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是通行证-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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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没低估她，她连字都不识。白天他们一起醒来，洗过澡后去阅览室读书。尽管刚刚开始，不过这是个长久的工程。　　　　
　　　　他把烟也戒了，孩子每天醒来都会因为满屋的烟雾嗓子疼。反正也要节省一笔开销。他问她叫什么名字。　　　　
　　　　“丫丫，”她说，“爷爷这么叫我。”　　　　
　　　　他摇摇头，在纸上写了两个字：从从。“以后你就叫这个。”　　　　
　　　　“四个倒丫。”　　　　
　　　　他又写了一遍“从从”，他决心把这个乱搞的世界改回来。　　　　
　　　　他也不知道从从能否走得出嘉年华，不过爱和希望还在。他把电视锁定在教育台。他提议买一些小学课本。“账记在521下面。”　　　　
　　　　他习惯每晚睡前给她讲解他总结的一千多句格言。虽然他也明白她不一定理解，可他要从从背下来。第一天的格言是：不许走出嘉年华。　　　　
　　　　然而她还是出去了一次。一个服务生告诉他楼下有个女孩的帐单请他签字，他冲到门口硬是把她提了上来。正月十五他头一次打了她。然后他睡着了，然后他听见她在被子里哭，然后他亲了亲她的小脸。　　　　
　　　　“永远也不许出去，知道吗？”　　　　
　　　　“要呆多久？”　　　　
　　　　“我现在欠了好多钱，等你有能力了，出去赚钱把我赎出来。”有件事不应该，他不该当着小孩的面哭的。爱与希望真的还在。　　　　
　　　　由于从从的提醒，他没有错过17日的生日。谢绝了大堂经理和那些年轻貌美的小姐，关上房门和她一起过。从从不知道自己是哪天出生的，他决定让她跟他生在同一天。　　　　
　　　　那次是他发誓最后一次喝酒，12点35分他醉得手舞足蹈，随后怦然倒在床上睡着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夜里12点35分因为地震嘉年华起了大火。他在床上硬是被人拉了出去。似乎希望总跟山谷里的蜘蛛网一般一次次地被吹破。他在现场喊着从从，一个背着手的男人让他放低了声音，那是经理。521从救护车的后面绕过去，悄悄地跑掉了。躲掉了二百多万的债。他提醒自己别太得意，可是在半路他还是忍不住地笑了，他一笑就醒了。　　　　
　　　　从从还在睡着，他开门在楼下转了一圈。一个怪念头让他用手牌打开了521号衣箱，他决定把衣服叠一叠。不管放多长时间，终归还是会穿它们出去的。上衣袋里还留着半包烟，他抽了一口，放了三年的烟味并不好抽。他想起这是去机场的路上买的，因为忍不住抽了一枝，还被罚了五十块钱。一张酒水单，在酒吧那晚他一定是醉了，否则钱包不会丢掉的。一张十二块钱的出租车票，那时他没钱了，司机把他带到了一个不需要身份证登记就可以住宿的地方，车钱是嘉年华给的，他们给顾客提供车费。口袋里有一张房卡，那里住着从从和另一个男人。就这些了，还有一张往返家乡的机票，那里挂着他新娘的婚纱。　　　　
　　　　衣服上沾满了灰尘，他不得不把叠好的衣服抖几下。一个服务生递给他两粒樟脑丸。他说“谢谢”的时候钱包从袖子里掉了出来。那一次他看到了新娘的照片。钱包里有几千块钱和他的身份证。他抽出身份证，记住了自己的名字。


第一部分快乐前行，低迷折回（1）

　　　　这篇写于零三年10月。我在第二部长篇的后记里写：“动笔《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前，我在《快乐前行，低迷折回》里先练习一直这种叙述方式。”那是种很压抑的讲话方式，我很欣慰我平常不是这样讲话的，虽然偶尔心里也有哀伤的调子。　　　　
　　　　本篇是应邀谈新概念的。既然文章里说那是最后一次提及此事，我在这里就不会多写了。新概念一个小国的国王，我们很幸运地成为了王子，被称为新概念一批。还好现在不这么说了，他们改称八零后。2010年之前这都是个贬义词，我想熬到那之后还能力保金身的人早地骄傲的评价九零后了。　　　　
　　　　快乐前行，低迷折回　　　　
　　　　时老师早在九月初就向我提过要一篇这样的稿子。之后我就像拽着一车玩具艰难行走的孩子拖呀拖呀直到现在也没有交稿。一个多月里我从北方飞到南方，然后又回到北方；如同一根停不下来的弹簧在地图上有周期地弹来弹去。早上我还迎着长春飘落的雪花上机，中午就要顶着33度的阳光走在广州的上下九。我真担心这篇关于新概念的稿子再拖一段时间我可能就不会去写了，但那时我的野心足够我去完成八十天环游地球。　　　　
　　　　其实半个月前我第二次从那个伪军校退出来，跑到东单一家地下室里时我就试着把新概念的这篇弄好过。好像北京那天在下雨，弄得旅馆里的灯光一闪一闪的，似乎只是出于对往昔爱情的怀念我才背着几大包行李从河北一路找到这样森冷的住处。睡到下午我开始整理行李，新概念证书就是那时候撕的。其实这张纸并不重，不过一同附带的杂志太沉了。我烧这些东西时被大厅赶来的老板按住了。当天夜里我便写了关于作文比赛的什么，写的很感伤，还有些罗嗦。我后来看到这些文字总是想不出自己和那些长跪在地下通道、博取怜悯的乞丐有什么分别。看来今晚还得重写，按计划明天还要为惊流做一个有关新概念的访谈。我原以为撕掉奖状烧毁杂志，再写一篇诉苦的文字就可以和新概念说分手了。不过事实渐渐证明有些附在身上的称谓是你永远也无法甩掉的。譬如，死人。　　　　
　　　　我今天还要说，新概念并非是被越来越重的商业炒作完全搞砸的垃圾。它的出现确实给很多彷徨失措的孩子指引了一条道路。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刚刚升入高中又总指望着做点什么来表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孩子，当他看到新概念后面的保送名单，明白自己终于用不着像其他小朋友一样去苦读，所需要的就是读一些消遣类的小说，写一些乱七八糟骗女孩子眼泪的文字，等到高三那一年也去上海讨一个保送名额好对父母有个交代时，生活的道路绝对是诱人且快乐的。我至今还在怀念连接图书馆、十一中，以及家的三角路程。我那几年的书包是全班最重的，可惜没有一本是教材。　　　　
　　　　这个就是新概念给我的。它使我有勇气指着陈佳勇、刘嘉俊的名字向父母说不要再管我了，到时候我也像他们一样上个好大学就是了（嘉俊在华东师大也退了，看来他是可再生资源，还可以被我二次利用）。如果没有新概念我无法想象高中三年读1000本书是一个多大的灾难。　　　　
　　　　不过它也没送我多远，在大华影院对面的地下旅馆里我写了那么多满腹牢骚的话的原因也在于此。我没有想到新概念只是将我送到了上海玩几天，将我送到了“才子作坊”，甚至将“蒋峰”这个名字送到了中山大学，也没有注意到蒋峰却掉进了受尽打骂，被人当畜生对待（这是大校对我的称谓，而政委总是笑眯眯地问我如果把我劁掉，我是不是会像那些耕牛一样好管一些）的伪军校去当军犬。　　　　
　　　　天啊，一提那学校，恐惧就像沼泽里的污泥那样将我缚住。我们的父辈告诉我们写东西要“哀而不伤，乐而不淫”，尤其是你不想让人看你的东西止不住笑的话。　　　　
　　　　我看空一行再写能不能平静些。　　　　
　　　　浙江文艺的副总编邹亮向我们提过新概念又一个不可想象的效应—它使得出版界跨过比我们年纪大很多且有水准的作者，直接去关注八零后孩子们的写作。这倒是真的，在广州我结识了不少比我成熟但不知道如何才能给自己出书的朋友。他们像爬在书本的虫子一样寻找着自己的不足，在迷宫中试图走向通往成功的出口。有时候我也想过他们那样的生活，即使花费十年工夫来踩到自身的影子或许都要强过现在这种习惯性的写作。获奖后的一年多里我读的书加上教材都不足一百本。写了一部长篇感觉自己只是一个对儿时精心构思的忠实记录者，而无任何创造力。每日的生活也不像过去只想着文学那样单纯。在天津我把这样的疑惑讲给张悦然听。我问她我们是不是出来得太早了，20岁可能正是我们艰难爬行、等待认可的年龄。我忘记她回答什么了，这使我怀疑自己只不过将私人化的情绪吐出来而已。没有什么答案是我想要的。　　　　
　　　　我担心自己在走一个U字形的路。　　　　
　　　　我害怕自己已经倒着走了一年多。


第一部分快乐前行，低迷折回（2）

　　　　在上海三女中坐于我后排的是代表我们演讲的张姣怡。来自同一个城市让我们的记忆有了一些交叉点。我俩都在努力寻找是否存在一些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后来我们为真的有那么一个男孩能把我们各自的生活轨道连在一起感到兴奋不已。　　　　
　　　　我倒着走了一年多，看到很多美妙的风景，认识一些志向相同、运气又不错的朋友，还有夸奖。一些陌生人说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溢美之词，多得连我那空前膨胀的虚荣心都盛装不下了。我后退的速度更快了，因为他们说后面的赞誉更多。　　　　
　　　　我问张姣怡如果真的拿奖，你想去哪儿？　　　　
　　　　没的选啦，她说，保送取消了。　　　　
　　　　我不明白。　　　　
　　　　就是没有特招一说了。她耸耸肩，你才知道？　　　　
　　　　我觉得嗓子干燥得有些疼痛，跑出考场找水喝。校门已经关上了，我捶着铁门叫喊对面的店铺。上楼时我看了看发下来的题目。四年来最有想像力的题目——《今天谁最美丽？》　　　　
　　　　颁奖过程很长，很多人都做了讲话。赵长天说他相信取消了保送，不再有功利性的新概念会越走越远。下面有人鼓掌。曹文轩说有的经典是读者此生不忘的，他举了《战争与和平》公爵预感自己要死了那一章。我记得我读那本书的时候还真哭过。王蒙说得最多，说以为自己没有老，但是看到这些孩子又觉得自己老了什么的。我走出大厅，认识了几个朋友。曹骞，第二年又参加了一次比赛，现在咸阳的一个民办专科，考虑是不是回来读高五。刘卫东，拿了两次一等奖还是无奈进到一个小地方的师范专科。一个月前他问我退学后打算怎么办。我说我先找个自考念着，好让家人觉得他们的儿子不是在混社会，还是学生。　　　　
　　　　算了。　　　　
　　　　在三里屯的红咖啡里曹臻一向我介绍当晚的主唱。飞天，她说，花儿乐队的师兄。　　　　
　　　　我怎么介绍你？她低声问我。　　　　
　　　　只要你别说我是你男朋友就行。　　　　
　　　　好！蒋峰，她说，新概念获奖者。　　　　
　　　　几个人握着奖杯跑向家人给他们照相，有人穿上西服，发胶的香味弥散在整个会场。对他而言，这一刻也许是他文学生涯的顶峰，甚至可以说在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站到了他此生的顶点。但愿我不是，你也不是，我对旁边的王浩舒说，但愿我们的辉煌还没有开始。　　　　
　　　　东单地下旅馆里的白炽灯总是在闪，躺在床上我们看不到外面的阳光。　　　　
　　　　你以后打算做什么？我问我女朋友。　　　　
　　　　考个会计师，或者找个有钱又帅又迷恋我的男人嫁出去。你呢？　　　　
　　　　我想写出最好的华语小说，看上去这个愿望应该比你那个容易实现。　　　　
　　　　真没看出来，她起身看着我的眼睛，你还会写？她对一个男孩不去打球不去玩游戏，而是躲起来在床上写感到奇怪。　　　　
　　　　我原来也不知道自己还有这么一手，我说，可是得过新概念我就以为自己能写了。　　　　
　　　　新概念？她听后大笑不止，我看过那些书，都是狂妄幼稚的家伙，你不会是其中之一吧？


第一部分快乐前行，低迷折回（3）

　　　　“你说得对，”在东单地下旅馆一闪一闪的灯光中我写道，“我不但是其中一个，而且是最狂妄无知的那个。”那篇伤感装可怜的文字被我撕掉了。我在结尾处说，我不希望我们仅仅凭着一篇肤浅的东西就得意洋洋地向后走，我不希望被冠以新概念标签，将像印在我们头顶的烙印一样告诉人们，这是一群轻狂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的孩子们，我不希望文学父辈将新概念看作是给一些表现欲旺盛的孩子们消遣的游戏，甚至是我们的后代也将我们视为无所事事而又不甘寂寞的典范。　　　　
　　　　我坐在逆行的座位上看着渐渐远去的上海，我始终想不出该用何种理由向父母交代关于不用学习靠文学便能升学的承诺是如何食言的。火车驶进昆山，我明白自己已经离开繁如绮梦的上海。我突然看到浸染着难过情绪的叶子在眼前飘过。　　　　
　　　　下一站，苏州。列车员对车厢的人喊。　　　　
　　　　尽管电梯在上升，我还是一直走到天桥。然后我不知该从哪个岔口下去。我拦住一个女孩向她问路。　　　　
　　　　你跟着我吧，不远的，她说。　　　　
　　　　我们下了天桥，她说了几句话，我没有听清楚。　　　　
　　　　你听不懂上海话吗？　　　　
　　　　现在我听得懂了。　　　　
　　　　我在说普通话呀，白痴。你来上海做什么？　　　　
　　　　比赛，就是把一大帮人关一个下午讲同一个故事的那种游戏。　　　　
　　　　挺好玩的，讲的什么故事？她问我。呀！你一个男的怎么戴手链，还留指甲？　　　　
　　　　你不也戴了吗？我查查你的有几颗？　　　　
　　　　我抓住她的右腕，用手指数着手链上的珠子。一共是24颗。比我的多8颗。　　　　
　　　　你查不完啦，怎么不松手呀？她挣脱时我顺便抓住了她的手。你想占便宜。她说。　　　　
　　　　乖乖地带路，找八路的干活！　　　　
　　　　她笑起来。对面的汽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在鸣响的汽笛声中我们谁也不说话。举起手臂划过一株株低矮的树。　　　　
　　　　我家到了，她说。　　　　
　　　　但你还没有告诉我万航渡路怎么走呀？　　　　
　　　　嘻嘻，她神秘地笑了笑，从这里原路走回去，上了天桥，继续折回。　　　　
　　　　　　


第一部分十七岁

　　　　这篇是零四年除夕写的，因为一个人；也就没什么过年的念头。午夜十二点就想想以前大年都是怎么过的。广州一朋友特喜欢华仔的粤语歌《十七岁》。　很自然的，记忆跳过四年，直接飞到那一年。　　　　
　　　　十七岁　　　　
　　　　晚会是在夜里一点前结束，之后外面的炮竹声依然此起彼伏。我们在整点钟声时吃完了饺子。姨妈姨父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