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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4-10李敖系列之9李敖送电集-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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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严以后,台湾的政治生态虽稍破除垄断现象,但政商挂勾的金权倾向却日益恶化,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政争也随着一些弊案的揭发,对台湾社会造成极大的震撼。而自由时报,在坚守社会舆论良知,与尊重两千万人民权益的前提下,不畏权势,勇于揭发弊案政争,并表达多数台湾人民的心声,是一份深具正义感的报纸,台湾社会需要它,因此我阿扁仔愿意在此向你郑重推荐。争取一00%的自由,不能错过自由时报。」
把上面这段话,对照起当年我们党外杂志所揭橥的「争取100%自由」的神圣指针,我们难道不觉得陈水扁太过分了吗?「自由时报」这种国民党财阀的御用报纸,那一点在「坚守」「良知
」、「不畏权势」或「深具正义感」等项目上达到我们的指针了呢?用当年我们伟大崇高的指针,奉承国民党财阀的烂报纸,这就是今日陈水扁出卖党外的真面目,他出卖我们「争取100%自由」,却「争取100%的自由时报」,他太可耻了!
二000年二月十八日
·质疑「台湾的主张」
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出版,书中「对中国文化的省思」一节里,自谓「当时才二十几岁的我,也曾经详加研读这些书」。所谓「这些书」,原来只有四种,即胡适的「名教」、鲁迅的「阿Q正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与「青铜时代」。不过,一九二八年胡适发表「名教」时,李登辉只有五岁,纵使是神童,似乎也难读得懂,若说「二十几岁后」才读,也很可疑,因为「名教」并没成为专书。不过,一个人有本领找到一二十年前的「新月杂志」,从中找到这篇「名教」来读,自当别论。至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乃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文治出版社出版、「十批判书」乃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重庆群益出版社出版,已是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前后,在日本军中做帝国陆军少尉的李登辉,恐怕难以读到。换句话说,「二十几岁」的李登辉,似无在日本看得到敌国大后方重庆这类出版品的可能。若说是在台大农经系时看到,也令人虽以置信,因为「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书,一般历史系的都难于卒读,农经系的越界前来,恐怕读不太懂吧?何况当时中文并不在行的。不过,神童例外,综合印象是:李登辉只读以上四种,就在书中「省思」贬抑起「中国文化」来,未免太离谱了。
在「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一节里,李登辉又自谓:「我开始研读三民主义是在念高等学校的时候。当时日本的『改造社』曾翻译『三民主义』,所以,我与三民主义的接触,是从日文版开始。而蒋介石总统所着的『中国之命运』,也曾翻译成日文出版。这些书籍我在战前都已经读过。」查日本「改造文库」有金井宽三翻译的「三民主义」,时间是昭和四年,一九二九年,出版后十二年李登辉进高等学校,自谓读过「三民主义」日译本,似有可能,但他既定时在「战前都已读过」,则与事实不符,因为根据书中「李登辉先生年表」,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乃在他「考入台北高等学校」之前,又何能「在战前都已读过」?至于读过「中国之命运」更是疑云重重。「中国之命运」出版在一九四三年,已是战争期中,何能「在战前都已经读过」?——还没出版呢,怎么读过?至于日译本,由波多野干一译出,由日本评论社出版,已是昭和二十一年、一九四六年的事,战争早已结束了,又何能「在战前」读过?综合印象是:李登辉根本不可能如他所说,「以一个高校生的角度来研读这些书籍」,尤其不可能在「战前」,除非「大日本帝国」为他推迟发动「太平洋战争」。
在同一节中李登辉又写道:「『中华民国宪法』,前文明载:『依据国父孙中山先生之遗教,为巩固国权,保障民权,奠定社会安宁,增进人民褔利,制定本宪法。』」奇怪的是,该宪法原文明明是「依据孙中山先生创立中华民国之遗教」,身为「中华民国总统」的李登辉竟把「创立中华民国」六字删去,不知何故,「中华民国总统」竟对宪法条文这样生疏么?
此外,书中附录一「回首来时路」中说李登辉一九六九年被捕时,来的是「四、五个穿著制服的宪兵」的「警总人员」,这种陈述,我们真政治犯和「警总人员」都会笑起来,因为「警总人员」抓人时都穿便衣,即使抓现役中将吴石那次,都派的不是「穿著制服的宪兵」,李登辉何德何能、又非军人,竟被这样宪兵伺候?冒充政治受难者,也不能这样离谱啊!何况,依据「国家安全局」印「机密」文件「历年办理匪案汇编」第二辑第一八六页到一九0页,我们可以看到「匪台湾省工委会台大法学院支部叶城松等叛乱案」,这个案子,共有叶城松(三十一岁)、张璧坤(三十岁)、胡沧霖(三十一岁)、赖正亮(三十一岁)、吴玉成(二十六岁)五人判死刑,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枪决。而在「案情摘要」中,第一段赫然就是「叶城松于卅六年十月间,由奸匪李登辉介绍参加匪帮,受杨匪廷椅领导,担任台大法学院支部书记。」可见「奸匪李登辉」逍遥法外,事出有因。因为同案中,除五人死刑外,蔡耀景(三十五岁)判无期,李显章(三十八岁)、钟茂春(三十四岁)、池仁致(三十三岁)、李显玉(二十八岁)、王新德(二十一岁)、黄其德(六十岁)六人判十年,黄顶(四十一岁)判七年,黄青松(二十七岁)判五年,吴长流(六十四岁)判二年。但原始介绍人「奸匪李登辉」,却未闻有法办之事。他占了便宜还卖乖,今天还冒充政治受难者,真太离谱了。(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读者有兴趣更深入知道李敖拆穿李登辉的内幕,请参看「李登辉的真面目」、「李登辉的假面具」二书。)
·真敦化还是假敦化
今天到敦化国中来演讲,我有一个想法,如果台湾共和国成立,他们要改很多地名、很多制度,而且在台北市会发生许多困难,因为台北市有很多路名是以中国大陆的地名来命名,尤其是东北地区的地名最多,敦化就是吉林省的地名。今天在台湾有三位有名的东北老太太,其中一位就是连战的母亲,连震东死时只留下一个遗嘱说:我没有钱留给你,我只是把我的品格留给你做一个式范。结果连战一辈子没有做过生意,今天有这么多钱,除了这位东北籍的老太太帮他赚钱外,还有什么人有这个本领。
目前在台北市以东北地名命名的街道一共有三十个,要消灭是相当困难的,我举这个例子是告诉大家,过去有多少东北人在台北市政府卧底。「敦化」这两个字,在中国古典的涵义是天地所给人类的造化,隐含圣人所传达给人民的教化,在这些教化中,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辨别是非的能力。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就认为:人是能辨别是非的动物,所以我认为辨别是非是重要敦化的目的,而用何种方法辨别是非呢?孙中山说「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不但是革命,很多事情都有赖思想的变化。
就思想的变化应选择新党
现在台湾有选举,我们对选举、对候选人、对政府的态度都有一些看法,这些看法有赖于思想的变化。我举一个例子,新党是怎么出现的呢?尤其创党的七位大老里,他们当年在国民党里都不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如果想在国民党里做事做官,是很有前途的,可是他们为了良知、为了理想,为了看不惯国民党里的黑金及腐败,出走另组新党。今天我们看到新党的缺点是阵亡率很高,七位大老里阵亡了六位,现在只剩下李庆华一人,但是他们的理念没有错,就思想的变化,我们宁愿离开国民党,继续选择新党。
在赵少康竞选台北市长的头一天晚上,我与国民党一位大员夫妻吃饭,他就是国民党驻南非大使杨西昆先生,他的夫人跟我说了一段话让我很感动,她说:我住的整个大楼都把票投给赵少康,虽然我是国民党,可是我也会把票投给新党。我就问:杨大使呢?杨西昆说他的票也投给新党。我对杨大使说:以你的身份、以你的清望、以你的号召力,如果你勇敢站出来公开脱离国民党,这样来帮助新党是不是更好;像许历农一样,一个上将、国民党的中常委,他如果要做官,有的是官好做,可是他为了良知、良能,脱离了国民党加入新党,他多么有勇气、多么有号召力,虽然他是军人,你杨西昆是文人,同样也有号召力。可是杨大使对我笑笑说:我不方便。这就是一个人的选择关口,有的人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有的人就只能到百尺竿头为止。
我的人生观是有为的人生观
所以今天讲「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在变化的过程中,每个人的选择是不一样的。我的人生观是有为的人生观,何谓有为的人生观?就是我相信做与不做是不一样的。我年轻的时候,有一次胡适约我谈话,胡适先生讲了一段动人的话,他说:俗语说「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把它改写为「无心插柳尚且成荫,有意栽花当然要发」,意思就是,有意要做一件事跟无心做一件事是不一样的,我相信我们的努力从表面上看是失败的,从长远看,我们的努力会生根、发叶、开花、结果,虽然那一天我们可能看不到,但是一定会有结果的,这就是我写书、到处演讲的原因。
今天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知道人不是一开始就是英雄、就是豪杰,在过程中是经过很多的变化。例如圣女贞德,她原来被抓时有一段时间是投降悔过的,后来知道错误又重新把自己撑起来,最后成为烈士。再例如宋史的文天祥传中说,文天祥原是花花公子,做了丞相后变成一个爱国者,最后被元朝俘掳,把他关在黑牢里逼他投降,并说,只要他投降立刻给他做元朝的丞相,这是多么大的考验,只要一点头,荣华富贵就到手,对文天祥而言,内心是多么的痛苦,从他的正气歌「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哲人日已远,典刑在夙昔。」中可以看出他的挣扎,最后高段的境界压过低段的矛盾而成功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的人经过挣扎而上升、有的人是下坠堕落的。
我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我常拿两个人做比喻,宋楚瑜原来是坏人,做台湾省长后努力挣扎作好人;有的人是一路走来下滑的,就如陈水扁一样;另外一个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活在台湾做我自己,就是我李敖,甚至顽固到今天还没有加入新党。今天我要向各位解释一下,第一、证明我一辈子没有加入任何政党,第二,证明新党有这个肚量,第三、按照新党的党章,凡不便登记为新党党员,但认同并支持新党者,都是精神党员。新党党员现有六万七千人,但是精神党员估计超过一百万人。
当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健全的两岸政策后,用和平谈判的方法,中华民国真的会回到大陆。你们唱「大地一声雷」中「开创新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新的中华民国。换句话说,在历史的定位上我们还有扭转的机会,但是我必须要说,努力的过程是艰苦的。首先从总统大选开始,过去历年反共政策及对中国大陆的看法是错误的,现在要提出新的看法,新的看法就是:只有两岸和平谈判才能解决,可是这个声音现在出不来,没有人敢讲真话;连战讲的是假话,阿扁讲的是假话,宋楚瑜吓得不敢讲真话,只有新党才有机会讲真话。所以结论就是:我们相信新党带给我们的路线,应该是最正确的路线。
今天解释我与新党的关系,我告诉各位,好得不得了!不容一些人的曲解。我举一个例子,中国有一位了不起的学者叫王国维,他曾写过一部书「人间词话」,里面写代表人类境界的词有两种,一种是「有我」主观的境界、一种是「无我」客观的境界。我认为人间许多事是在有我与无我之间,看你要如何解读它。所以,今天我解释我李敖与新党的关系,就是当我的出现,不要说新党来了一位最棒的人,而要说新党变成最棒的党了!
所以结论是,只有我们保持清楚的头脑,快乐的头脑、丰富的知识(包括历史的知识),才能把任何使我们困扰的问题很清楚的解开,把两岸困难的问题和平解决。事实上,我认为中华民国可以在中国大陆活起来,如果我们这样解读,我们就会变得很快乐,不必自寻烦恼。最后在总统竞选时,我还是要说:我们不说选什么人,而要劝你不要选连战、不要选阿扁。(新党编辑部整理)
·世新新不新
苏东坡有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皆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意思是你真正到庐山后,和它没有距离时反倒看不见庐山了,今天你们和我没有距离,看到了我的真面目,可能会有某种程度的失望,不过在讲演完后保证大家会恢复希望。
就在十五分钟前,我得知我的老朋友魏廷朝在早上(1999年12月28日)跑步时心肌梗塞去世了,他年纪比我小一岁,共坐了三次牢,第一次是和彭明敏、第二次和我、第三次是和美丽岛事件的朋友们一起坐牢。今天大家看到的美丽岛事件,历史都被改写了,在美丽岛事件中,大家已看不见美丽岛的被告,像刚去世的魏廷朝,大家对他的印象很模糊,勉强认识的被告只有因改选桃园县长而出头的吕秀莲,除了她以外,大家看到的都是美丽岛的辩护律师,他们摇身变成今日台面上受益人。
大学生应勇于追求真相
你们所了解的是非、人物很多都是骗局,我拿当年办的一份「为你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杂志向你们证明,那时我是总监、陈水扁是社长,但今天阿扁为自由时报作的广告中说「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不可以错过自由时报」,我实在看不出自由时报在争取什么言论自由,阿扁已扭曲、背叛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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