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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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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突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任务的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冲去！｛2｝
在军史上，为了打一仗，像这样既下军事命令又下政治指令的情况，太罕见了。在政治指令中，将战斗的严重性说到如此地步，也太罕见了。仅此，即可见当时的危急程度。那时掌握全局的中央的这个感觉是如此，历史也证明确系如此：牺牲已到最后关头，生死存亡在此一举！
在这一天，战争空前激烈。国民党各军向红军各部发起全线进攻，妄图实现蒋介石下达的“务求全歼，毋容匪寇再度生根”之目的。在觉山铺的战斗已白热化。面对如狼似虎的敌人，红军将士以顶天立地的英雄气概，与之展开肉搏厮杀。前面的战士倒下了，后面的指挥员顶上去，前仆后继，用血肉之躯筑起屏障，为中央纵队和后续部队过江争取更多的时间。后面的部队不分白天黑夜，不顾饥饿疲劳，争分夺秒，急奔湘江渡口。浮桥炸断了，会水的战士泅渡，不会水的战士拉着接长的背包绳过江。敌机疯狂向江中人群扫射，敌弹在抢渡的部队中炸开。倒下的红军不计其数，殷红的鲜血将碧绿的湘江变成了“赤水河”，烈士的尸体和遗物浮满江面，顺流而淌。此战之酷，惨不忍睹。
至1日中午，湘江东岸八个师的红军有六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过了江。下午，敌军占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打掩护的包括三个军团的红军后卫部队无法过江，或被击散，或被围歼。其中红三军团第六师第十八团，与桂军三个师激战两昼夜，奋力掩护红八军团过江后，被桂军分割包围，在宁远陈家背地区与数十倍于己的敌军作战，大部壮烈牺牲。六师的另两个团也伤亡很大，全师基本上不成建制。作为红军西征转移的最后的总后卫队——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冲破桂军包围，急行赶到湘江而不能渡河后，师长陈树湘又率部回征湘南，转战江永、江华、道县，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被敌人截击、包围，最后所剩无几。陈师长本人在道县负重伤被捕，敌人用担架抬着他去邀功。他乘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处绞断肠子而牺牲，年仅29岁。丧心病狂的敌人没能得到活供，竟将他的头颅割下，先后吊在道县城头和他的家乡长沙的城墙上示众。在湘南打游击的该师余部100多人，最后也没摆脱厄运。
湘江之战，从11月25日中革军委下达作战命令，到12月3日中央红军后卫部队被歼，共经历了九天血战。红军广大指战员英勇作战，拼死斗争，表现了伟大的献身精神，在党史、军史、战史上写下了极其光辉而又惨烈的一页。红三军团四师政委黄克诚回忆说：我们在湘江南岸靠近山麓布防，与桂军打了一场恶战。界首一战，中央红军遭到的伤亡是空前的。自开始长征以来，中央红军沿途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迭遭损失，其中以通过广西的损失为最大，而界首一战，则是在广西境内作战中损失最大的一次。中央红军主力付出巨大代价，才粉碎蒋介石的围歼计划，突破了其重兵设防的第四道封锁线。｛1｝
湘江一战折损三万多的惨烈探析（1）
经过湘江之战，中央红军折损3万多人（过去史书很少这样明确指出）。加上突破前三道封锁线的损失，由最初出发时的8？郾7万多人锐减至3？郾5万人左右｛1｝。中央红军为什么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湘江之战为什么打的这么惨烈？要走走长征路，不能不研究这个问题。我去凭吊湘江战场遗址，不能不考察这个问题。
到界首镇，我首先去了渡口，可以说是“迫不及待”地要看看68年前几乎葬送了红军和共产党一代英豪的湘江。到了这里，才知道它是兴安的尽头，与全州交界之首，故名界首。湘江就在街边。在我脑海中，原以为它是长沙那样宽阔的江面。哪知，乃一条小河也！现在，江上建起了公路桥，我们过桥丈量了湘江东西两岸，宽不足百米，水流当然较急。我明白了，这里是上游。彭老总的指挥部三官堂，紧挨江边，离桥不远。我们也进去看了看，不大，门前立有小碑，刻有说明文字。这里的湘江比红军出发过的于都河，窄多了。
那么，湘江之战为什么这么难打呢？兴安县城南面的纪念馆，对此有些说明。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广西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一书，对纪念馆陈列的湘江战役的史料作了比较翔实的介绍，有助于思考上述问题。
第一，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错误的转移方向的恶果。博古、李德顽固坚持错误路线，已使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遭受严重挫折。但他们仍执迷不悟，在作战略转移时，不顾军事形势的变化，一心要去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理论上这不失为一种徐图发展的方略，但在当时的现实状况下很难行得通。红六军团作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先遣队西征，在1934年9月初能快速渡过湘江，一是因为桂军为图自保，兵力部署失当，有利于红六军团快速抵达湘江。二是因为红六军团机动灵活的战术，避实就虚，巧妙地调动敌人，使数十公里的湘江无一兵一卒防守。但在红六军团渡过去后，蒋介石就已责令桂军湘军加强湘江地域戒备，大筑碉堡，严加防守。因此，继续选择沿红六军团路线西进，亦步亦趋，就不能不犯战略方向错误。特别是蒋介石在了解到中央红军西进的路线和最终意图后，又调动30万兵力，五路围堵，张网锁江。博古、李德选择的错误路线，等于是让红军自投罗网。这哪有不败之理？！刘伯承回顾这段历史写道：面临敌人重兵，“左”倾路线领导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企图夺路突围，把希望寄托在与二、六军团会合上，在广西全州以南激战一个多星期。广大干部眼看反第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第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相比较，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路线的结果。在干部中强烈要求改变错误领导的情绪，经过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第二，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在转移过程中拒绝接受正确建议导致的结果。蒋介石调动30万兵力，在湘桂边境至湘江东岸对红军实行五路围堵，这虽然使红军处于极端困难境地，但也不是没有摆脱困境的出路。因为国民党军内部矛盾重重，各有打算。蒋介石为让湘军卖命，委任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但他对蒋的嫡系中央军指挥不灵；粤、桂两军首领，深知蒋的秉性，为自身利益计，在执行蒋的追剿指令时，更多的是将兵力放在边境防堵。在这个地区之外的湘南，非国民党军防守重点，部署兵力较少，又没构筑堡垒，而共产党的影响较大，群众基础较好，便于红军机动作战。因此，毛主席建议，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在国民党中央军两部尚未靠拢之时，红军可组织力量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彭老总也提出过建议：以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灵活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敌军小股，迫使蒋军改变部署，阻击、牵制敌人；同时我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溆浦、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开辟战场，创造根据地，粉碎敌军进攻。否则，将被迫经过湘桂边山区，同桂军作战，其后果是不利的。但是，毛、彭建议都被博古、李德拒绝，继续一味西走，抢渡湘江，硬要直面去闯国民党军的第四道封锁线。这不能不导致后来的败局。
第三，湘江战役遭受这么大的损失，是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实行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陆定一当时在红军总政治部工作，李志民时任红三军团教导营政委，亲历了湘江之战的危局。他们谈到当时情况说：红军从出发到遵义会议前，有两件事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一是把“到湘西去，和红二、六军团会合”当作惟一出路；再就是队伍在行军中的排列。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将这次战略转移当作从一个根据地到另一个根据地的大搬家；所有的“家当”都得带上，把丢掉辎重看作是红军的耻辱，因此，大到军工机器，小到卫生便盆都带着。为了保住物，不惜牺牲人，把队伍固定成一个抬轿子的形式。行军中，第一、第三军团两支主力，分别为左右路前卫；第八、第九两个新建军团夹在左右掩护两翼；第五军团担任后卫，保护着居中的中央两个纵队。这种阵势活像抬轿子。彭老总更是气愤地说：这不是抬着“棺材”走路吗？哪像个打仗的样子！“大搬家”主要在中央第二纵队。这支纵队有1万多人，印刷厂、兵工厂、造币厂的机器都在这个队。有的机器要一二十人才能搬得动。兵工厂的人还要挑着枪走，一枝枪8斤重，挑10枝就是80斤。但不少同志没有枪，却不分给。担架可以随用随扎，卫生部的人却要扛着200副空担架走。供给部和医院的挑夫担子更多，队伍拉的很长。大山炮没有骡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特别累坏人。部队一般是夜间行军，走的大多是山路、小路，又不许点灯、打火把，一夜走不到二三十里。结果，拖得中央纵队首尾远离，往往前面已经宿营，后面的还没有起床，辛苦了一夜刚刚歇下来，追堵的敌人从大路赶到，战斗部队不得不迎战。这样，护卫在前后左右的各军团被“抬轿子”的队形死死地束缚住，既疲惫又被动。在通过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搬运那些笨重的机器，拖延了很长时间，使战斗部队伤亡很大。
目前披露的党史资料表明，红军西进途中，发生过两次有利于抢渡湘江的机遇，都因为这样的缓慢行军耽误了。一是在11月22日红军攻克道县之后。白崇禧认为红军进入桂北势不可挡，为避免与红军激战，向蒋介石谎报军情，桂军从湘江沿岸撤出，让湘军来接防。在桂军撤走湘军未到全州之前，灌江、湘江一线敌军空虚，兴安以北120里的湘江基本无兵防守。这等于给已钻进敌人罗网、陷入绝境的红军让出了一条生路。如果红军能及时抓住这个空隙，改变行军路线，轻装前进，完全可以抢在湘军前到达湘江，渡过湘江。但是，执行错误路线的领导人，却对桂军为求自保而撤防的变化毫无察觉，直到11月25日才决定向湘江进发。行军又受那么多坛坛罐罐的拖累，驮负辎重，缓慢蠕动，错过了这一宝贵的渡江良机。二是11月27日晚，红一、三军团前卫师抢占界首至屏山渡湘江两岸60里所有渡口，并在新圩、光华铺和觉山铺分别阻击着桂军和湘军，这为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抢渡过江创造了极为有利条件。军委命令各部于30日全部过江，如果真的都能过江，红军就能摆脱危险境地。但从11月28日晨至29日晚，前卫两翼和后卫掩护打了两天两夜，竟无一支部队过江。到30日夜里12点，中央纵队虽然过了江，但红军12个师还有8个师未过。远的在120多里外，近的离江也有40多里。这仍然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所致。这时，敌军已加紧东西夹击，封锁湘江，从而使最后一次机会稍纵即逝，红军不得不付出惨重代价。
湘江一战折损三万多的惨烈探析（2）
正如陆定一所说：湘江封锁线的突破，全靠了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当时一旦发生溃散，就可能遭致全军覆没。但是，红军宁可整个连队牺牲决不溃散，最后终于在广西敌军的背后打开了一个口子，冲了过去。惨烈的湘江之战证明：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任何力量也消灭不了的！
湘江战役这么惨烈，还有其他一些原因，包括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是，坚持错误路线领导的错误决策，却是决定性因素。“祸兮福所倚”，经过湘江之战，历史的辩证法发生了作用。它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提供了契机。
为了纪念历史上这悲壮的一页，广西人民在兴安城南的狮子山上，兴建了一座占地120亩，规模壮观、气势恢弘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园”。碑园由三组建筑构成。
一为大型群雕。在1万多平方米的大广场上，矗立着目前全国最大的红军长征烈士纪念雕塑之一。它长46米、高11米，用800立方米灰白花岗岩雕凿而成。群雕由青年红军、女红军、老游击队员、儿童四个巨大头像和“红军”、“送别”、“远征”、“渡江”、“永生”五组雕像组成。四个巨大头像一字排开，形象地再现当年红军西征突围血战湘江的情景。五组雕像错落有致地安插其间。群雕凝重的面部表情，使我们不能不产生对当年历史的深沉思考和壮烈体验。
二为高体纪念碑。在狮子山顶屹立着由三枝步枪构成碑体的高31米的“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碑座为巨大的拱圆形建筑，象征着烈士英灵长眠安息的庄严肃穆的陵墓。主碑底座基室的门楣上，镌刻着聂荣臻手书的“纪念突破湘江”六个大字。碑座四周镶嵌着毛主席手书的六首长征诗词。基室内刻有《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纪念碑碑志》，并挂有“强渡湘江”等六幅用铜板制作的配诗线刻画。
三为吊楼式纪念馆，体现民族特色，庄重大方，建筑面积有550多平方米。室内陈列着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的珍贵文物、历史资料，再现当年突破国民党军第四道封锁线、血战湘江的历史画卷。这里还有一些领导，特别是当年参加过湘江三大阻击战的领导的题词。参加新圩阻击战的红三军团四师师长张宗逊的题词是：“湘江战役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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