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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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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我们必须用全力争取实现自己的战略决定”。
这个会址，实际上是个纪念馆。工作人员对布馆陈列作了许多工作，找了许多知情人回忆会议的历史。讲解员指着1978年馆里同志访问周恩来的警卫员范金标写的回忆文章对我们说：开完会后，周恩来将中央政治局新决定的译文送给住在后面的李德看，李德大发脾气，质问周恩来。周的警卫员亲历了这个场面，回忆说：这是一个晚上，两人用英语对话，吵得很厉害。总理批评了李德，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都跳起来，熄灭了。我很少见总理发这么大的火，我们马上把灯点上。讲解员说：周总理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也讲过这段历史。她指着历史文献，介绍周总理的话说：中央的争论在黎平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我决定采纳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李德因争论失败大怒。”｛1｝
讲解员对这段党史作过研究。她说：周恩来当时的认识转变非常重要。他是拥有最高权力的领导核心中央“三人团”之一，博古、李德的威信已大大下降，他们的话不灵了。自湘江战役后，周恩来就实际负责军事指挥和政治局的协调工作。这里的黎平会议由他主持。在此之前，他还没有与李德公开争吵过。在这次会议上，他的态度非常鲜明。所以，他在延安整风时讲这段历史还说：“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渐渐疏远。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周恩来襟怀坦白，人们都能谅解他的过错。在黎平会议上，周恩来的态度具有决定意义。他是会议的主持者，又是中央领导层的关键人物，如果没有他的认识转变，黎平会议不可能取得成功。
讲解员继续讲解道：黎平会议由于是政治局的会，许多军团的负责人没有参加，但接到政治局的决定和中革军委根据政治局的决定下达的命令后，无不称快。聂帅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其中最主要的是指出，去湘西已不可能也不适宜，决定向遵义进发。这样一下子就把十几万敌军甩在了湘西，我们争取了主动。”｛1｝杨尚昆前年出版的回忆录也说：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在行军途中由军委电告我们的。我们当即向师以上干部传达，大家听了十分高兴。这一来，打乱了蒋介石原来的部署，把几十万敌军甩在阻挡红军去湘西的道上，使我们取得了主动。彭老总立刻和我联名向军委发电，坚决支持新的战略方针。讲解员很充满自豪感，缀上一句：历史证明，在我们这里开的黎平会议及其决定，是正确的。
黎平会议有两项主要内容。除讨论战略方针外，还讨论了红军反对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战争以来的失败问题，对中央的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初步的批评，决定在适当的时候召开会议，进一步总结经验教训。这就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直接准备。黎平会议后，也有两项重要决策。讲解员说，一是朱德、周恩来在第二天就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为执行黎平会议决议作出的行动部署”的命令，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具体军事行动方针和路线，同时要求红二、六军团在湘西积极活动，调动湘敌，随后向黔境移动，以钳制黔境敌军；要求红四方面军在川北发动新的进攻，钳制川境全部敌军，以策应中央红军向川黔边进军。二是鉴于部队减员很大，军委对部队进行了整编，撤销了在江西出发时主要由扩红招募的新兵组成的第八军团建制，将其部队并入第五军团。中央的第一（红星）、二（红章）两个纵队合并为军委纵队。由五军团调回军委工作的刘伯承，重任红军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员，陈云为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副司令员。各军团也缩编机关，凡是能战斗的人员和轻重武器调给战斗部队，抛弃许多“坛坛罐罐”，解散庞大的挑夫队伍。这两个决策保证了黎平会议决议的贯彻执行。｛1｝
讲解员非常热爱家乡，宣传家乡。她说：红军长征在我们贵州开了许多会都很重要。在党史上，最有影响的就是两个会，一个是遵义会议，大家比较熟悉。再就是黎平会议。它在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同样有重要地位。因此，1982年，黎平会议会址被省政府定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4年，正式对外开放后，先后成为共青团中央和我们省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我们希望今后成为全国性的教育基地。
应高度评价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
这次考察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发现了胡锦涛同志对黎平会议的论述。这是1986年10月他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时，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到黎平参加“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发表的讲话。会址陈列室，既有发表讲话的照片，又有讲话文稿。
锦涛同志说：
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当时红军冲出了国民党的重围，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党中央及时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肯定并采纳了毛泽东同志西进贵州的正确意见，确立了红军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这就使中央红军开始从被动转为主动，为以后胜利，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因此，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锦涛同志还指出：黎平会议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就是要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情况的行动方针，这是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革命战争年代是这样，在今天建设四化的历史时期也同样是这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绩，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锦涛同志的讲话言简意赅，科学地评价了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时代意义。
1986年的黎平会议学术讨论会，是党史上关于黎平会议的第一次专题学术讨论会。出席会议的有北京等七省市（区）的80多名代表，提交的研究论文有60多篇。三天会议，集中讨论了黎平会议的历史地位和有关史实问题。黎平县委党史研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送给我一本《黎平会议学术论文集》，汇集了那次会议的研究成果。当时没有来得及翻阅，但通过陈列介绍，就能感觉得到，学术讨论会对黎平会议是充分肯定的。我赞同对黎平会议应给予高度评价。因此，参观完后，在盛情难却之下，我写了这样的题词：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这里，顺便对题词作点解释。所以这么写：
一是强调系列会议的历史综合作用。长期以来，研究历史，我们党史也不例外，往往喜欢论述单个事件的作用，而忽略发生该事件的来龙去脉、前承后续的若干环节的作用。上篇讲通道会议，谈及这个问题。这里再补充几句。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观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作用。但我们分析和评述历史，在不少时候，对不少问题，却没能将这一观点贯彻始终。我强调系列会议，就是想强调合力的作用。从通道会议到苟坝会议这一系列会议，都对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起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既然会议是一个接一个开的，其历史作用就是一环扣一环的。没有上环就难有下环。这个系列会议的综合作用，才推动着党的历史发生第一次伟大转折。因此，只孤零零地去强调某一个会议的作用，就有割断历史之嫌；如果再有过头之语，更会产生这样那样的负面影响。讲这段历史，首先强调系列会议，可以减少这方面的异议。这也符合历史实际。
二是强调遵义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讲系列会议，不是说所有会议的作用完全一样；强调系列会议的合力作用，丝毫不是要贬低其中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一方面，合力与分力相辅相成，红花与绿叶相得益彰；另一方面，合力以分力为基础，绿叶乃为托出红花。这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也是历史前进的辩证法。因此，对这段历史，既要讲系列会议的作用，又不能模糊主要会议的突出作用。遵义会议，毫无疑问的是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它起的历史作用可以充任这一系列会议中的伟大标志。两个《历史决议》，强调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作用，作为这一系列会议中的卓越代表来理解，在我看来，更为科学。
三是强调黎平会议是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为什么这样讲呢？如果泛说，从通道会议到扎西会议的这一系列会议，都是重要会议，这没错，我完全赞同。对每个会议的历史地位，我也会这么说的。但有时讲重要不重要，是相比较而言的。如果对许多会议作比较研究，强调它们都很重要，固然各方都很高兴，但无助于推动对客观事物的把握，无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这么讲，实际上等于什么没说。我们看体育比赛，有举重项目，分重量级、次重量级、轻量级之类。这一系列会议，虽然没有必要去细分三六九等，但由会议的内容所决定的历史作用的差别，是客观存在，因而也不能不正视。就是属于轻量级的，也不等于没发挥应有的作用。
说黎平会议是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一是会议级别。这是中共中央从江西中央苏区突围出来之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此前通道会议的历史作用不能抹杀，但从会议级别来说，它既不是中革军委会议，也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而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全会闭幕后，是党内最高级别的会议，决定一切大政方针。它的影响力是其他会议难以达到的。
二是解决的问题。它第一次否定了博古、李德顽固坚持的使红军遭受巨大损失的错误战略方针。前已引述，陆定一对中央错误路线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念念不忘”：一是不肯扔掉“坛坛罐罐”，通过湘江之战被敌人解决了；一是不肯改变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方针。一路争吵没解决，通道会议没有解决，只是在黎平会议上才第一次明确解决，以中央政治局名义，通过了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战略方针的决议。
三是历史影响。它第一次结束了从1931年11月赣南会议以来在长达三年时间内毛泽东在中央受排斥的地位，开始形成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过去反对过他的人，都转而赞同、支持和拥护他的正确主张的局面，从而为遵义会议确立他的实际领导核心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三个“第一次”，决定了黎平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扫除我的知识盲点瓮安
瓮安县，过去不太熟悉。只知猴场会议，但不知猴场在瓮安。这次来瓮安，又是一次地理扫盲。到贵州少，地理盲点特别多。其实，瓮安离贵阳，坐车只三小时路程。从地理位置说，瓮安地处乌江中游，为黔中腹地；但其行政管辖关系多变，历史上曾属遵义地区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划归过贵阳专区、贵定专区，后又并入安顺地区，1959年，始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是黔南最北端的一个县。
县委胡副书记说：瓮安虽无名，但是古县城。汉为郡置，晋为县置，元代、明代时先后隶属湖广行省和四川行省，直到明万历年间（公元1601年）才划入贵州，始称瓮安县。这是因境内有瓮水和重安江两条河，各取一字而命名的。这个县属中山区域，海拔一般在800—1200米之间。乌江斜贯北部，河流下切较深，两岸为峡谷地形，高山海拔与沿江渡口海拔的垂直差距在千米以上。乌江为境内大河，将县境切成两块，南块大，约占4／5，多水田；北块较小，多旱地。全县有“七山一水二分地”之说。县境水域面积不大，但水能资源比较丰富，已建成的数十座水电站居全州第一。这里的气候不错，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即春迟多阴雨，夏短无酷暑，秋早绵雨多，冬长严寒无。山地立体气候明显，垂直差异大于水平差异，适宜于农作物生长。这里是粮食、油菜、烤烟生产基地。
瓮安属少数民族自治州，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古代，这里是苗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元、明两代实行过土司制度。后来少数民族人口锐减，在万历年间，改土归流置县后，江西、湖南、四川等地汉人不断迁入。清代以后，有邻县的苗族、布依族迁入。少数民族的大量迁入，主要在建国之后。目前全县有20来个少数民族，但仍以汉族为主体，占总人口45万的95％。人口较多的苗、布依等族多为大杂居、小聚居格局。县内民族风情不如州府都匀市那边浓。
瓮安的自然条件不算太坏。县域面积达1900多平方公里，物种繁多，植被葱茏，是全国造林绿化先进县。但是，县内缺乏大企业、大市场，因而经济发展受到制约。不过，这里的商品意识不差，传统的小集镇不少。胡书记说：猴场会议的猴场，就是省内著名的十大乡场之一，赶场日的人流量在2万以上。所称“猴场”，不是源于交流“猴子”的集市，而是因为镇子南面有一小山像“猴子”，故称“猴场”。现在也叫草塘镇。史书记载：镇北有大塘，周围达数里，“弥望平芜，故名草塘”。像猴场这样以动物命名的集市在这一带不少，比如猪场，过去常在“亥”日这天赶场，故土称猪场，人们感到不雅，现改名为珠藏镇。这里还有牛场、马场、狗场、羊场、鸡场等。这说明，有商品经济意识的底蕴，因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潜能还是不小的。
陪同的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耿副主任告诉我，瓮安还是一个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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