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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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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处于1934年5月作出的。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是在10月。这期间所进行的转移的准备问题，可从两方面看。就红军主力要进行战略大转移这样重大的问题没有在政治局讨论过，绝大部分中央负责同志事前都未与闻；这样大的军事行动，未开会同各军团主要负责人商量，致使整个高层党政军领导都缺乏充分思想准备，这既是违背集体领导原则的，也是有悖常理的。再则，这样大的军事行动，直至9月才具体着手筹划和部署，该带什么不该带什么没有作战略上的全局筹划，有些准备工作是在七天时间内进行的，因而，不能不很仓促；有的又是搞“大搬家”，什么都带上了，严重影响初期行军，这是违背战略转移的军事常识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要看到，从7月开始，先是派出寻淮洲、乐少华、粟裕率领的红七军团（后与赣东北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组成红十军团）北上，转战闽浙皖赣；又令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与萧克、王震率领的红六军团西进，到湘西一带去找红二军团；此外，还派程子华去红二十五军加强领导，这些都应视为中央红军主力转移所实施的带有战略性的准备。红七军团是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红六军团西进带有探路性质。这两大战略性的决策，不被看作是一种准备，是有失公允的。至于对他们没作明确交代甚至有错误的指示，那另当别论。这几个大的决策，决不是孤立的行动。此外，有些准备和安排也是很细致的。这么大的转移在地方和部队中没有造成大的混乱，也说明了这一点。还有对保密问题，也不能简单指责。这么大的军事行动，即使在高层领导的一定范围和一定时间，也应当保密。否则，后果也难预料。当然，在极小范围保密时间过久，这又是另一个问题了。
三是不能以红军在中央的错误领导和指挥下，在撤出中央苏区后的长征途中遭受严重挫折，来抹杀或淡化中央苏区人民为中央红军进行长征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中央红军在长征的前期受挫是一回事，苏区人民为红军长征作出巨大贡献又是一回事。这两者不能混淆。在这两年考察赣南时，我深深感到这片红土地，与其说是大自然的造化，还不如说是赣南人民用鲜血染就的。赣南苏区各县人民对中国革命、对红军长征所作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巨大的。
中央苏区人民的巨大贡献，主要表现为：
——苏区人民踊跃参军扩红，成为中央红军的基本力量。特别是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当时总人口为240万，就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仅仅1934年5月至9月，中央苏区扩红就达8万余人，中央红军的五个主力军团分别从中补充了数千名新战士。第八军团实际上就是以这些新兵为基础组建起来的。在中央苏区，几乎全部青壮年劳动力都参与了保卫苏区的作战、支前的军事斗争。中央红军在长征出发时的近8？郾7万人中，赣南籍红军达五六万人，占中央红军总数的65％。有的县、区、乡的16岁至55岁的男子，凡是身体合格的都争先恐后地走了。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没有苏区人民，就不可能有浩浩荡荡的红军去进行长征。还应当指出的是，在长征出发前，以扩充的新兵为基础还组建了担负中央机关保卫和抬运沉重物资、机器的中央教导师，以及由征调的5000挑夫组成了运输队和担架队。就此而言，也可以说，没有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中央红军也难以实施战略大转移行动。
二是苏区人民特别是赣南人民为中央红军提供了大量军需物资和军费。它包括稻谷84万担、被毯2万多床、棉花8？郾6万余斤、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和制造枪弹的8万多斤铜等；此外还有价值10万元的中西药品和150多万元军费。赣南苏区人民对红军物力和财力的这些支援，对红军前期的战略转移起了巨大作用。
三是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承受了巨大牺牲。就赣南地区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郾8万余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在湘江战役中所牺牲的绝大多数是新入伍的赣南子弟。我去过兴国。周恩来曾诙谐地讲过：北京南京不如瑞京，中国外国不如兴国｛1｝。兴国在土地革命时期有23万余人，参加红军的有8。5万多，组成兴国模范师和中央警卫师（即工人师）。兴国为夺取革命胜利而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人。兴国籍烈士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占江西全省烈士的1/10，占赣南烈士的1/5，为全国各县牺牲烈士之首。有一家满门忠烈，全家7人都牺牲了，再加上堂兄弟5人，共牺牲12人之多。在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的烈士墙上，陪同我参观的省委党史研究室曾宪林副主任，还找到了他伯父的名字。在长征路上，兴国籍战士牺牲1。2万多人，这意味着每前进一公里，就有一个兴国籍战士倒下。新中国成立后，在授衔的将领中，兴国籍将军达54位之多，故为全国著名的“将军县”。我几次来赣州，都到了瑞金。在长征前的多次扩红运动中，瑞金都提前超额完成任务。至长征前，全县参军参战的有4？郾9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3？郾1万余人，参加游击战争的1？郾8万余人。瑞金儿女在长征路上牺牲的也有1万余人。特别是在国民党反动派重新占领瑞金后，作为“赤都”，它首当其冲地遭到反动势力最疯狂、最残酷的报复。全县被残杀的达1？郾8万多人，许多地方成了“血洗村”、“无人村”，连国民党自己的报告也称：在“清剿”区，无不焚烧之屋，无不杀之鸡犬，无不伐之树木，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一个地区，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因此，赣南苏区人民是英雄的人民。以赣南为主体的中央苏区对中国革命、对伟大长征所作的贡献和牺牲，在我们今天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党史党建教育，弘扬主旋律时，应当大书特书，大颂特颂。
“长征”的来历和选择于都集结出发的缘由
红军长征的决定及其走向，是个动态过程。中央红军主力的战略转移，最初并没有打算走得像后来那么远，只是准备到湘西那边去，同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最初并没有“长征”一词，叫得多的是“转移”。
在于都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后，才知道“长征”一词，源于1935年5月红军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大凉山彝族聚居地后，朱德以红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1｝。2003年4月，在云南禄劝县皎平渡红军巧渡金沙江纪念馆里，我看到这个布告写道：红军万里长征，所向势如破竹。今已来到川西，尊重彝人风俗。真正平等自由，再不受人欺辱。希望努力宣传，将此广播西蜀。这个六字“骈文”，我似在哪里见过，说是出自陆定一手笔。回京后一查，原来是1999年审读《陆定一传》时，作者写过此事｛1｝。6月，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会合时，红四方面军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亦称：西征军万里长征。8月，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一方面军的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事业。9月，中央俄界会议说：中央红军经过了“两万余里的长征”。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吴起镇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告，中央红军的长征任务已经完成。这时的毛泽东兴奋不已。11月初，他向红一军团随行部队发表讲话，开始对长征进行总结。同月中下旬，先后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发表的两个宣言，明确宣布：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为北上抗日，“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历尽艰难险阻，胜利到达中国西北地区。12月，毛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进一步精辟地论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这样，“长征”一词便广泛流传开来，成了有特定内涵的历史语汇。
毛泽东的伟大，不仅在于能提出许多正确的主张和意见，还在于当他的看法没被采纳，并遭受排斥时能顾全大局，仍忧党忧军，积极地提出摆脱困境的建议。1934年初夏，在作为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和南大门的会昌筠门岭等地相继失守后；红军在内线打败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完全破灭。5月下旬，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将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6月，在共产国际电复同意后，开始秘密地进行战略转移的一些准备。7月，为适应即将进行突围的战略需要，在于都组建了赣南省。毛当时尽管不知道作战略转移的具体准备情况，但面对战事的不利局面，心情也很焦急。9月中旬，他主动要求到于都，视察新建的赣南省。周恩来电告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他紧张地工作了半个月，调研到的情况为中央下决心从于都方向集体突围开始长征，起了探路作用。
2001年11月的赣南党史考察，于都也是一个重点。于都，过去为“雩都”。在大学学党史时还不认得这个“雩”字。这次考察知道，于都建县悠久，有2000多年历史，汉高祖六年（公元前201年）始建雩都县，因北有雩山而定名。所谓“雩”，则是古时祭祀求雨之意。建县初幅员辽阔，所辖地域含今于都、宁都、石城、安远、瑞金、会昌、寻乌，是赣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军事要地。它扼江西南、北交通之咽喉，为闽粤之干道，素称“三省往来之冲”，“东南之一要区”。自东汉三国以来，今之其他各县才陆续分置出去。中央苏区时期，它曾分为若干小县，当时的于都小县约为目前辖区的四分之一。按当今的辖区说，总面积近290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近30万，现有人口70多万。因“雩”字生僻难认，1957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雩都县改为于都县。
于都在中央苏区史上有重要地位。它既是中央苏区巩固的后方基地（中革军委后方办事处及所辖单位、中央后方保管处、大多数红军医院，均驻在境内），又是中央红军主力大部集结突围转移的最后出发地。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军团和中央机关改编的军委纵队和中央纵队，分别从瑞金、兴国、石城、长汀等地出发，赶来于都河沿岸集结，一面休整补充，一面作突围转移前的最后准备（九军团从会昌出发，直接去与于都交界的第二集结地区安远）。最后撤离中央苏区战场的是进行保卫兴国县城战的红五军团。他们赶到于都已是19日傍晚了。参加突围转移的中央红军将士和机关人员共86789人｛1｝，其中大部到这里集结多日，于10月16日夜晚始，从于都县城东门等10个渡口过河，历时四五天，踏上战略转移征途。
苏区各县人民，为中央红军主力集结突围作了巨大贡献。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里，一幅幅图片和一串串数字，说明了于都人民在扩红参军、借谷征粮、派丁调夫、捐木架桥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对党和红军的血肉深情。于都由于是红军的主要集结出发地，广大群众组织大批慰劳队，带着肉蛋和草鞋慰问红军指战员，妇女们帮助红军洗衣。为支援红军渡河，沿岸群众和县城居民几乎将家中所有的门板、木料，甚至老人寿棺等一切可用器材都捐献出来，在60里长河段架起了5座横跨400多米宽水面的浮桥。为避免敌机侦察暴露目标，船排工人全力配合红军工兵部队，头天下午架桥，次日凌晨拆除，保证红军每天能够顺利夜渡。不仅如此，于都人民还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5月至7月以及9月的两次扩红运动中，上万名于都儿女加入红军，组成了八个补充团②。
讲解员告诉我们，在红军西行远征的那些日子里，深秋星夜，月圆月缺，送别的情景非常感人。至今，那个场面久久萦绕我的脑际：于都河畔火把明，风萧萧兮江水寒；男女老少来相送，热泪沾衣叙情长。在战马的嘶鸣中，送别的父老乡亲，凝望着远去的队伍，企盼着亲人一路平安。歌声在于都河上空阵阵回荡：九送红军上高山，一阵北风一阵寒。问一声啊红军哥，几时人马再回还？！——这歌声，既让离别故乡的男儿心碎，也激励西征将士杀开一条血路，战胜各种艰难险阻。这于都河不是易水，胜过易水；这送别歌声不是渐离击筑，胜过渐离击筑。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壮别曲。
在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馆过程中，了解到中央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的上述具体情况后，也不时在想：为什么当年中央的领导要选择于都作为红军战略大转移的集结出发地？经过到长征出发渡口等地实际观察，结合赣州市党史办的研究成果，又翻阅一些红军长征史著作，对这个问题开始获得初步答案。
——第一，这是由当时选择的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决定的。1934年5月，中央书记处虽然已经提出实行战略转移，6月，共产国际也已电复。但中央领导人对于转移的方向和路线一直未作认真思考。只是在9月初对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完全无望后，才由中革军委制定战略转移的路线和目标，选择在中央苏区西南方向突破国民党粤军设置的封锁线，然后沿赣粤边界进湘南，沿着红六军团西进路线渡过湘江，再掉头北上湘西地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建立新的巩固的根据地，尔后反攻打回，恢复中央苏区。根据这个抉择，无疑要将红军集结在便于通过赣粤边界进入湘南方向的于都地区。
——第二，这是由当时的战争形势决定的。从6月开始，国民党军即兵分六路同时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加强了对瑞金的轰炸。9月上旬，各路国民党军加紧了进攻态势，苏区地盘进一步缩小。10月上旬，中央苏区仅剩瑞金、宁都、于都、长汀、会昌、兴国、石城、宁化等县。比较完整的是于都，其他各县则只有部分地区。国民党军主要兵力已分别从北面、西北面、东面和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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