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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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教禅宗文化，与东方士大夫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呢？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整个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再生了。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的话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特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在会上谈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　最初发表于1985年《作家》，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曾获《作家》理论奖，已译成英文、法文、意文等。


第一部分米兰·昆德拉之轻（1）

　　　　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作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　　　　
　　　　　　　　　　　　
　　　　文学界这些年曾有很多“热”，后来不知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开始，又有了隐隐的东欧文学热。一次，一位大作家非常严肃地问我和几位朋友，你们为什么不关心一下东欧？东欧人的诺贝尔奖比拉美拿得多，这反映了什么问题？这位作家大概没有把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判别文学高下的标尺，他担心青年作者视野褊狭的好心也是显而易见的。我打听东欧有哪些值得注意的作品，出乎意料之外，这位大作家与我们一样也未读过任何一部东欧当代的小说，甚至连东欧当代作家的姓名也举不出一二。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谈论“反映”“问题”一类？还居然“为什么”起来？　　　　
　　　　有些谈话总是使人为难。一见面，比试着亮学问，甚至是新闻化了的学问，好像打扑克，一把把牌甩出来都威猛骇人，语不惊人死不休，人人都显得手里绝无方块三之类的臭牌，非把对方压下一头不可。这种无谓的挑战和征服在一些时髦的场合并不少见。　　　　
　　　　有服装热，家具热，当然也会有某种文学热。“热”未见得都是坏事。但我希望东欧文学热早日不再成为那种不见作品的沙龙空谈。　　　　
　　　　东欧文学对中国作者和读者来说也不算太陌生。鲁迅和周作人两先生译述的《域外小说集》早就介绍过一些东欧作家，给了他们不低的地位。裴多菲、显克微支、密茨凯维支等东欧作家，也早已进入了中国读者的书架。一九八四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克诗人塞浮特，其部分诗作也已经或正在译为中文。　　　　
　　　　卡夫卡大概不算东欧作家。但人们没有忘记他的出生地在捷克布拉格的犹太区。　　　　
　　　　东欧位于西欧与苏俄之间，是连接两大文化的结合部。那里的作家东望十月革命的故乡彼得堡，西望现代艺术的大本营巴黎，经受着激烈而复杂的双向文化冲击。同中国人民一样，他们也经历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曲折道路，面临着对今后历史走向的严峻选择。那么，同样正处在文化震荡和改革热潮中的中国作者和读者，有理由忽视东欧文学吗？　　　　
　　　　我们对东欧文学毕竟介绍得不太多。个中缘由，东欧语言大都是些小语种，有关专家缺乏，译介起来并非易事。其实还得再加上有些人文学上“大国崇拜”和“富国崇拜”的短见，总以为时装与文学比翼，金钞并小说齐飞。　　　　
　　　　北美读者盛赞南美文学，而伯尔死后，国际文学界普遍认为东德的戏剧小说都强过西德。可见时装金钞与文学并不是绝对相关的。　　　　
　　　　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名字我曾有所闻，直到去年在北京，我才从一位朋友那里借到了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访美期间，正是这本书在美国和欧洲大走其红热潮未退的时期，无论先锋派或传统派，大部分美国同行对此书颇为推崇。《新闻周刊》曾载文认为：“昆德拉把哲理小说提高到了梦态抒情和感情浓烈的一个新水平。”《华盛顿邮报》载文认为：“昆德拉是欧美最杰出和始终最为有趣的小说家之一。”《华盛顿时报》载文认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昆德拉藉此奠定了他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作家的地位。”此外，《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权威性报刊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书评给予激赏。有位美国学者甚至感叹：美国近年来没有什么好的文学，将来文学的曙光可能出现在南美、东欧，还有非洲和中国。　　　　
　　　　自后现代主义时期以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学四分五裂，没有主潮成为了主潮。而昆德拉这部小说几乎获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好评，自然不是一例多见的现象。　　　　
　　　　一位来自弱小民族的作家，是什么使欧美这些作家和书评家如此兴奋呢？　　　　
　　　　我们还得先了解一下昆德拉其人。他一九二九年生于捷克，青年时期当过工人，爵士乐手，最后致力于文学与电影。在布拉格艺术学院当教授期间，带领学生倡导了捷克的电影新潮。一九六八年苏联坦克占领了布拉格之后，曾经是共产党员的昆德拉，终于遭到了作品被查禁的厄运。一九七五年他移居法国，由于他文学声誉日增，后来法国总统特授他法国公民权。他多次获得各种国际文学奖，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可笑的爱》（一九六八年以前），长篇小说《笑话》（一九六八年），《生活在他方》（一九七三年），《欢送会》（一九七六年），《笑忘录》（一九七六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一九八四年）。　　　　
　　　　他移居法国以后的小说，首先都是以法文译本面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多国文字。显然，如果这二十多国文字中不包括中文，那么对于中国的研究者和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值得遗憾的缺失。


第一部分米兰·昆德拉之轻（2）

　　　　一九六八年八月，前苏联领导人所指挥的坦克，在“主权有限论”等旗号下，以突然袭击的方式，一夜之间攻占了布拉格，扣押了捷克党政领导人。这一事件像后来发生在阿富汗和柬埔寨的事件一样，一直遭到世人的严厉谴责。不仅仅是民族主权的失落，当人民的鲜血凝固在革命的枪尖，整个东西方社会主义运动就不能不蒙上一层浓密的阴影。告密、逮捕、大批判、强制游行、农村大集中、知识分子下放劳动等出现在昆德拉小说中的画面，都能令中国人感慨万千地回想起过往的艰难岁月。　　　　
　　　　昆德拉笔下的人物，面对这一切能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们可以不同意他们放弃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念，不同意他们对革命和强权罪恶不作区分或区分不够，但我们不能不敬重他们面对入侵和迫害的勇敢和正直，不能不深思他们对社会现实的敏锐批判，还有他们的虚弱和消沉。　　　　
　　　　今天，社会主义国家内的改革，正是孕生在对昨天种种的反思之中，包括一切温和的和忿激的、理智的和情绪的、深刻的和肤浅的批判。　　　　
　　　　中国作家们刚刚写过不少政治化的“伤痕文学”，哲学的贫困和审美的粗劣，使它们哪怕在今天的书架上就已经黯然失色。昆德拉也写政治，用强烈的现实政治感使小说与一般读者亲近。但如果以为昆德拉也只是一位“伤痕”作家，只是在大冒虚火地发作政治情绪，揭示入侵者和专制者的罪恶，那当然误解了他的创作——事实上，西方有反苏癖的某些评家是乐于并长于作这种误解的。对于他来说，伤痕并不是特别重要的，入侵事件也只是个虚淡的背景。在背景中凸现出来的是人，是对人性中一切隐秘的无情剖示和审断。在他那里，迫害者与被迫害者同样晃动灰色发浪用长长的食指威胁听众，美国参议员和布拉格检阅台上的官员同样露出媚俗的微笑，欧美上流明星进军柬埔寨与效忠入侵当局的强制游行同样是闹剧一场。昆德拉怀疑的目光对东西方人世百态一一扫描，于是，他让萨宾娜冲着德国反共青年们愤怒地喊出：“我不是反对共产主义，我是反对媚俗（Kitsch）！”　　　　
　　　　什么是媚俗呢？昆德拉后来在多次演讲中都引用了这个源于德语词的Kitsch，指出这是以作态取悦大众的行为，是侵蚀人类心灵的普遍弱点，是一种文明病。他甚至指出艺术中的现代主义在眼下几乎也变成了一种新的时髦，新的Kitsch，失掉了最开始那种解放个性的初衷。　　　　
　　　　困难在于，媚俗是敌手也是我们自己。昆德拉同样借萨宾娜的思索表达了他的看法，只要有公众存在，只要留心公众存在，就免不了媚俗。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媚俗是人类境况的一个组成部分，很少有人能逃脱。　　　　
　　　　昆德拉由政治走向了哲学，由捷克走向了人类，由现时走向了永恒，面对着一个超政治观念超时空而又无法最终消灭的敌人，面对着像玫瑰花一样开放的癌细胞，像百合花一样升起的抽水马桶（引自小说中的描写）。这种沉重的抗击在有所着落的同时就无所着落，变成了不能承受之轻。　　　　
　　　　他的笔从平易的现实和理性入，从孤高奇诡的茫然出。也许这种茫然过于尼采化了一些。作为小说的主题之一，既然尼采的“永劫回归（eternal　return或译：永远轮回）”为不可能，那么民族历史和个人生命一样，都只具有一次性，是永远不会成为图画的草图，是永远不会成为演出的初排。我们没有被赋予第二次、第三次生命来比较所有选择的好坏优劣，来比较捷克民族历史上的谨慎或勇敢，来比较托马斯生命中的屈从和反叛，来决定当初是否别样更好。那么选择还有什么意义？上帝和大粪还有什么区别？所有“沉重艰难的决心（贝多芬音乐主题）”不都轻似鸿毛轻若尘埃吗？　　　　
　　　　这种观念使我们很容易想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因是因非”说和“不起分别”说。这本小说英文版中常用的indifferent一词（或译无差别，无所谓），也多少切近这种虚无冷漠意识。但是，我们需要指出，捷克人民仍在选择，昆德拉也仍在选择，包括他写不写这本小说，说不说这些话，仍是一种确定无疑的非此即彼，并不是那么仙风道骨indifferent的。　　　　
　　　　这是一种常见的自相缠绕和自我矛盾。　　　　
　　　　反对媚俗而又无法根除媚俗，无法选择的历史又正在被确定地选择。这是废话白说还是大辩难言？昆德拉像为数并不很多的某些作家一样，以小说作不说之说，哑默中含有严酷的真理，雄辩中伏有美丽的谎言，困惑的目光触及到一个个辩证的难题，两疑的悖论，关于记忆和忘却，关于入俗和出俗，关于自由和责任，关于性欲和情爱……他像笔下的那个书生弗兰茨，在欧洲大进军中茫然无措地停下步来，变成了一个失去空间度向的小小圆点。　　　　
　　　　在捷克的文学传统中，诗歌散文的成就比小说更为显著。不难看出，昆德拉继承发展了散文笔法，似乎也化用了罗兰·巴尔特解析文化的“片断体”，把小说写得又像散文又像理论随笔，数码所分开的章节都十分短小，大多在几百字和两千字之间。整部小说像小品连缀。举重若轻，避繁就简，信手拈来一些寻常小事，轻巧勾画出东西方社会的形形色色，折射了从捷克事件到柬埔寨战争的宽广历史背景。他并不着力于（或许是并不擅长）传统的实写白描，至少我们在英译本中未看到那种在情节构设、对话个性化、场景气氛铺染等方面的良苦心机，而这些是不少中国作家常常表现出来的。用轻捷的线条捕捉凝重的感受，用轻松的文体开掘沉重的主题，也许这形成了昆德拉小说中又一组轻与重的对比，契合了爱森斯坦电影理论中内容与形式必须对立冲突的“张力（tension或译：紧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