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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梁晓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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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长说：“银器我们绝不能收留，但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想办法弄到鹿心血……”
我们一时都被难住了。养鹿场离我们这儿很远，鹿心血又很珍贵，绝不是什么人以什么理由都能从养鹿场买到它的。
班长问：“谁在养鹿场有熟人？”
伙伴们都没吭声。我相信他们是诚实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我有一个熟人，不过……”
班长打断我的话：“现在别谈什么‘不过’了！”说着，脱下自己的大衣抛给我，“马上动身到鹿场去，一弄到手就赶回来。”
这就是说，这个夜晚，我要孤单单在荒野上来回走五十余里。
大家都默默瞧着我。
我一句话也没再说，一边穿大衣，一边往外走……
我在养鹿场的那个熟人，是我的同班同学，但我们的关系并不友好，甚至可说很僵。他曾借我的一块“瑞士”表戴过，未还，说丢了，可别人告诉我，没丢，因此我要他非赔我不可。他却说我的表是旧的，只赔半价。我那块表分明是新的，刚买不久便被他借去戴了。我们闹翻了脸……
我来到鹿场时鹿场早已吹过熄灯号，一片黑暗。
我擂开了宿舍门，请开门的人替我叫醒王佳宾。我不出我所料，他根本不愿见我。我毫无办法，在外面一声声高喊他的名字。喊了半天，他才出来，披着大衣，提着裤子，气汹汹地说：“不就是一块表吗？地主逼债，也不会在深更半夜。”嘴里还骂骂咧咧。
我紧紧抓住他的一只大衣袖，生怕他再退回宿舍不出来，低声下气地说：“老同学，我并不是为了那块表才深更半夜来找你啊。”
他怀疑地看了我一会儿，问：“那你为什么事来找我？”我说：“求求你，无论如何帮我搞点鹿心血。”
他说：“鹿心血？又不是鹿粪，鹿场遍地都是。我搞不到。”
“你一定有办法搞到，求求你啦……”听他回绝得那么干脆，我急了，用双手抓住他胳膊不放。
他说：“就算我能搞到吧，可我为什么非帮你的忙呢？”
我说：“只要你能搞到，那块表我不让你赔了，一分钱也不让你赔，从此我再也不对你提一个‘表’字。”
他犹豫着。
我又说：“帮我这次忙吧，我今后一定报答你。我妈妈的心脏病很严重，你不能对我太冷酷无情啊。”我自己都相信了自己的谎话，自己都被自己的谎话所感动了。
他终于答道：“好吧，算你走运，我前几天刚弄到一点，是为别人买的。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给你。”
我喜出望外，一下子搂抱住了他。
他推开我，退进宿舍，片刻出来，交给我一个信封——鹿心血装在里面。
我解开大衣扣，将鹿心血揣进棉衣兜，转身就走。
他叫住我：“那表，真的没丢。我不过，是想考验考验你……看你对我的交情怎么样……”
我说：“没丢，表也归你了。”大步奔跑起来……
我一身热气，满头大汗回到了哨所。一进哨所，就掏出信封，高举着说：“同志们，让我们喊一声‘乌拉’吧！”
谁也没睡，都在等我回来。伙伴们顿时把我围住了，只有“娜嘉”似乎睡了，一动不动地蜷缩在炉旁。
黎明时分，我们将鹿心血放在银烟盒里，将银烟盒与其他银器都装入小皮口袋，将小皮口袋绑在“娜嘉”身上。“娜嘉”，它冻病了。我们舍不得让它在冰冷的江水中再游一次，但谁也不能代替它。乌苏里，这条古老的江，无论在冰封时还是在开化时，总有一条看不见的，但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界线，将它划分开。对两岸的人们来说，逾越这道界线，甚至是比生死还要严峻的。
我们轮番将“娜嘉”抱到了江边。
班长拍拍它的头，说：“‘娜嘉’，全靠你了。”
它仿佛听懂了班长的话，勇敢地跃入冰冷的江中，朝对岸游去。
隔夜间，江水又明显上涨了。江面比昨天更宽阔了，江流比昨天更湍急了。“娜嘉”被湍急的江流冲得沉浮而下。我们在岸下不眨眼地盯着它，追随着它奔跑。
班长边跑边喊：“‘娜嘉’，前进啊。‘娜嘉’，前进啊……”
快到江心时，我们都看得出来，它再也游不动了。当一块大冰排靠近它时，它的两只前爪攀住了冰排，但下半截身子还在江水中，就那么随冰排漂去。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另一块更加巨大的冰排，与那块冰排相撞在一起，将“娜嘉”钳在两块冰排之间。
我们连它的叫声都没有听到，只见它那两条攀在冰排上的前腿，猝然失去了支撑力。它那深栗色的半截躯体，瘫在银色的冰排上。
“娜嘉……”
“娜嘉……”
“娜……嘉……”
我们呼喊着，目光追随着那两块冰排，沿江岸拼命奔跑。
江面愈来愈宽阔……
江面愈来愈湍急……
两块冰排钳着“娜嘉”，急速驶向地平线，驰向乌苏里遥远的，遥远的尽头，宛如两块巨大的璞玉衔着一颗微小的玛瑙。
班长低声说：“‘娜嘉’，它完了……”
我们都默默地哭了。
冰排，冰排，千百块冰排，各种形状的冰排，被黎明的朝辉涂上赭色釉彩的冰排，连接不断的冰排，从我们眼前带着毁灭性的冲击力，漂过，漂过……奔涌而去……
在我见过的所有狗中，它是一条最具有人性的狗。它叫“娜嘉”，一个好听的苏联女孩的名字，中文意思是——“希望”……
第三卷钳工王（1）
好大一场雪。
这是一九九六年最后几天中的一天。更确切地说，是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六。
四天后一九九七年就和人们碰脑门儿了……
章华勋在梦中被电话惊醒——“厂长，下雪了。”
他听出是厂办主任李长柏的声音。他先撩起窗帘一角朝外望了望，天还完全黑着。扯亮灯，又从床头柜上抓起手表一看，四点十五。
“你没见过下雪呀？”
他不禁有些生气。他昨晚十一点半才回到家里。和港方代表的“谈判”很令他沮丧，事实上那并不能算是一场正式的谈判，谈判结果早已形成具有法律意义的合同，他企图改变合同内容的要求显得唐突而又强人所难。全过程无非是他慷慨激昂了一通，甚至大发脾气——对方非常有涵养，非常理解，却又爱莫能助地听着罢了。结束的时候他几乎什么都没改变。这一点在他的预料之中。他明知改变不了什么竟仍强烈地要求改变什么，完全是受一种巨大的责任感的促使。没谁逼着他非担负起那一种责任感，他有充足的理由推卸得一干二净。是他自己非负担起那一种责任感的，它鼓励他扮演一个挺身而出同时回天乏术的角色。
“三二三”是国内的老军工。建国以来它一直生产一种东西——枪。各式各样的枪，各式各样的枪所需要的子弹。“抗美援朝”战争中，它生产的枪武装过志愿军。那时它只有五百多人，现在发展到三千多人了，还不包括他们的家属，如果包括了，已经一万二千余人了。在Ａ县之县城的东南地带，“三二三”厂的三千多名职工加上他们的家属，组成了一片庞大的社区，不过是一片房舍老旧甚至可以说破烂不堪的社区。整个社区内仅有几条水泥路和几条沙石路，其余皆是土路。当地的土质盐碱成分含量大，灰白色，狼粪那一种灰白色。夏秋两季，大风一刮，灰白色的土尘飞扬起来，远远望去像放了烟雾弹似的。而春季冰雪一化，土路皆被踏成一条条灰白色的泥泞带。因而邻县的一家鞋厂，与“三二三”厂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三二三”厂的职工，每家都有邻县鞋厂生产的几双胶鞋或雨鞋。除了厂一级领导和有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住的是几排砖房，其余人家住的全是泥房。他们的泥房当然也是灰白色的。所以Ａ县人，将他们那一片社区叫作“茧房区”。将他们和他们的家属及子女，不分老少，一概地叫作“蛾子”。
但正是经由这些“蛾子”之手制造出来的枪，始终源源不断地供给着中国的军队。他们引以为荣的是，大约每十支中国造的步枪的枪身上，有一支准印着永远也磨不平的“３２３”。前几年，军工厂“下马转产”，“三二三”厂错过了机会。中国既还有军队，军队既还需要枪，就不能没有造枪的厂。这个道理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结果“三二三”厂“下马转产”的报告没被批准，仍造枪。主要是步枪。“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是跟得上世界水平的。中国军人“大比武”年代的“神枪手”，乃至近些年在国际射击比赛中获了金牌的冠军们，用的也几乎全是“蛾子”们造的步枪。
没有战争，武器的生产便没有利润可言。“蛾子”们一如既往，一代代为国家造枪。“三二三”厂一年比一年穷。它的前几任厂长，曾因资金短缺修不起厂房，改造不起社区的路况而烦恼多多，一筹莫展。它的后几任厂长，却早已因拖欠工人的工资而有苦无处诉了。像许多大中型企业一样，“三二三”厂的退休工人，比在厂职工还多出一千余人。如今，许多商品的价格都由市场来“调整”了，有些商品的价格已涨了十几倍，乃至几十倍。但“三二三”厂生产的精良步枪，毕竟不是什么“商品”，毕竟不可能按照“市场”行情来进行价格“调整”。国家是以成本价收购“三二三”厂生产的步枪的，这成本价已十几年没提高过了。
“三二三”厂的穷也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蛾子”们的日子过得穷，更是再简单再明白不过的事。
穷只有一个好处，就是无须防贼。在“三二三”厂的庞大社区内，多年来没发生过失窃案。某些人家仍没养成离家锁门的习惯，县城里的贼也不滋扰“茧房区”，知道那里没油水儿。
三年前，一位军界首长视察“三二三”，所见令他辛酸万分。
一行人走在社区内，走至一户人家门前，见门虚掩着，那军界首长问：“可以进去看看么？”
陪同的厂长书记们说：“可以，有什么不可以的，首长请进去看看吧。”
于是十几个人都进去了。屋内无人，里一间，外一间，只有几样破旧家具。火炕上铺的是城里人家十年前时兴铺地的那一种简易铺地革，图案已经磨损得模糊了。
首长秘书说：“什么东西，用得好，莫如用得巧。这就是用得巧的一个例子。不过这地板革太旧了，该换块新的了。”
党委书记听了连连点头说：“是啊是啊，是太旧了。”
厂长也说：“该换块新的了，的确该换块新的了。”
章华勋当时也是陪员之一，他当时是李长柏现在的角色——厂办主任。他当厂长后，李长柏才替了他的厂办主任。他当时听出了，也看出书记和厂长的话说得都不那么由衷，都不过是在虚与委蛇地随口附和罢了。他忍了几忍，终于没忍住，冷脸瞪着首长秘书说：“换块新的当然好啦，那多美观呀，可那不是得花钱买么？工人的钱是工资，厂里已经三个月只发百分之六十了。工资基数低，平均下来不过一百七十多元。你的算术一定比我好，你算算，一百七十多的百分之六十是多少？”
他的话，使首长秘书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仰起脸讪讪地望着屋顶，默默退了一步，避开他那不敬的目光，隐到了首长身后。
他说话时，首长没看他，而在瞧着炕上的一盆蒸土豆，他说到工资基数时，首长从那盆里拿起一个土豆，剥了皮，挺爱吃地吃着。待他的话说完，首长手里的土豆只剩下了一小块儿。首长将土豆全送入口中，掏出手绢擦手。首长咽下了土豆，揣起了手绢，这才将脸转向他，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脸问：“你是厂里的什么人物？”
党委书记替他回答：“首长，他是厂办主任。姓章，文章的章，章华勋。他父亲是解放前咱们兵工厂的有功之臣，一九四七年牺牲了。那时他刚一岁多。”
首长仍不动声色地盯着他：“这么说你是烈士子弟啰？”
他刚欲开口，厂长又抢先替他回答了：“对对，他是烈士子弟，烈士子弟。”
厂长一边说，一边向他暗使眼色，那意思是免开尊口，别惹首长不高兴。他明白，书记和厂长，都是为他好，因为首长在视察过程中，已发过了几次火。
首长又问：“听你刚才那话的意思是，工人们已经穷得连几米铺地革都买不起啰？”
这一问，使书记和厂长一时你看我，我看你，都噤若寒蝉，不敢替他回答什么了。其他一干人等，也都面面相觑，空气一时仿佛凝固了。
他犹豫一下，以肯定的口吻说：“对。情况正是首长理解的这样。尤其这一家，生活更困难。”
“厂里像这一家生活这么困难的工人，还有多少？”
“少说有几百户。”
首长不再问什么了，又抓起一个土豆，若有所思地剥着吃，比吃第一个土豆下口慢了。
于是书记说：“大家吃土豆，吃土豆呀，这土豆是厂里开了片荒地自己种的，很沙，也很面。”
于是厂长双手去抓土豆，一一分给大家。
于是大家都默默地剥着吃，偶尔有人小声说，是很沙，是很面。只有章华勋没接土豆。他若接，就不够分的了。当然他没接，并非因为不够分，而是心里知道那盆土豆的重要，不忍接了吃。
大家正吃着，一个少女回家了。她见满屋子人，显得非常局促不安，目光朝炕上一望，见小盆空了，一个土豆也没有了，愣了片刻，哇地一声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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