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年轮-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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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是不能由别人给予的。政客和推销商们从来在这方面无所作为，他们只能含糊其辞，或者耸耸肩，最好让大家都把这件事忘记。　　　　
　　　　苏东坡洞悉人性的窘境，早就说过：“处贫贱易，处富贵难。安劳苦易，安闲散难。忍痛易，忍痒难。”贫贱者易生焦渴，富贵者易生厌倦，二者都不是好事。但贫贱者至少可以怨天尤人，把焦渴之苦归因于外部困难的阻迫，维持对自己的信任。而富贵的厌倦之苦完全是自作自受，没法向别人赖账，必须自己承担全部责任，不能不内心恐慌。贫贱者的焦渴是处在幸福的入口之外，还有追求的目标，种种希望尚存。富贵者的厌倦则是面临着幸福的出口，繁华幻影已在身后破灭，前面只有目标丧失的茫然和清寂。这样比起来，东坡先生所言不差。难怪他常常警告自己：“出舆入辇，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寒热之媒；皓齿娥眉，伐性之斧；甘脆肥浓，腐肠之药。”亦如德国人尼采说的：“人生的幸运，就是保持轻度贫困。”　　　　
　　　　他们都对富贵瞪大了警惕的眼睛。　　　　
　　　　人类虽然不必太富贵，但总是要富贵的，富贵不是罪过。东坡、尼采二位的拒富仇富主义终不是积极的办法，不能最后解决灵与肉、心与物这个人类永恒的难题。只是现代不少人富后的苦日子，不幸被二位古人言中，实是一桩遗憾。应该说，事情还刚刚开始，物质还会增聚的。东西方都在较着劲干，没有人能阻止经济这一列失去了制动闸的狂奔的列车。幸福的物质硬件不断丰足和升级，将更加反衬出精神软件的稀缺，暴露出某种贫乏和尴尬。上帝正在与人类开一个严酷的玩笑，也是给出一种考验。　　　　
　　　　苏东坡一生坎坷，但总是能安能乐。如果说陶渊明还多了一些悲屈，尼采还太容易狂躁，那么苏东坡便更有健康的光彩。他是一个对任何事都有兴趣的大孩子，是一位随时能向周围的人辐射出快乐的好朋友，是一位醉心于艺术探索、政治改革以及兴修水利的实干家——可见他的安贫不意味着反对“富”民。我每次想起他的形象，便感到亲切并发出微笑。　　　　
　　　　最初发表于1991年《天涯》。


第一部分处贫贱易，处富贵难

　　　　圣战与游戏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　　　　
　　　　如同文学中良莠混杂的状况，佛经中也有废话胡话。而《六祖坛经》的清通和睿智，与时下很多貌似寺庙的佛教旅游公司没有什么关系。　　　　
　　　　佛学是心学。人别于一般动物，作为天地间物心统一的惟一存在，心以身囚，常被食色和沉浮所累。《坛经》直指人心，引导一次心超越物的奋争，开示精神上的自由和幸福，开示人的自我救助法门。《坛经》产生于唐，也是一个经济繁荣的时代，我们可以想像那时也是物人强盛而心人委颓，也弥漫着非钱财可以疗救的孤独、浮躁、仇憎、贪婪等“文明病”。《坛经》是直面这种精神暗夜的一颗明敏、脆弱、哀伤之心。　　　　
　　　　追求完美的最好思辨，总是要发现思辨的缺陷，发现心灵无法在思辨里安居。六祖及其以后的禅学便大致如此。无念无无念，非法非非法，从轻戒慢教的理论革命，到最后平常心地吃饭睡觉，一次次怀疑和否定自身，理论最终只能通向沉默。这也是一切思辨的命运。　　　　
　　　　思辨者如果以人生为母题，免不了总要充当两种角色：他们是游戏者，从不轻诺希望，视一切智识为娱人的虚幻。他们也是圣战者，绝不苟同惊慌和背叛，奔赴真理从不会趋利避害左顾右盼，永远执著于追寻终极意义的长旅。因其圣战，游戏才可能精彩；因其游戏，圣战才更有知其不可而为的悲壮，更有明道而不计其功的超脱——这正是神圣的含义。　　　　
　　　　所幸还有艺术和美来接引和支撑人们。　　　　
　　　　最初发表于1994年香港版散文集《圣战与游戏》。


第一部分阳台上的遗憾

　　　　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　　　　
　　　　南方人指路，总是说前后左右；北方人指路，总是说东西南北。前后左右，以人为转移，是一种主观方位；东西南北，以物为坐标，是一种客观方位。这样说起来，似乎南人较为崇尚主观意志，而北人较为尊从客观实际。　　　　
　　　　指路方式的不同，当然还可能有更多的原因。比方说，南方多阴雨，四野茫茫，如果人们没有随身揣着指南针，就很难像在北方常见的晴空之下，瞥一眼日头，轻易辨出东西南北。　　　　
　　　　又比方说，南方的街道多是弯曲偏斜，不像北方的街道那样总是四向方正，多以皇宫或神庙为中心，次第森严秩序井然组成棋盘式格局。在那个棋盘里，东西南北已被纵横街道刻入人心，很难有南方的模糊。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建筑是人心的外化和物化。南方在古代为蛮，化外之地，建筑上也就多有蛮风的留影。尤其到海口一看，尽管这里地势平坦并无重庆式的山峦起伏，但前人留下的老街几乎很少有直的、正的，这些随意和即兴的作品，呈礼崩乐坏纲纪不存之象，总是令初来的北方人吃惊。可以想像，种种偏门和曲道，歪门和斜道，很合适隐藏神话、巫术和反叛，要展示天子威仪和官府阵仗，却不那么方便。留存在这些破壁残阶上的，是一种天高皇帝远的自由和活泼，是一种帝国文化道统的稀薄和涣散。虽然免不了给人一点混乱之虞，却也生机勃勃。它们不像北方的四合院，俨然规规矩矩的顺民和良仆，一栋一檐的定向，都严格遵循天理和祖制，不越雷池。　　　　
　　　　当然，南北文化一直在悄悄融会。建筑外观上的南北之异，并不妨碍南方的宅院，尤其是一些富宅，其实与北方的四合院一样，也是很见等级的，有一些耳房或偏间，可供主人安置侍卫和女佣；很讲究家族封闭与合和的，有东西两厢，甚至有前后几进，可供主人安置儿孙及其宝眷，包容儿孙满堂笑语喧哗的节日大团圆。在那正厅大堂里正襟入坐，上下分明，主次分明，三纲五常的感觉便油然而生。倘若在庭院中春日观花，夏日听蝉，箫吹秋月，酒饮冬霜，也就免不了生出一种陶潜式的冲淡和曹雪芹式的伤感。汉文化一直在这样的南国宅院里咳血和低吟。　　　　
　　　　这一类宅院，在现代化的潮流面前一一倾颓，当然是无可避免的结局。金钱成了比血缘更为强有力的社会纽带，个人成了比家族更为重要的社会单元。大家族开始向小家庭解体，小家庭又正在被独身风气蚕食，加上都市生育一胎化，已使旧式宅院的三进两厢之类十分多余。要多家合住一院，又不大方便保护现代人的隐私，谁愿意起居出入喜怒哀乐都在邻居的众目睽睽之下？　　　　
　　　　更为重要的是，都市化使地价狂升，尤其中国突然冒出十二亿人，很难容忍旧式宅院那样奢侈的建筑容积率。稍微明了国情的人，就不难理解高楼大厦是我们惟一现实的选择。看到某些洋人对四合院之类津津乐道，可将其纳入审美和文物保护的范围，但不必去过分地凑热闹。　　　　
　　　　这种高楼大厦正在显现着新的社会结构，展拓着新的心理空间，但一般来说缺少个性，以其水泥和玻璃，正在统一着每一个城市的面容和表情，正在不分南北地制定出彼此相似的生活图景。人们走入同样的电梯，推开同样的窗户，坐上同样的马桶，在同一时刻关闭电视并在同一时刻打出哈欠。长此下去，环境也可以反过来浸染人心，会不会使它的居民们产生同样的流行话题，同样的购物计划，同样的恋爱经历以及同样的怀旧情结？以前有一些人说，儒家造成文化的大一统，其实，现代工业对文化趋同的推动作用，来得更加猛烈和广泛，行将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天涯海角，都制作成建筑的仿纽约，服装的假巴黎，家用电器的赝本东京——所有的城市，越来越成为一个城市。　　　　
　　　　这种高楼大厦的新神话拔地升天，也正在把我们的天空挤压和分割得狭窄零碎，正在使四季在隔热玻璃外变得暧昧不清，正在使田野和鸟语变得十分稀罕和遥远。清代张潮说：“因雪想高士，因花想美人，因酒想侠客，因月想好友，因山水想得意诗文。”如此清心和雅趣，似乎连同产生它的旧式宅院，已经永远被高楼大厦埋葬在地基下面了。全球的高楼居民和大厦房客们，相当多数已习惯于一边吃快食品，一边因雪想堵车，因花想开业，因酒想公关，因月想星球大战，因山水想开发区批文。当然，在某一天，我们也可以步入阳台，在铁笼般的防盗网里，或者在汽车急驰而过的沙沙声里，一如既往地观花或听蝉，月下吹箫或霜中饮酒，但那毕竟有点像勉勉强强的代用品，有点像用二胡拉贝多芬，或者是在泳池里远航，少了一些真趣。这不能不使人遗憾。遗憾常常是历史进步身后寂寞的影子。　　　　
　　　　最初发表于1995年《海南日报》，后收入随笔集《海念》。


第一部分即此即彼（1）

　　　　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　　　　
　　　　语言总是有成因的。我愿把这种多义或对义现象，看成是出于前人的智慧，而不是出于前人的愚笨。　　　　
　　　　语言学中曾有“复词偏义”一说，指两个意义相反的字联成一词，但只用其中一个字的意义。如常听人说：“万一有个好歹，我可负不起责任。”这里的“好歹”是指歹，不是指好。“恐有旦夕之祸福。”这里的“祸福”，是指祸，不是指福。　　　　
　　　　《红楼梦》中有这样的句子：“不要落了人家的褒贬。”褒贬二字在这里是被人责难的意思，有贬无褒。《红楼梦》名气很大，后来的国语辞典便不得不收下这一词条：褒贬，释为贬抑之义。　　　　
　　　　在更早以前，人们也常常有这样的用法。顾炎武先生指出《史记·刺客列传》中“多人不能无生得失”，得失，偏重在失。《史记·仓公传》“缓急无可使者”，缓急，偏重在急。《后汉书·何进传》中“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成败，偏重在败。等等。顾先生的《日知录》搜列这一类例证，后来被很多学人都引用过。　　　　
　　　　梁实秋先生写过专文，指出复词偏义实在是不合理，不合逻辑，但既然已经约定俗成，大家沿用已久，我们也只好承认算了，不必太吹毛求疵。梁先生遗憾之余宽怀大度，不似另外一些文字专家，对这种文字的违章犯规行为恨恼不已，誓欲除之而后快。　　　　
　　　　如果说梁先生是一个可以通融的文字警察，温和可亲；那么钱钟书先生则像一个更为通晓法律的文字律师，严正可敬。他指出这类现象不过是“从一省文”的修辞结果，如《系辞》中“润之以风雨”，其中省了该与“风”搭配的“散”字；《玉藻》中“不得造车马”，其中省了该与“马”搭配的“畜”字。此种法式，古已有之，天经地义，无须警察们来通融恩准。　　　　
　　　　以“约定俗成”通融，或以“从一省文”辩护，还是站在同一立场，奉行同一法度，即形式逻辑之法，这都让我有些不满足。语言大体上靠形式逻辑来规范和运作，但语言蕴藏着生活的激流，永远具有形式逻辑所没有的丰富性和能动性，使反常和例外必不可少。好比一般车辆不可闯红灯，但消防车和救护车则不受此限。判定某种语言现象是否合理，最高法典只能是生活的启示，而不是任何既定的陈规。　　　　
　　　　稍有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祸者福所倚，福者祸所伏，福祸同门，好事与坏事总是相因相成，塞翁失马之类的经验比比皆是。笔者在乡下时，常得农民一些奇特之语。某家孩子聪明伶俐，见者可能惊惧：“这以后不会坐牢么？”某家新添洗衣机或电热毯之类的享受，见者可能忧虑：“哎呀呀人只能死了。”笔者曾对此大惑不解，稍后才慢慢悟出这些话其实还是赞语，只是喜中有忧，担心太聪明会失其忠厚，导致犯罪；担心太安逸会失其勤劳，导致心身的退化乃至腐灭。这样的例子真是不胜枚举。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们则有一句口头禅：“真伤感”，用作对一切好事和美事的赞叹，同样显示了乐中寓哀的复杂心态，非一般形式逻辑所能容纳和表达。　　　　
　　　　语义源于人生经验，不是出自学者们形式逻辑的推究和演绎。从这一点看，《系辞》称“吉凶与民同患”，有着丰厚的人生经验基础，不算怎么费解。《正义》言：“吉亦民之所患也，既得其吉，又患其失，故老子云宠辱若惊也。”这种解释也可以得到大量民间语言素材的实证。钱先生声称这是误解“吉凶与民同患”的强词，似乎认定古人是只能患凶而不能患吉的。面对古往今来大量对吉凶给予辩证感知的语言现象，固守某种语言定法，多少显得有点漠视人们的生活智慧。　　　　
　　　　从一省文，这种修辞法例确实多见。形式逻辑也确实是语言中不可少的基本交通规则。但如果因此而推定一切复词都只能偏义而不能对义，则是否定生活辩证法对语言的渗透，是法理的凝固和僵化，无益于语言的生命。“不要落得人家褒贬”，也许（仅仅是也许）在《红楼梦》中只用偏义，但未尝不能在别处还其对义的高贵出身和生动面貌。鲁迅先生说人可以被棒杀，也可以被捧杀，对褒贬皆警惕以待。一个“杀”字统摄褒贬，没法用“从一”之规强迫鲁迅先生“省”去褒贬的任何一方。这种深刻的生活体验，不能没有语言的表达；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