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任弼时-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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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锄奸政策，父亲提出：现有些地方党委对日本特务的破坏作用估计不足；对抗日根据地内进行破坏活动有真凭实据的外国人，可以驱逐其出抗日根据地；对于破坏抗战、破坏团结及有反共行为的国民党公务人员也应驱逐其出抗日根据地；对受敌人或其他特务利用收买、而后来又诚心向善的共产党员，应分别情况由地方党务委员会予以处理。
　　对劳工政策，父亲提出：在抗日根据地范围内，工人有了意见，主要是经过调解解决，调解无效政府可以仲裁，不服仲裁可以罢工。
　　在上述诸多政策讨论制定中，讨论经济政策次数最多。为发展边区经济，在２月１７日讨论《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政策条例》草案时，父亲提出：在新民主主义政策下面，应该使资本家相信根据地不会没收他们的财产。同时应明确地指出过去我们财政政策一些过左的地方。
　　皖南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出现濒于破裂的危险。１９４１年２月下旬，在延安召开的边区各县县委书记联席会上，父亲第一次明确提出陕甘宁边区应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特别强调：不管时局如何发展，“我们陕甘宁边区的地位与意义都是非常重要的。假使时局好转，它是我们的后方，把这个后方建设好，它的影响可以扩大到全国去。假使全面破裂，那边区就更重要了，我们党就要在西北创造一个大局面，那时我们就要消灭蒋介石的主力，继续支持抗战局面”，因此，一定要把经济建设“作为边区建设的最中心的任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用很大的努力进行经济建设工作”。　
　　　　　　　　　　　　　　　　　　2．初到中共中央书记处（3）
　　接着，父亲又提出边区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首先，明确经济建设“主要的还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农业、建立自给性的轻工业和手工业；其次，由于边区近三分之一区域与国民党统治区犬牙交错，有着必然的经济联系。因此要在贸易往来关系上建立经济的统一战线；再次，“要有远大的目光，长期的计划”，重视技术，培养干部，改变工作作风，由“比较粗枝大叶转到细密精致”。
　　另外，父亲认为驻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人员由半自给自足过渡到完全自给自足是可能的，在过渡时期为克服困难而节省经费是对的，但把解决边区财政经济方针放在节省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而要从积极方面解决问题。为此，又提出三项具体办法：一是整理税务，增加税收；二是增加生产，通过发展生产，加强公营事业以实行自给；三是要加强边区政府财经部门干部配备，各机关要健全生产组织。
　　上述一系列政策方针的一一制定，不但为纠正工作中“左”的倾向，以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提供了原则依据，并且为党的“七大”准备了丰富的材料。
　　为了保证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继理顺办公厅工作职责与程序之后，父亲又协助毛泽东改革中央机构。在１９４１年７月３０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父亲作改革中央机构的报告。会议确定中央机关的任务是：研究情况、掌握政策、总结经验、调剂干部，组织机构以精干为原则。会议决定由父亲主持“改革中央组织机构委员会”，讨论中央各部委的组织编制，交政治局会议通过。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明确决定“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
　　此后，经过大约一个月的工作，８月２７日中央政治局再次举行会议，决定：
　　（一）同意任弼时的提议，在“七大”召开以前，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不变，由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洛甫、陈云、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
　　（二）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兼任中央财经部副部长。
　　（三）“七大”前党中央不设政权部，工作由党务研究室担任。
　　（四）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兼局长，任弼时任副局长；中央调查局下设党务研究室和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下设根据地、大后方、敌占区和海外４个研究小组，任弼时任主任兼根据地组组长；政治研究室下设政治、国际和敌伪３个研究组，毛泽东兼任主任。
　　不久，父亲即亲自拟定《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和组织条例》，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条例规定：中央书记处的职责为：（一）秉承中央政治局的决定，办理中央委员会的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二）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准备会议议程，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三）负责把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一切决定分别性质通知全党或有关部门去执行，并负责检查中央各部委及全党执行的结果；（四）管理中央财政；（五）组织和召集延安党和非党干部会议。
　　９月２８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正式发出通知：任弼时兼任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而实际上，父亲自１９４０年３月从共产国际回到延安，就开始了事实上的中央秘书长的工作，只不过当时没有这一组织机构设置与称谓罢了。　
　　　　　　　　　　　　　　　　　　3．在延安整风中（1）
　　机构调整、关系理顺，干部定位，各种规章制度一一建立，各部门间的行政关系很快明确了。用父亲的政治秘书师哲的话说：“工作正规化，克服了疲沓现象，改变了自由散漫、游击习气等作风”，“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中央和毛主席对此是十分重视和赞赏的”。
　　中办系统走上正规化后，父亲又继续理顺中央所属各部委的工作，逐渐将各部委领导集中到杨家岭一带办公，各部委的工作也很快走上了正规化。并且也直接影响驻军、西北局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逐步正规化。
　　这一段时间父亲的工作看似琐屑，实则是摸索与建立我党在农村部分地区执政的管理体制，并为尔后在全国城乡执政作奠基。同时，承担起中央大部分“家务”，为毛泽东摆脱事务，专心研究革命理论和党的建设等重要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父亲的党性决定了他的行为准则，那就是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
　　父亲正式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不到半年，我党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起整风运动。其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其根本目的是为进一步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水平，更有效地领导全国人民战胜困难，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页。在整风运动三个阶段中无论在理论探索上、在组织管理上、还是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中，父亲竭尽全力协助毛泽东，支持毛泽东。
　　整顿党风，首先要提高党性，加强党性教育与学习。早在运动准备阶段，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９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就提议由父亲写一篇关于增强党性的文章。７月１日中国共产党成立２０周年纪念之际，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在深入研究决定的基础上，父亲立即在他的工作日记本上撰写了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及中国共产党的实践中阐发了《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
　　《大纲》着重阐述增强党性的必要性及怎样增强党性锻炼。明确指出，党中央提出增强全党党性锻炼，绝非偶然。在弄清几个基本前提基础上，必须认清中国党所处的环境及本身的特点。
　　几个基本前提：（一）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利益，就是共产党的利益；（二）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无产阶级最高度的觉悟和阶级意识；（三）党性是以党员的思想意识、政治观点、言论行动来作标志，来测量的。
　　父亲认为，中国共产党“生存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中”，处在“落后的、同时又是最复杂的社会经济条件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复杂的各种不同的思想意识，不能不影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党员”，“我们党的组织基础的特征，是小资产阶级成分——农民和知识分子成分出身的占了较大的比重”，“他们便会把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带进党内来”，“中国无产阶级本身的意识甚至资产阶级意识的影响”。同时，由于抗日战争阶段的革命性质与任务的要求“无产阶级需要与各个阶级合作，包括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组织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这就给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侵蚀我党以及影响我们的党员，又增加了一个可能性”。
　　至于如何增强党性锻炼，加强党性修养，应该由如下方面着手：
　　第一，首先要深刻地认识和了解无产阶级的利益是我党的最高利益，必须和自己的旧的非无产阶级的意识作长期的强烈地斗争，以具备“无产阶级的高度的阶级觉悟和阶级意识”，“使得为党的利益服务的精神完全是出自于觉悟性、自动性和积极性。”
　　第二，要在领悟马列主义理论方面修养自己，培植自己，坚定自己，要与一切非马列主义的思想观点作坚决的斗争，“要以马列主义的原则，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去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灵活地、切乎实际地运用马列主义。”　
　　　　　　　　　　　　　　　　　　3．在延安整风中（2）
　　第三，“要把个人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把党的利益放得高于一切，为党的统一，为党的团结而斗争。”
　　第四，必须克服无组织性与散漫性，“要遵守党的统一纪律”，服从组织。
　　第五，“要与群众建立真正的密切的联系。”
　　１９４２年全党普遍整风开始。２月１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作《整顿党的作风》报告，延安转入普遍整风时期。３月初，政治局会议决定，自此中央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组织指导由父亲负责。这一年中央党校停止过去所定课程，专门学习党的路线，参加中央党校学习的人员，同时包括军事学院高级班、延安各机关高级干部三四百人。
　　在学习阶段，中央党校的同志在学习研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其他整风文件时，提出了诸如为什么在１９４１年中央发出这个决定，为什么没在遵义会议前提出来，这个决定发出以前我们党内是不是也有党性锻炼呢，等等，许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为了帮助党员在整风学习中提高党性锻炼的自觉性，７月１４日，父亲在中央党校作了关于增强党性的长篇报告。
　　是毛泽东率先把增强党性教育列入党的建设的重要日程。皖南事变使中共认识到一个深刻的教训，即在游击战争环境中，必须加强全党干部与党员党性教育与学习。毛泽东在起草《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中写道：“绝对不可轻视这个绝大的问题。”
　　父亲结合历史与当前党内外的实际，透彻地论述了增强党性教育的三点原因：
　　（一）抗战以来，处于统一战线环境中，我党已拥有５０万军队，并掌握几千万人口区域的政权，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而，日本法西斯和国民党右派势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想出更多的办法来分裂我们的党。所以，“我们党比任何时候更加需要内部的统一团结，更加需要思想一致，行动一致”。
　　（二）抗战以来，我党的队伍迅速扩大，８０万党员中７５万是在统一战线环境中加入的新成分。“大批新党员很需要更多的教育”。同时，大批党员处在比较分散的长期游击战争环境中，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为主的社会里，“这样的斗争环境和这样的社会存在的思想意识自然会反映到我们党内来”，产生如个人主义、独立主义等错误思想和倾向，这就更需要增强党性。
　　（三）党内历史上张国焘叛党及抗日战争中党内出现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一致的严重现象，警告党必须加强党性教育。在此，父亲特别指出王明在抗战以来的错误——“某些党部的同志对中央采取不尊重的态度，也可以说是采取对立的态度，没有根据中央政策、方针进行日常工作。”
　　上述诸多情形使我们党“不得不在全党面前，把党性问题单独地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
　　接着，又阐明了《决定》的中心思想和增强党性决定对我党建设的作用。他指出：“《决定》的中心，是强调党的统一性、集中性和全党服从中央领导的重要性，强调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都应服从党的中央。”《决定》总结了我党２０年来对于领导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如何巩固党的团结，对今后党的建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决定》发出一年多，对全党起了教育作用，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比过去更加统一。同时，对整风学习运动也起了思想上的准备作用。
　　在报告中，父亲还专题谈到反对宗派主义问题。他认为“宗派主义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危害极大，“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完全孤立起来，可以闹到使我们党内不团结，甚至使我们党解体。”因此，“党的组织原则的教育是很重要的。”“这在一般党员中是很重要的，在高级干部和军队干部中更加重要。”因为闹宗派、闹独立、闹本位的，多是负责干部。特别是中国党是有军队的，有枪杆子。“如果领导干部的思想意识不好，他拿到枪便闹宗派，闹独立，这对党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会是很大的”。　
　　　　　　　　　　　　　　　　　　3．在延安整风中（3）
　　面对中央党校学员，面对这些党的高级干部，父亲在报告中向党的高级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但要求他们“用马列主义的理论、思想方法来处理政治问题、组织问题和自己的行动”，更要求他们“在理论上有修养”，“掌握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在遇到反马列主义思想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