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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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红军再渡赤水，就是经茅台由黔北折回川南的。3月16日傍晚，中革军委在离开县城前往茅台途中，下达三渡赤水命令，要求“于今十六日晚和明十七日十二时以前，由茅台附近全部渡过赤水河西岸，寻求新的机动”。根据这个计划，红军主力迅速摆脱敌军重防阵地，向茅台地域集结。红一军团进抵茅台后，在上中下渡口架起浮桥三座。红军各部于16日18时开始依次渡河，于18日晨，数万大军秩序井然地全部渡完。
　　目前，在河东岸毛泽东等领导人三渡赤水处立有一座小碑，记载了当年渡河的情景。在西岸河边当年下渡口的小土台上，立有“茅台渡口”纪念碑。在高坡山上修建了一座由江泽民题写的“红军四渡赤水纪念塔”。这座纪念塔高25000毫米，表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塔身由四片形似浪柱的建筑依次错位而成，突出纪念塔的主题——四渡赤水。塔的顶部形似赤水河掀起的冲天浪花，与塔身前中上部的四个不锈钢球融为一体，象征革命洪流势不可挡。塔座为船形，寓意毛泽东掌舵乘风破浪。顶部四个半圆孔内设置航标灯，标志毛泽东思想是指引革命航船前进的指路明灯。整个塔面用朱砂色红花岗板材贴面，通体赭红，与茅台朱砂堡土壤颜色一致，表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在红军四渡赤水的几个渡口中，纪念建筑比较高大的，也比较多些的，就数太平渡和茅台渡。江泽民题写塔名的这个纪念塔堪称第一。
　　在茅台，红军是否用酒洗澡洗脚呢？这个说法流传很广，不少人到此后都要提出这个问题。厂党委同志告诉我们，这纯粹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他说：我们茅台，无论哪家烧房酒厂，都是用高齐肩头的大肚小口的陶制坛子贮存酒，从未有酒池之类。要在大酒缸里洗脚，这里没有那么高的板凳，人的腿也没有那么长，怎么伸进去？更不必说要钻进酒坛子里去洗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何况又是战争年代，后面有敌军在追赶。红军在这里是路过，不是作长时间休整，去从容干一些事。再则，红军还有严格纪律规定，不可能做那种事。他们在酒厂门口，首先贴上“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布告，任何人不准擅入，只能善价而沽。就我们看到的材料，周总理品尝过。聂帅在回忆录中讲过他和罗瑞卿两个四川人，叫警卫员去买酒来品尝过这早已出名的好酒。但是酒刚买回来，敌人的飞机就来了，赶快渡河要紧，因而还没来得及坐下来品味。杨成武的回忆讲了下面官兵的情况。他们从敌军重兵防守的鲁班场赶来茅台后，将土豪家里的盛满茅台酒的坛坛罐罐，以及其他财物和粮食统统没收，除部队留了一些外，全部分给了群众。指战员中会喝酒的，都过足了瘾，不会喝的，也都装上一壶，留下来擦脚活血，舒舒筋骨。杨成武讲的这样的事是有的。这合乎情理。

三渡赤水过茅台（2）

　　厂党委同志说：对于红军过茅台的传闻，我们的国酒文化城的现代馆里有一个展室，塑了陈毅与黄炎培对诗的蜡像。故事是这么引起的。1945年7月初，黄炎培先生初访延安，在枣园毛主席的窑洞里，见到他亲笔题写涉及红军过茅台的诗句。原来在红军过茅台之后，国民党的报纸大造舆论，诬蔑红军在茅台酒池中洗脚洗澡之事。黄炎培不信，便写了一首《茅台诗》，发表在进步报刊上。不久，著名画家沈叔羊读到黄诗，在重庆举办画展，特意画了一幅画，画面上画了一瓶茅台酒，旁边放着酒杯，请黄将《茅台诗》书写于上。黄写道：相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这首诗与国民党的宣传唱了反调，并对时政带有讽刺之意。黄在延安毛的窑洞里见到他的作品，深为感动。陈毅时在延安参加完七大，还没有离开，也参与了会见。新中国成立后的1952年，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在南京以茅台酒宴请政务院副总理黄炎培。两人赋诗对酌。陈毅口占“金陵重逢饮茅台”二章：“金陵重逢饮茅台，万里长征洗脚来。深谢诗章传韵事，雪压江南饮一杯。金陵重逢饮茅台，为有嘉宾冒雪来。服务人民数十载，共祝胜利干一杯。”黄炎培依韵和诗一首：“万人血泪雨花台，沧海桑田客去来。消灭江山龙虎气，为民服务共一杯。”在茅台，我们对黄陈两位的诗作有了更亲切的感受，于是在现代馆塑的两位的蜡像前摄下了这段历史佳话。
　　茅台酒为什么称为国酒呢，在公司办公楼前为什么还矗立着被誉为“国酒之父”周恩来的大塑像呢？讲解员领着去参观茅台国酒文化城，让我们以实际感受找到答案。这个国酒文化城建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建筑面积8000多平方米，规模浩大，气势恢弘，按历史朝代，建了七个馆。各馆均体现各个时代建筑美学的典型风格：汉馆古朴巍峨，唐馆富丽堂皇，宋馆古典玲珑，元馆粗犷明快，明馆精巧别致，清馆华丽凝重，现代馆明晰流畅。各馆内都有群雕、浮雕、匾、屏、书画、实物、图片和文物，从不同角度介绍历代酒业的发展过程，以及与酒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展示我国酒业生产的发展沿革、工艺过程和酒的社会功能，既表现婀娜多姿的酒文化风采，也透视复杂多元的酒文化内涵。国酒文化城纵贯千年历史，自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对时称“枸酱”的茅台酒“甘美之”，到新中国成立后将陈酿茅台酒宴请国宾，段段历史都有说明。原来茅台酒起于秦汉，熟于唐宋，精于明清，尊于当代，在中国酒文化史上千年流芳，在国际展会上多次夺冠，属于世界级，当然有资格称为“国酒”。
　　周恩来被尊为“国酒之父”，公司宣传部的同志说，并不是因为周恩来爱喝茅台，我们就这么称呼；而是因为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周恩来将茅台酒确定为国宴用酒后，每年国庆招待会都指定茅台为专用酒。在他的许多重大外事活动和国际交往中，包括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茅台酒都成为融化历史坚冰的特殊媒介。他宴请尼克松时还夸奖：“红军长征的胜利，也有茅台酒的一大功劳”。这是给予茅台酒的极高政治荣誉。我们茅台人对周恩来当然有一份特殊感情。但是，要说清楚，“国酒之父”的塑像还不是我们作的，而是周总理家乡淮安市赠送的。将“国酒之父”的塑像放在我们茅台，有多重含义。如果中央红军三渡赤水不在茅台，如果周总理不会喝酒，如果他当时没有品尝茅台酒，那么“国酒”之美誉属于谁，当然就难说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茅台酒能成为国酒也沾了红军长征三渡赤水之光。

四渡赤水和南渡乌江

　　红军三渡赤水，从茅台到川南，果然造成蒋介石错觉，以为红军西进，深入川境，北渡长江，连忙将重兵向川南聚集，妄图把红军消灭于赤水河以西的古蔺地区。3月20日，蒋介石电其围歼红军各部称：以如许大兵，包围该匪于狭小地区，此乃聚歼匪之良机。尚望防堵者务在封锁线上星夜赶筑工事，以筑碉堡为最善，尤须严格坚固，各军紧密联防，使无间隙可乘。“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遵义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讲述红军四渡赤水的情况说：红军三渡赤水的大佯动作，使蒋介石再次被牵着鼻子走，为红军迂回穿插进入云南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出版的各种文献和著述看，这段史实也比较清楚：
　　——红军三渡赤水时已有四渡赤水折返贵州的考虑。当蒋介石将各路大军从各个方向云集川南，赶筑碉堡，尚未形成包围圈之际，中革军委决定回师东渡。在蒋介石发出电令的3月20日当天，中革军委向中央红军发出了四渡赤水电令，要求部队秘密、迅速、坚决地出敌不备，折转返东，经二郎滩、太平渡、九溪口等处再过赤水。21日晚至22日上午，红军各部以隐蔽、神速的行动全部渡过赤水河。这样，当蒋介石令他的各路人马急匆匆向古蔺地区进军集结时，红军则隐蔽地与敌军相对而行，神不知鬼不觉地跳出了蒋介石策划的包围圈。这次巧妙迂回，一下子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古蔺周围。当红军南进至遵义、仁怀一带时，敌军的辎重物资还在源源北运。
　　——红军四渡赤水成功，令恼怒的蒋介石急忙从重庆飞抵贵阳，决计在遵义地区将中央红军一网打尽。他再次宣称：红军是强弩之末，左突右击，已“走投无路”，望我“军政同仁，同心协力，剿赤成功”。但是，蒋介石又打错了算盘。中革军委决定越过遵义、仁怀大道，向南发展。为了争取南下先机，红军加快南下速度，在28日冒着狂风暴雨，进入乌江北岸地区。随后几天正是清明前夕，连日阴雨，乌云密布，能见度低，敌机无法侦察和轰炸，摸不准红军去向。在蒋介石催令其各路大军堵截红军西进时，红军各部却于31日在金沙县的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进抵息烽西北地区，又神秘地跳出了敌军的合击圈，将蒋介石的50万重兵甩在了赤水河一带，从而再一次宣告他的围歼计划的破产。
　　这几年到地方考察，我发现，不仅地方党史研究室的同志能对他们那个地方曾经发生的党史事件和人物讲得比较清楚，就是地方党委主要负责人也能将他那个县的党史和历史娓娓道来。1月，从叙永到毕节考察“鸡鸣三省”时路过金沙县，该县李书记向我讲了毛主席劝阻攻打金沙县城即打鼓新场一事，还讲了钱壮飞在红军南渡乌江时牺牲的情况。
　　李书记说：毛主席虽然没有来我们打鼓新场，但他了解这里的情况。打鼓新场是历史名镇。明清集市发达，开设新场，为百里土特产集散地，商贸繁荣，是黔北四大乡场之首（一打鼓、二湄潭、三茅台、四鸭溪）。那时，这里有城墙，易守难攻，毛主席的意见是正确的。金沙县名是在这以后取的。我问，这个县名与金沙江有什么关系？李书记说：没任何关系。1941年建县时，将附近东南郊和东北郊两个等距离的“金宝屯”和“沙溪坝”，各取首字而名“金沙”，意古人云：“政治修明，可使黄金与沙土同价。”钱壮飞就牺牲在我们金沙县。他是我党秘密战线的三杰之一，在截译叛徒顾顺章向蒋介石的告密电，离开卧底的特务首脑机关，从南京辗转到达中央苏区后，长期在军委保密局工作。红军第一次到达遵义时，他作为军委二局副局长出色地完成了遵义会议的保卫任务。红军四渡赤水后，任军委副秘书长。在这次南渡乌江时；由于敌军的飞机猛炸和重兵堵截，他与部队失去联系。红军过江后，他只身寻找过江渡口。乌江边住着一家土匪，见钱壮飞有皮包、衣物和手枪，顿生歹意，遂将壮飞同志引到梯子岩附近，佯装指点路线，趁壮飞集中注意力察看路线时，猛地将壮飞推下岩去，并滚下大石头将壮飞砸死。土匪抢走了手枪和衣物。老百姓发现死者是红军，便将壮飞同志就地埋葬了。好长时间不知死者是谁，经反复调查才弄清楚是壮飞同志。
　　李书记说：粉碎“四人帮”后，群众对钱壮飞的事迹知道的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敬仰。1977年8月，乌江要筑坝建库，为避免乌江库区水位升高将其坟淹没，当地乡党委和群众掘其忠骨上移至公路附近安葬，墓为石砌土封冢前立三层台碑，碑正文铭“钱壮飞烈士永垂不朽”。碑右刻对联竖二行：“先辈遗志似日月，经千秋万代照青史；红军精神犹江河，行五湖四海挽狂澜。”不管碑文写得好不好，但表达了对烈士的敬仰之情。1990年，金沙县委和县政府又在那个地区的镇上修建了“钱壮飞烈士纪念碑”，载有烈士的生平。听了李书记的介绍，我也想前去凭吊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但因泥路难行，未能遂愿｛1｝。
　　到2003年春天，我走了“四渡赤水”，也走了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的一、四最重要的两道封锁线（2004年秋末冬初，补走了红军突破第二、三道封锁线）。这就使我很自然地要对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前堵后追的情况进行比较。蒋介石的“围歼”计划，在我们党的遵义会议前后，最重要的各有四次。而这对我们党和红军来说，两种领导，两个指导思想，造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局面。李德、博古搞主观主义和机械论，不从战事变化的实际出发，顽固地坚持原定的转移路线及目标，实行单纯的军事退却和大搬家的甬道式行军，缓慢前进，被国民党军队追着打、堵着打，使红军一直非常被动窝囊。湘江之战，使红军遭受了建军以来最惨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后，主要军事领导换了，毛泽东参与决策，重大军事行动基本上是按他的意见办。同是一只红军队伍，但却是两样的精神状态。同是面对蒋介石追堵围歼，但却是两种应对方略。毛主席从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硬碰硬”，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兵不厌诈，声东击西，忽东忽西，出敌不意。“四渡赤水”就是这些战术灵活运用的天才之作。遵义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打的第一个大胜仗。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被红军牵着牛鼻子走，往往相对反向而行，甚至“主动”给红军让道，被红军甩下三五天路程，从而让红军充分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这时，毛泽东尽管因其战略战术同于《孙子兵法》受过讥讽，而实际上并没有诵读《孙子兵法》。但是，《孙子兵法》的“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为毛泽东无师自通。
　　我想，凡大军事家，无论是否读过兵书，都懂此道。世界之大“理”、大“道”，都是相通的，这就是为什么国别不同、语言不同，对一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完全相同的道理。毛主席对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的“得意之笔”。红军将领“服”毛主席，也是后来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建立了新的根据地，站稳了脚跟，进行历史反思，这才深深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