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第12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怎么样来说明遵义会议的伟大标志作用呢？

　　第一，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从根本上拨路线之乱，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尽管毛泽东在湘江战役之后就提出过要讨论失败的原因问题，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只解决了那时急需解决并且能够获得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赞同的进军方向和行动路线问题，而没有从根本上来反思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领导的路线问题。打下遵义之后，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才有可能根据黎平会议决定，在这里开三天会进行讨论。那时，全军上下对军事指挥的不满情绪比较大，对其他方面的问题来不及思考。博古的主报告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作了总结，将没有粉碎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原因主要归于客观方面，遭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强烈反对。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聂荣臻、刘伯承、朱德、刘少奇、陈云、李富春、彭德怀等都发言，或举出历次反“围剿”以来的情况逐一进行驳斥，或从总体上对中央的军事战略战术和军事指挥方面的严重错误进行理论分析。周恩来的“副报告”，专门讲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问题，既分析了客观方面的诸多原因，但着重检讨了主观方面的错误，并承担自己应负的领导责任。在听完与会者的许多发言和博古、凯丰的不同意见后，周恩来再次发言，表示完全同意大多数同志的看法，提出调整中央军事领导，并请求免去自己职务。尽管博古的思想还没有完全转变过来，李德仍然很顽固，但会议的这个局面，使中央政治局最后得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它指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不能粉碎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在军事领导上犯了单纯防御路线的错误，包括堡垒主义、分兵抵御、短促突击等，违反了中国国内战争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像这样尖锐地批评中央犯了军事路线的错误，这在前三次会议是不可能的。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做出决定：“彻底纠正过去军事领导上所犯的错误，并改善军委领导方式。”这是此前的几次会议做不到的。
　　第二，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没有解决组织领导问题，只有遵义会议才开始改组中央领导，逐渐形成由实际上和尔后到形式上的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由于中央错误领导使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遭到严重危害，再继续担任主要军事领导既不合适，也不可能了，在高级干部中要改变领导的呼声已很强烈。因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前夕成立的中央“三人团”，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并由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在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又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这样，就撤销了博古、李德最高的军事指挥权，将他们“轰”下台了。这样大的变化，不是经过共产国际提出，而是由中国党自己作出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尽管毛泽东在这时还不是负主要责任的领导，但他在党内军内的崇高威望、实际的军事谋略和指挥才能，已使他实际上处于核心地位。中央最高领导层的改组，虽然才仅仅是开始，但它为确立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袖地位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这也是此前的几次会议所不可能取得的成就。所以，小平同志认为，以毛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是从遵义会议才开始的。当然，讲几代几代，这是特殊历史环境的特殊需要，是个历史概念。我们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辩证的理解，不能简单化、绝对化。
　　第三，此前的几次会议都是小范围的，只有遵义会议才扩大到主要的军事指挥人员，这既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更有利于统一全军的思想，坚决保证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通道会议范围很小，有的政治局委员都没参加。黎平会议和猴场会议都只是政治局会议。只有这一次扩大到了军团主要领导一级。尽管博古最初不愿意，但在第一线的军团领导有此要求，后来也同意了。这些军团领导负责前线具体指挥，对错误的战略战术和指挥部署的危害，体会最深，发言影响大。许多人是第一次参加这样高层会议。这样紧张的气氛，如此激烈的发言，这在此前是不曾见到过的。这些军团领导到会后，完全改变了过去政治局开会往往出现的僵持局面。因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从历次反“围剿”斗争的比较中，深切地感受到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正确，是毛的军事路线的积极拥护者。遵义会议对于拨乱反正能够取得空前的成功，与会议扩大规模有密切关系。这不仅促进了会议的成功，也能够保证会议精神的贯彻，从而在推动党的历史的转折中能发挥更大作用。
　　综上所述，突出遵义会议在推动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的标志作用，应当是客观的，符合历史实际的。
　　讲到这里，有的读者可能还要提出一个问题，一要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二要突出遵义会议的标志作用，这两句话是什么样的关系？简单说来，前一句话是基础，后一句话为主导。没有系列会议的基础作用，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主导作用。反之，如果没有遵义会议标志作用的凸显，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很难为历史所承认。

需要继续研究的几个史实

　　一个是王稼祥参加遵义会议时的身份。目前不少著述，包括我们编修的中共党史一卷，都写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最近我查阅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据载，王在六届五中全会就已被选为政治局委员。新近出版的有的党史著作，在写遵义会议时也说明为政治局委员。我比较倾向于是政治局委员的说法。这当然主要靠查阅原始档案来弄清楚。我主要是从王当时的表现来作判断，似不像只是个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角色。尽管他是中革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但遵义会议是党的高层会议。如果他当时只是一个政治局候补委员，哪能出面提议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哪能首先制造舆论要将博古、李德“轰下台”？哪能在张闻天代表毛泽东和他发言之后还抢先发言？当然，那时是非常状态，有的人可能会有非常表现。但按党内常规和他个人的涵养看，这种可能性不大。根据上述几个疑问，我更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的记载，要么，目前讲的他的上述突出表现，有被夸大的可能。
　　再一个是目前公认的陈云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那份文献。在参观纪念馆时，费侃如向我讲了对陈云《传达提纲》的疑问。随后又寄来了他给《中共党史研究》的稿件。我感到他提出的问题值得研究。在他列举的若干疑点中，如传达点名说谁犯了什么错误的问题，确实是“不应该、也没有必要向下传达的内容”，将其写在《传达提纲》内，似难以理解；还有《传达提纲》已指明，传达到支部时点“华夫”的名，在团以上干部传达才宣布“博古”的名，然而这里说是向中央纵队干部的《传达提纲》却还点了“周”、“恩来”和“凯丰”的名。作为《传达提纲》向下传达的内容，就难以自圆其说。再如，费文提出，那份《传达提纲》如果真是《传达提纲》的话，在传达前就已经写成。然而，《传达提纲》最后却说：“决议发出以后常委各同志——毛张陈——均到各军团干部会中传布决议。在一切会议中对于政治局扩大会决议是积极的拥护的。”将传达后的反应写进准备传达的提纲的文件中，就不那么合乎逻辑了。因此，对将这份文献认定为《传达提纲》提出疑问，不能说没有道理。再将那份文献与2001年《党的文献》第4期发表的陈云1935年10月15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相比较，从内容和用语来看，似乎更像同一个时期在同一个地域写的文献。因此，这是不是向共产国际的一个“汇报提纲”呢？《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关于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标题是《党的文献》编者加的，并非报告原题。它实际上没有将两者并重地来讲述问题，关于遵义会议情况讲得较少。而被认定为《传达提纲》的那份文献，却将遵义会议内容作了较多介绍。如果将它认定为“汇报提纲”，上述几个疑问都不存在了，费文提出的一系列质疑也能找到更合理的解释。
　　在我将这篇考察写成后，6月底又看到中国革命博物馆编的《党史研究资料》第6期上载有中央档案馆齐得平、田逢禄、耿仲琳写的《陈云〈（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考》。他们的考证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认为这个由编者所视为的“传达提纲”，不仅不是传达提纲，而且是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的第二部分，即原稿所注明的（乙）部分。（甲）部分则为《英勇的西征》。这一考证对于深入研究陈云所写的遵义会议文献，具有重要价值。
　　我引用费侃如和齐得平等人的考证和看法，都只是提出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得仰仗有关职能部门。前不久，还听说对遵义会议在有的知情者的亲属中有新的说法，我没有去接触这些同志，也没有看到第一手原始的材料，但我相信：历史终归是历史，最后总要还其本来面目的，尽管它需要时间。

联想：中共党史研究的两种倾向

　　目前中共中央的两个《历史决议》，都对遵义会议作了很高的评价，其基本精神已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它是党领导中国革命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从此，年幼的党走向成熟，中国革命转危为安，再没有经受那么大的挫折和磨难，经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揭开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的一页。这在广大群众中已形成共识。对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人来说，这已成为中共党史的ABC。
　　但是，无独有偶。中国共产党多灾多难，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也发生过像民主革命时期那样大的挫折和磨难，犯过两次全局性的严重错误，因而也召开了像遵义会议这样的会议，即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80多年历史上的又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也起了两个挽救的作用，一是挽救了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二是挽救了社会主义制度。此后20多年，逐渐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因而也成熟起来，开始铸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辉煌。这在邓小平和江泽民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转折的著述中也是讲清楚了的。
　　这两个“生死攸关的转折”，在党的历史上的地位是异常重要的，都应当得到正确的反映和科学的阐释。
　　应当引为注意的是，对于怎么认识和反映这两个转折的中国共产党的曲折复杂的历史出现了两种倾向。这在北京能听到，在地方走走也能听到。
　　一种倾向是将历史曲折归结为领袖人品论。这在海外的一些著述中相当不少。“文革”时期的那种将领袖人物神圣化的情况，这在目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了。但是，随着一些“历史内幕”的曝光，所谓领导人“黑匣子”的披露，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妖魔化”、“丑陋化”、“恩怨化”等，从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或领袖传记就不堪入目，玩权术、整对手、勾心斗角、争权夺位，什么理想追求、党的事业、人民利益等都被抛到九霄云外。历史已经前进到21世纪，用不着（也无济于事）再去神化什么，但是难道将党和党的领袖丑化一通，就是真实的历史？不可否认，我们的党还有不少弊端，制度还不健全，阴暗面的东西还存在，历史领袖的品格和心态也是复杂的，对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会产生影响。但是，造成历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党的领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绘的灵魂丑陋、品性卑劣，没有什么胸怀国家、心忧百姓这样的理念，那怎么能说明革命的胜利、困难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兴盛呢？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内还是有一批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精忠报国、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汉子的，这在普通党员里有，在党的领袖中也有；这在老共产党员中有，在年青一代中也有。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忠良之士，是党的历史的主流。人民敬仰的领袖的品格的基本方面，可以说上不愧天，下不怍地。
　　还有一种倾向是将曲折历史直线化。夸大党的历史道路的曲折，极尽歪曲丑化之能事，这不可取。但是，不如实地将党的历史道路反映出来，让人民感到可信，这也不可取。比如，与遵义会议具有同等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的历史的又一次伟大转折。何谓“转折”？即它不是直线发展的同一方向延伸，而是折了比如说90度的另一个方向的发展，有转有折，故谓“转折”。如果是直线式而不是直角式，哪还谈得上“转折”！只有按照小平同志说的将1957年以后20年的“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10年的极左写清楚，才能说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意义，才能说明它的两个挽救作用，才能说明它是新时期的伟大开端。否则，这个“转折”是凸显不出来的。这段历史不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以后还会折腾的。当然，讲这一次转折，也要作历史过程论的分析。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转折”的伟大标志来论述，可能更符合历史实际。
　　历史既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也值得我们深刻反思。进入不惑之年的毛泽东是推动党的历史实现第一次伟大转折的主角，随后成为领导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主要领袖。诚如小平同志说的，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可能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