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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山论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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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媒体公开指责卫慧为“堕落、淫荡及外来文化的奴隶”，恐怕有些言过其实，充其量，卫慧不过是有些贱罢了。卫慧的贱，首先表现在她的文字里。“我沮丧地看着自己穿上衣服的样子，太丑陋，像被强奸过度的一具玩具娃娃”、“忘了一夜之间跟他做了多少次爱，一直到最后连用润滑剂也都觉得疼痛难忍了。他像个野兽一样毫不留情，像个战士一样冲锋陷阵，像个歹徒一样弄得我酸痛不已。可我们还是继续施虐与受虐”、“他穿得整洁、芬芳，站在一盏路灯下，像刚从电影上走下来，从太平洋飘流过来。我的异国情人，有一双美得邪气的蓝眼睛，一个无与伦比的翘屁股，和大得吓人的那玩艺儿。每次见到他，我就想我愿意为他而死，死在他身下”。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贱的文字了。除了贱，还能说什么？更绝的是，她真的是既想当婊子，又想立牌坊，“我会有深深的羞耻感，我怕被别人当成与其他钓洋龟的中国女人一样，因为那样的女人都很贱，并不择手段只为了出国。为此我总是板着脸站在角落，对马克飘过来的脉脉含情之眼神报以怒视和冷瞥”。起码，别的女人还是为了出国，而她只不过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性欲和被虐待欲，就可以指责别人贱，我真的无话可说。
卫慧的贱还表现在她的生活中。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崇尚疯狂。“我愿视疯狂为某种持久的现实，一种摆脱公众阴影的简单明快而又使人着魔的方法。越疯越美丽，越快乐越堕落。爱情像一种毒，我愿成为这群情绪化的年轻女孩的代言人，让小说与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Creditcart、淋病、Fuck共同描绘一代形而上学的表情。”这样的生活方式已经不能用靡烂来形容了吧。而另一方面，卫慧又在刻意地模仿张爱玲，米兰·昆德拉。自诩有美女的容貌，自认有贵族的气质，大肆地进行放浪形骸的性放纵教育，然后堂而皇之地说，这可不是淫荡，是疯狂。我可不是妓女，是美女。我虽然有妓女的妩媚，但是我不卖肉，只卖名。你只可以意淫我，不可以真的奸淫我。而且，我喜欢被你意淫，我做这些的目的就是要给你养成这样的习惯：饭在锅里，我在床上。我靠。真让人受不了。我擦着鼻血，突然想起星爷的名句：“对付这种女人，一定要用居高临下的眼神，和一只强而有力的臂膀，把她从欲海当中解救出来”。
至于后来卫慧接受《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表示虽然《上海宝贝》在中国大陆被禁，但是她希望在日本、中国台湾和法国可以发行。还有后来的与棉棉等美女作家自相残杀以及与妓女作家九丹的对骂，都证明了她自我炒作的本质。作为70年代的作家，在生活经历、思想内涵和文字功底远没有达到一个作家应有的素质的时候，要出名，要赚钱，怎么办？炒呗。不就是贱一点吗。没关系。
卫慧的贱，是自我炒作的需要。
卫慧的贱，是无病呻吟的虚假高潮。
卫慧的贱，贱出了城市颓废青年的无聊和空虚。
性别篇 一贱双雕九丹：妓女作家的贱
九丹：妓女作家的贱
“我曾把我的生存环境比做猪圈，而我是一只跳不出猪圈的猪。随着我人生阅历的加深和知识面的扩大，我知道实际上人类作为猪的命运是不可更改的。”
“为了让世人感到他们是‘干净’的，并且能够重新认识自己，你们把我当妓女吧！”
“嘲笑我的女人们，我们其实都是乌鸦。”
“我想一千次地重复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女人都是一样的，女人从本质上来讲都是妓女。
——九丹
九丹，原名朱子屏，现年33岁，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91年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就职于广西某媒体。1992年辞职进京，先进入一家文化公司，后与人共同承包北京电影学院电视片部。1995年赴新加坡学习语言，1997年回国。随后发表小说《乌鸦》，引起较大反响。自诩为妓女作家。
九丹很贱。
九丹的贱并不是因为她的成名作《乌鸦》，而是她在用她的思想强奸所有女人的思想。
不可否认，九丹很坦诚，坦诚地告诉你，在新加坡这样的花园城市，外国留学生要生存下去很难，而对于女学生来说，卖淫就是一种最容易的生存方式了。这样的坦诚是不是像王朔所说的那样，“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坦诚”，很难说，至少，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推敲。在新加坡留学的女学生真的很难生存下去吗？不见得吧。很多公立学校的留学生是被允许打工的。而私立学校中的女学生们，如果面临卖淫和回国的选择的话，恐怕也不见得非得要出卖肉体留在那个所谓肮脏的国度吧。说白了，还是贱在作怪，在国内生活得好好的，偏偏要跑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呆不下去了，就只好卖淫，然后对大家说，这可不怪我，我是被逼无奈啊，时运不济，逼良为娼啊。
九丹的贱表现在她的以天下为己任，非要为全球的华人揭开所谓留学生黑暗生涯的内幕。她认为所有的女人在这种情况下都必须那么选择，因为所有的女人生来都是一样的，都是妓女。而且，她认为自己之所以让人受不了，是因为她撕破了虚荣的伪装，暴露了赤裸裸的真实。“我不会脱了衣服炫耀自己的身体有多美，我只想把我的伤口指给别人看，并且告诉他们，这些伤口首先是因为我个人的罪恶，其次才是他人的罪恶。”为此，她还不惜自己给自己戴上“妓女作家”的帽子，俨然一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派头。从表面上来看，她的作品似乎在思想深度和出发点上，比美女作家有了突破，起码不是颓废青年的空虚无聊，但是，从深层次看来，《乌鸦》中的故事和想要表现的现实显然缺乏说服力，而“妓女作家”和“美女作家”比起来，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只是使用的炒作方式不同罢了，她们谁也没有什么资格指责对方。对于“美女作家”来说，好像显得更为坦诚一些呢。想干我就干，因为我想干啊，干嘛不干？“妓女作家”呢？表白自己不想干，可是不得不干啊。你看，我的肉体在被蹂躏，心灵在被践踏，你看，作为一个妓女，多么不容易，你别再嘲笑我，攻击我了。对“美女作家”来说，她们认为当婊子和立牌坊是不冲突的，甚至是顺理成章的。当了婊子，接着立个牌坊。这个牌坊可不是贞节牌坊，是疯狂牌坊。对于“妓女作家”来说，她们其实就是想立牌坊，为了立牌坊不惜当婊子。而且要在牌坊上大书特书，其实，这个婊子是个贞节烈妇，不得已而做了婊子，你们看，她多可怜，她的内心还是很贞节的。
九丹的贱，是深层次的自我炒作；
九丹的贱，是虚假高潮过后发出的无病呻吟；
九丹的贱，贱出了妓女愤青的虚伪和无能。
性别篇 一贱双雕桃之11：网络女作家的贱
桃之11：网络女作家的贱
“我是一个小丑，却是一个伟大的小丑。舞台上的小丑，接近艺术家，我的所有的表演，可以看作是一组行为艺术或者更多。”
“我将自己放在一个很真实很人性的状态中，我首先承认我自己就是一个贱人。”
“人之初，性本贱。贱可贱，非常贱。”
“我对自己的底气很清楚。我就是敢说，我是中国最像作家的作家！”
——桃之11
桃之11，本名朱珍。1981年11月生，上海人，天蝎座AB型血。第二届全国新概念作文大赛一等奖获得者。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就读于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系。作为“80年代后写作者”的代表人物之一，在诸多著名网站开设专栏，以“原地不动的贱人”自居。拟订于2003年出版首部长篇小说《逃之夭夭》。
桃之11很贱。
不用我说，她自己已经承认了自己的贱。而且，她对这个词非常钟爱。
在全国人民面前自诩为一个贱人，本身就够贱。
对自己的贱，桃之11也有自己的看法。“所谓原地不动的贱，意指坚持自己的写作和表演，以及个人风格。贱，也可解释为不安分和对现状不满，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我就是原地不动！现在我走的是低调的实验先锋路线，艺术家就是要不断变化、改变现状、不安分——贱。”我们可以把原地不动理解成坚持吧。也就是，桃之11在坚持着自己所认为的贱。那她认为的是什么呢？不安分，不断变化就是贱，那，那这个理解，还真够贱。一不小心，把全世界所有不安现状的人都拉到身边了。那可真不少，看看周围，我仿佛和一堆懒汉流氓站在一起，而对面呢？满脸得意的桃之11身后，跟着的是爱因斯坦，牛顿，爱迪生，鲁迅，李白……
桃之11贱在表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上世纪70年代的美女作家已经不流行了。现在流行的是80年代的贱人作家。用google搜索一下桃之11，会得到66000个搜索结果（66000个，这个桃之11一定欠大家很多钱）。桃之11在不停地叫嚣中表演，仿佛一个吃了摇头丸的太妹（当然是有文化的太妹）：榕树下推出个人专栏、出任“新电影”网站的CEO、扫荡各大网站的文化类BBS……用《大话西游》里面的话来说，可谓是“桃花过处，寸草不生”，是啊，在肥沃的土地被批评的板砖淹没的话，也长不出什么花花草草来。不管自己写得怎么样，不管自己为什么要写，不管自己写了以后会发生什么，她只是一个劲儿地写，一个劲儿地表演。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的表演让大家最快速度关注我这个人，这同时也是我行为艺术的组成部分。我的创作不仅是文字，还有写作行为部分和理论部分”。原来她已经把自己的表演列为一种行为艺术了。关于行为艺术的界定，肯定见仁见智。有的人吃夭折的婴儿，有的人用自己的月经作画，有的人裸奔，有的人滥交，他们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可以算得上是艺术。既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我也没什么话说，艺术吗，怎么贱都行啊。
不过说到底，还是要“让大家以最快速度关注我这个人”，还是为了出名的需要啊。为了出名，可以有很多行为，搞清华、北大爆炸案的哥们儿不就是为了出名吗？这也无可厚非，毕竟出了名可以带来更大的利，带来关注的目光和崇拜的眼神嘛。
桃之11贱在自己拼命说自己贱，偏偏还不够贱。一方面大喊，“做到彻底是我的风格，这是一种属于艺术家的绝对的、充满自信和力量的风格”，一方面没有什么特别贱的表示，只是说我就是贱了，求你了，就认为我贱吧。我虽然没有裸照，没有乱交，没有公开自己的录像带，但是，我还是很贱的啊。
桃之11还贱在她的狂妄。“我对自己的底气很清楚。我就是敢说，我是中国最像作家的作家！我觉得我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而现在的很多写作者不是。我希望成为罗兰·巴特那样的人，他不是学者，他是真正的作家。”这里恐怕又是概念的问题了。我相信，没有几个人敢于认同这个观点吧，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愿意认同。提到罗兰·巴特，我倒是想起来了，罗兰·巴特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脱衣舞娘的评论，他认为，脱衣舞是基于冲突与矛盾的大众文化。“女人脱到全身赤裸时，就失去了性感。”观众面对的是恐惧的景象。脱衣舞所表现的色情是“美味的恐惧”，其仪式是为了唤起性的概念和它的魔咒。哇，原来是这么回事。我突然明白了桃之11为什么贱得不彻底，为什么遮遮掩掩了。而她热衷的不过是表演本身，而不是表演的是什么。她关心的不是赞美或者诋毁，而是有没有人在关注她。
想起来，我还在这里骂她，岂不是正中她的下怀？真该抽自己几个嘴巴，我也够贱。
桃之11的贱，是最直接的自我炒作。
桃之11的贱，是最直白的面目下最虚假的呈现。
桃之11的贱，贱出了当代所谓知识青年的浮躁和冲动。
性别篇 一贱双雕贱客：从黄真真到钟爱宝
黄真真
“如果男人更多地了解女人，世界会变得更加美好；否则，他们会被吓坏。”
“我不是女权主义者，我是个人主义者。”
“我的电影想表达的是：你可以做回自己，只要你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你可以去表达，去做一个真正的我，而不用装扮一个‘我’去面对这个社会。”
——黄真真
黄真真，女，香港人，香港演艺学院戏剧系毕业生，曾以艺名黄乐桐任商业电台DJ。1993年赴美国纽约大学电影系深造。1997年监制、自编自演剧情片《留下买路情》。1999年回港，摄制纪录片《女人那话儿》，2000年8月完成，获提名角逐多个国际电影节最佳长片，夺得纽约国际独立电影展最佳国际电影。正在拍摄探讨男人情欲的《男人这东西》。
黄真真很贱。
黄真真的出名是因为她拍了一部《女人那话儿》。访问了63个女人，剪辑为90分钟的以真实访问为主线的纪录片，黄真真想让观众听听这些女人都说了什么，话题以性为主，真实赤裸。找到投资者后，她筹组了一支全女生制作组，“这样会营造出一种闺房谈心的感觉，此外，被访者在没有男性在场的情况下，才会畅所欲言谈性”。她先从访问身边的朋友开始，再延至其他不同类型的女性，包括她的母亲。为了片子的拍摄，她带着两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去叫鸭，其中一个是她的母亲。片子最终获奖，而香港传媒给她封了一个“香港首位三级片女导演”的称号。
影片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女人：年老的、年轻的、正经的、不正经的，有知名电影导演，也有妓女、情妇和按摩女郎，影片里只有一个男人，是一个鸭。也就是所谓的男妓。
虽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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