；第二是有自己的一批人……”
陈伯达的一生和他的罪恶道路，大概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吧！
第二篇 短兵相接大奸似忠的陈伯达（2）
二、小小老百姓、大大野心家的供词
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８日、２９日上午，对被告人陈伯达的犯罪事实，进行了两次法庭调查。
时年７６岁，风烛残年、老态龙钟的陈伯达，步履蹒跚，是由两名法警挟扶着带到法庭的。他戴副老式深色边框的眼镜，法警扶他坐在被告席上时，他还左顾右盼望了一下，看来他的头脑清楚。
法庭由审判长曾汉周主持审判活动，由审判员任凌云、李明贵进行法庭调查。
法庭首先就起诉书指控陈伯达诬陷、迫害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审问时，陈伯达装疯卖傻，说，“我不记得了”；过了一会儿又说，“我想了很久，想不出来”、“实实在在忘记了”。
陈伯达可以说他“忘记了”，但是历史和事实却不会忘记：法庭出示的证据证实，由戚本禹转交的一份要求批斗刘少奇的报告，是江青、康生、陈伯达圈阅擅自批准的。不仅如此，陈伯达还亲笔把报告中的“刘少奇”三个字的“少奇”二字改为“邓陶夫妇”四个字。陈伯达这么一改，便把原报告要求批斗刘少奇，改变为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三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他们的夫人。
陈伯达感到事关重大，还是以“我想不起来”为由，妄图搪塞过关。法庭紧追不舍，当场两次让他看影印件，在铁证面前，陈伯达只得供认：“我的签字是事实”。
法庭接着调查１９６７年１１月陈伯达伙同谢富治、吴法宪利用天津破获的“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以“追后台”为名，诬陷朱德、陈毅、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等１５人。
这是一件极为荒唐的诬陷案：原来天津出现的一张署名“非常委员会”的传单，是一个工人写的，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背景。陈伯达却如获至宝，大追根子，竟然莫须有地追到朱德、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头上。听听法庭审理，陈伯达是怎样说的吧，那真是千古奇谈。
陈伯达回答审判员追问时，竟然煞有介事地说：我有个根据，没有根据我是不随便说的。
问：什么根据？
答：３４年前，我听说过，天津有过这么一个叫“非常委员会”的组织。
你看何等荒唐！３４年前，且不说有没有这么个组织，即使有吧，３４年后，怎么能追到老帅们身上？这岂不是疯话。
在另一次审问陈伯达迫害一批高级干部时，他倒是说了一句实话。他说：那……那时正在发疯的时刻……这倒是真的。陈伯达以及林彪、江青干出许多常人难以理喻的罪恶勾当，正是他们为夺取最高权力而利令智昏“发疯的时刻”，他们已经不顾一切了！
法庭对陈伯达伙同林彪、江青诬陷、迫害陆定一进行调查。
审判员任凌云问陈伯达：逮捕陆定一的报告是你批的吗？
陈伯达回答，“不记得”，“真的不记得”。
法庭出示和宣读了１９６８年５月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批准逮捕陆定一的“报告”，出示宣读了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１１日，陈伯达亲笔写的迫害陆定一的三条“指示”；宣读了胡干卿的证词，陆定一专案组的原负责人肖风文出庭作证。在证词、证人证言面前，陈伯达无法推卸罪责，只好承认犯罪事实。
三、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冀东惨案”
１１月２９日上午８时５５分，陈伯达被再次带进法庭坐在被告席上。法庭开始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的出笼进行调查。
这篇搅乱全国的社论发表于“文化大革命”初期的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把广大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群众诬陷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资产阶级‘专家’、‘学者’、‘权威’、‘祖师爷’”、“牛鬼蛇神”，煽动要“横扫”他们，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他们威风扫地”。在这篇社论的煽动下，全国上下大批干部、知识分子、群众遭受批斗，非法关押，有的被扫地出门，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果。
庭审开始，审判员李明贵问陈伯达，这篇社论是不是他组织人写的和亲自审定的。陈伯达回答说：“是我审定的。是我口述，他们写的。口述和自己写的是一样的。”
接着，法庭宣读了钱抵千和朱悦鹏的证言。他们是受命撰写社论的。证言说，他们根据陈伯达的谈话内容起草这篇社论，陈伯达对社论稿做过两次修改。
证言宣读完毕后，陈伯达再次回答审判员的提问时说：“对这篇文章，我应负完全责任。”
接下来，法庭对陈伯达制造的“冀东惨案”的犯罪事实进行调查。
据记者李耐因报道，陈伯达在拿到起诉书副本以后，最害怕的是他对冀东人民犯下的罪行，那真是令他心惊肉跳、寝食不安。他一个劲儿地嘟囔“没想到”、“不知道”。事情是这样的：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６日，陈伯达窜到唐山，在一次大会上发表演说，他说：中共冀东地区组织（指解放前期）“可能是国共合作党，实际上可能是国民党在那里起作用，叛徒在那里起作用”。事实上，冀东地区在我党建立初期就有了地下党组织，李大钊就是冀东乐亭县人，唐山正是我党活跃的地区；抗日战争中，冀东是我抗日根据地，当地党组织领导人民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斗争，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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