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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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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应该停止对金融市场的管制，不能扮演公司治理体系的角色。相反，政府应建立一套有效的私营企业治理体系来替代，这一体系应该有严格的披露和证券管理要求。最后，政府应停止对经济进行事无巨细的管理的政策，并让权给地方市民及其领导者。
现代竞争中，政府还应该致力于提高公司赖以进行竞争的资产的质量，并且设立高级竞争所要求的机构。比如需要对大学体制以及基础教育形式的重新设置进行大量的投资。日本有必要将其社会生活的各个部分带入信息技术的最前沿（见第六章），而且需要进行项目投资以鼓励新企业和企业家的形成。最后，日本政府不应终止其正面管理角色，包括严格的质量和安全标准以及对环保效果不断提高的期望。
第三部分第五章 日本如何继续发展（11）
日本政府的新角色既不能被贬低也不被轻视。这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一个更适合日本这样的发达经济状况和现代竞争现实的角色。
为了更好地扮演新的角色，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也需要加以改变。因为传统的集体决策和政府机构关键职位的经常轮换，政府制定的错误决策通常无人承担责任。因此，日本政府应该努力培育责任归属更加明确的环境，这可以通过提高选举产生的代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程度来实现。日本的政策制定过程必须更加公开，这样各种智囊团、商业团体以及媒体等就可以提供相左的意见，鼓励监督组织对政府决策进行独立审核。
利用日本人才资源潜力
这个新日程安排的实施不只是恢复日本的竞争力所必要的，而且还会有利于日本的增长并保持其生活水平。众所周知，日本存在人口老龄化的问题，这是一个对日本及其经济有重要影响的现实。大家不太理解的是人口老龄化的现实将会使得进行我们所描述的变革变得迫切需要。除非日本生产力更高并且以新的更好的方式利用劳动力，否则日本的生活水平将难以持续下去。
三个因素决定着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力的增长、资本供应的增长以及生产力增长。日本的储蓄率已经很高了，而劳动力的增长将会比较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因此，日本继续发展的惟一出路就是寻找到增加劳动力以及急剧提高生产力的新办法。
短期而言，失业仍是问题之一。然而几年之后，劳动力短缺将成为真正的问题。日本因贸易壁垒而幸存的低效率的国内部门和低生产力的企业将再也无法供养工人。将这些部门劳动力解放出来就成为当务之急。日本还需要让妇女作为平等的劳动力加入劳动力大军。获得这部分新雇员不仅需要观念上的变化，而且还需要结构上的支持，比如增加工薪阶层的日托设施。建立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也是一项必要的措施，而不仅仅是出于提高效率的目的。新的劳动力市场结构是必须的，有了这一新市场，市民将可以兼职，也可以使退休者仍然能成为劳动力。没有这些变化，健康的经济增长比率几乎就是无法实现的。
结论
日本政府在二战后进行了不寻常的经济重建。然而，昨天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所执行的政策—已不再适宜。日本政府迟迟没有制定新的政策，这使得日本看起来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也就无法适应现代的竞争现实。日本政府试图利用所谓的“护航体制”来管理和保护少数几家公司的利益，这种做法在全球化经济条件下是过时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下，政府将失去控制经济的权力，同时新公司和新产业每天都会不断涌现。
当日本迈入21世纪时，日本政府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参与竞争的方式，重新定义其在经济中的任务。在现代的全球竞争中，政府仍将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是与过去不同的角色。尽管在日本有要求变革的呼声，但变革的计划还不成体系。现在所需要的就是一种系统化的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将会提出一整套新的政策，它们将互相加强。贸易的放开将会加速低效率的国内部门的重组进度，表现之一就是帮助日本公司处理好日益加剧的地区竞争。新的公司治理体系将会提高利润指标的重要程度，并鼓励公司制定更有特色的战略；同时，大学体制和激励措施的改进将会使日本公司变得更具有创新性，而且还会培育出新的出口工业。这些领域内的改革之路将会崎岖不平，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只要对前进的方向的整体理解是正确的，那么，日本将能够克服阻碍改革的疑虑和优柔寡断。
第三部分第六章 日本公司的转型（1）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公司一直面临着持续存在的问题。尽管如此，很少有公司的领导者对本公司进行竞争的基本方式提出疑问。日本公司在对经济的缓慢增长做出反应时，采用了在不相关联的业务领域内进行多角化经营的方式，而不是解决其核心业务领域内的问题。而日本公司对盈利能力降低的反应是将业务转移到海外，以获得低廉的劳动力和实现其他投入上的成本降低。最近，一些公司已经开始削减生产线、裁员并且努力使组织结构简化以提高效率。但是，大体上来说，这些步骤只代表着经营方面种种考虑的一种延续，而不是改变竞争的方式。以上方法都没有触及日本公司真正存在的问题，即日本的公司必须采用一种新的竞争模式。
日本公司新的日程安排
日本的企业领导人面临的挑战不低于其政府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挑战。日本公司必须立足于自身在过去真正具备的优势，同时，又必须做好以不同于原来的方式进行竞争的准备。日本公司需要完成的新的日程安排应包括以下要素。
制定有特色的长期战略
尽管经营上的有效性仍将会是竞争优势的来源之一，但是，仅凭这一点是无法实现更出色的业绩的。也许，日本公司面临的最基础的挑战就是要采纳新战略，同时开始采取一些措施，以将自身与竞争者区分开来。
采纳新战略要求日本公司就“什么是不该做的”这一问题做出艰难选择。在模仿已经成为一项原则的国家里，公司必须选择是开展有别于竞争对手的活动还是以不同于对手的方式来开展业务活动。
好的战略要求公司做出取舍，但是日本的公司在进行取舍方面存在一些麻烦。因为，日本的公司已经习惯于通过扩展生产率边界来进行竞争—也就是同等地追求成本和质量上的优势—以至于没有能够看到现在的问题是：想在生产率边界曲线上的哪一点上展开竞争。
日本公司在采用这样的新战略的道路上会遇到许多内在的障碍。举例来说，日本文化中对一致意见的重视，加重了日本公司努力满足所有人的所有需要的趋势。在日本，小孩们首先学会的诸多谚语中有一条就是：“冒头的钉子挨敲打。”在日本社会中，与众不同并不是一项优点。相反，保持一致的精神已经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公司之中。以公司的招募程序为例。在1997年所谓的“雇工合同”废除以前，寻找工作的学生们不可能在7月1日以前到公司参观或是在10月1日以前收到正式的雇佣邀约。每年，日本全国范围内所有的新募员工都将在4月1日正式开始工作。
日本公司内部的决策也是以“意见一致”为基础的。在日本，公司依赖所谓的禀议书和nemawashi系统以确保所有的人都参与了决策制定程序。在禀议书或者说是提议系统中，在某项提议上报到最高管理层审批以前，该提议的提出者要确保各种等级水平上的管理人员都已经签收过该提议。而nemawashi或者说“扎根”，指的是一种非正式的程序，即在正式的提案开始实施以前，布置好基础性的工作。这两种系统都要求经过漫长的咨询和取得一致的过程。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三菱电力公司要扩大64兆存储芯片的生产量时，在扩产决策上报董事会以前，半导体部门中必须对其加以签收的管理人员数目超过25名。 而在董事会，大约还有50名董事要对此项提议予以讨论。然而到最后却发现这项提议实在是一个大错误。
这样的决策程序对公司的战略定位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首先，提议必须获得如此多的同意，这几乎可以使人确信大胆的或有特色的战略将不会成为追求的目标。做出偏向一个单位或部门的选择或取舍的机会将会是微乎其微的。其次，一旦如此众多的管理人员都对某项决策表示了同意，那么，要想关闭并不成功的生产线或业务部门将会是很困难的一件事。
新战略的另一个潜在障碍是客户服务，这种服务已经成为日本公司中一项根深蒂固的传统。例如，在汽车工业中，经销商的销售人员去客户家里签署买卖协议，这已经成为一项惯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销售人员不仅要将新车运到顾客家里，而且还要让新车加速减速以进行经销商推荐的各种新车检测。
尽管对顾客的关注是一种优势，但是日本的执行人员已经树立了这样一种观念，即顾客的每一项要求都是正当的。因此，他们倾向于对任何顾客表示的任何要求做出反应。结果就是我们在第三章中讨论半导体产业时发现的情形，即日本的所有生产厂家都扩展产品线以覆盖所有的产品范围，即从晶体管到微处理器，无所不包。日本公司很少对顾客群做出选择，很少决定要为哪些顾客提供服务而将哪些顾客留给竞争者。因此，在日本，普遍接受的思想是努力为所有人提供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看法是，管理者必须明白战略竞争的实质是选择向哪些顾客提供服务和满足他们的何种需求。
第三部分第六章 日本公司的转型（2）
战略竞争实际上对顾客是有利的。从顾客的角度来看，对称的战略和价格竞争看起来将会产生最好的结果。但是，顾客的需求是不同的。如果公司有独特的战略，顾客将可以选择最能满足其需求的产品或服务。而且，如果公司做出取舍，他们将会把业务活动定位在以更高的效率满足选定顾客群的特定需求。从这一点来说，顾客们又会获益。
新战略的另一个障碍是日本的经理主管人员用作决策依据的市场和产业信息，这些信息常常是出自同一信息来源。由于政府和其它组织（如经济团体联合会和审议会等）公布的报告和白皮书流传广泛，结果就是不同公司的经理人员对未来的看法常常是一样的，因此，他们将会采取相似的行动。
日本的通产省一直在向各家公司提供不同工业部门的发展前景展望，这一展望每十年公布一次，而且最广泛地覆盖了各个工业部门。最近公布的一次展望，即20世纪90年代工业政策展望，对18个工业部门的前景做了深入分析，并且对这些部门各自面临的关键问题加以探讨。在以前公布的展望中，通产省以毋庸置疑的语气指出了哪些产业将会成为“朝阳”产业以及哪些将会成为“夕阳”产业。在这样的官方鼓励下，日本的公司往往是挤进了同一为人所看好的部门。
通产省和其他部门还频繁地使用到顾问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对各种工业政策进行讨论并对提出的各项法案加以评论。这些委员会常被称作“审议会”、“审查会”、“协议会”、“调查会”“委员会”或“恳谈会” （以上按使用的正式程度递减的顺序排列），主要是由通产省精心选出的私人部门的专家组成。通产省在1996年组建的一个顾问委员会就是由一打以上的首席执行官（CEO）组成，这些CEO来自六个不同的行业—汽车、半导体、消费电子、计算机、软件和机器人制造。这一顾问委员会与通产省的官员以及大学的教授们一起开会讨论日本公司在竞争方面面临的挑战，并且为每个产业勾画出2005年的前景。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内，该委员会举行了八次会议。然后，通产省的官员制作了会议备忘录并分发给所有的成员。该备忘录包含有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这一做法是日本政府对竞争过程的不利干预（参见第五章）的延续，也是日本公司面临的危险之一。由于竞争信息有如此程度的共享，所以各个公司对其所处的产业均会得出相同的看法，这也就不足为怪了。这样的程序也存在降低本地竞争者的生命力的风险。
当日本的公司只能依赖运作上的有效性来取胜时，从多种信息源来获取并传播信息很明显将会成为一种优势。这将会帮助最好的生产方式在产业内部得到迅速和有效的推广。但是，现在，日本公司必须以独特的方式开展竞争，这要求有更具创造性、更个性化的决策程序。
最后，企业集团的存在可能会在无意识中削弱对独特战略的追求。大的企业集团往往进入的是同一行业。
企业集团中的公司与姐妹公司进行买卖这一要求也会成为新战略的反对力量。这一要求将会阻止日本公司将精力集中在细分市场上，而且对已经很强的扩产趋势起到了火上加油的作用。要为所有人提供所有东西的压力被进一步加强了。
如我们在第三章的讨论所示，日本公司在其身边就可发现以下事实：一些公司有着独特的战略，这样的公司正在全球市场上获得胜利。在视频游戏产业中，任天堂、世嘉和索尼获得了长期的成功。在碳纤产业中，Toray公司选择为满足某一类消费者（运动器材生产商）的需求提供服务，而航空和国防部门中的其他需求被视为次一级的需求。在缝纫机制造业，Juki决定将精力集中于工业用缝纫机这一细分市场，而不是家用缝纫机。在有着极为独特的战略的公司中，大多数都不是建立已久的、传统的日本公司，而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才建立起来的新一代公司。日本传统的公司模型对这些公司的桎梏好像要小一些。由于缺少与大公司结盟所带来的力量和资源，这些公司努力去寻找可以进行产品歧异化的领域，并做了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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