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2-天唱-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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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不用买，大院里多的是，而且我专挑新的。　　　　
　　　　喝了酒劲大，扛着车咚咚咚冲上二楼，然后敲门，然后把车往他怀里一推：送你的！然后转身就走。然后第二天一早就听有人在楼下怒吼：他妈的，昨晚谁偷了我的车！让我见着了，看我怎么收拾他！然后东彬就只能瞅个没人的空子，偷偷地扛着车送下楼，那神情模样，真的像个贼。　　　　
　　　　如此几次之后，这事儿就差不多成了东彬的一个噩梦。解铃还需系铃人，他只好亲自登门向我求助：主席（我时任“啤协”主席故事见后），好主席，求您了，求您了……　　　　
　　　　又过了段时间，这位兄弟不知怎么爱上了养花。可他宿舍面积太小，放不下的只好养在走廊里，长长的一溜。　　　　
　　　　这下又有了乐子。于是我每次喝完酒回来，都趁手偷走一盆。于是没过多久，他的花就都养在了我家里。　　　　
　　　　筒子楼，上上下下好多家，东彬怀疑不过来，又是“雅偷”不好问，于是满腔郁闷就暗暗泄向了他的邻居。　　　　
　　　　邻居是舞蹈队的，其时刚刚随队访日归来，于是这就成了他最好的受控理由。　　　　
　　　　于是那晚在小饭馆酒过三巡我就听到东彬在拍桌子：“操，早不丢晚不丢，丫一回来我的花就丢了。肯定是丫偷的！”于是我赶紧又端起杯子：“来来来，喝酒喝酒。”　　　　
　　　　也是天意，当晚我们明明都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了，可出来了都还想再喝。于是我慨然发令：都去我那里，接着喝！　　　　
　　　　于是开门。于是东彬朦胧的醉眼突然闪闪发亮。于是我长叹一声：“操，露馅了……我怎么就忘了呢？”　　　　
　　　　在以上和醉酒有关的“案例”中，我都是“施害者”，但也有我成为“受害者”的时候。　　　　
　　　　刚来团里那会，又穷又闲，喝了酒就总想踅摸点什么。　　　　
　　　　那次几个年轻人又喝多了，其中一位指出院子里好像有一堆西瓜，何不弄一个来解酒？我一听来了劲，立刻爬起来头重脚轻地主动请缨：“我去！”　　　　
　　　　先来了一个，哎呀真甜；意犹未尽，那就再来一个；两个下了肚，好像还有点余绪，那就再来一个！　　　　
　　　　前两次我还有点偷偷摸摸，这次可就有点大摇大摆，因为我已认定这堆瓜没人看，随便拿。　　　　
　　　　晃到瓜堆边，刚弯下腰，就听对面一个声音阴阳怪气地说：“可以啦，哥儿们，已经拿了俩啦，事不过三嘛。”　　　　
　　　　原来那看瓜的就睡在瓜堆那边，只不过我喝了酒眼直，没看见，也没留神而已。　　　　
　　　　我得服这哥儿们有境界，可他也未免太沉得住气了。你想他那声音夜深人静的听起来有多瘮人，真把我吓得屁滚尿流。　　　　
　　　　又有一次几个哥们儿聚会，边喝边玩，都喝到忘乎所以的程度，我一激动就把我最心爱的吉它送给了其中的一位。　　　　
　　　　第二天早晨醒来，发现吉它没有了，我就想，谁拿去了呢？心里排查了一遍，最后把疑点集中在吉它手吕洪来身上。这家伙热爱我的那把吉它已经不是一天了。


第二部分灵魂受洗、被净化的时刻

　　　　我不像崔东彬那样遇事秀气，我喜欢单刀直入，去他家，劈头就问：“吕洪来，我的吉它呢？”吕洪来莫明其妙：“什么你的吉它？昨晚弹过不是还你了吗？”我还是不依不饶地纠缠，直到他要急眼，才疑疑惑惑地承认是自己错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那叫失魂落魄，就像情人被拐走了一样。这个比喻并不过分。实际上，一把好吉它之于歌手，有时比情人还要亲。　　　　
　　　　上帝保佑，十多天后那位朋友终于把它送回来了。当时我是又感动又恼火，厉声责问他为什么要拿我的吉它。他快乐地挤挤眼睛：“明明是你送我的嘛，谁谁谁可以作证。”　　　　
　　　　其实他们早就知道我在到处找，但鉴于我的一贯表现，存心要渗一渗我，折磨折磨我。这叫“现世报”，我也没辙。　　　　
　　　　和音乐一样，酒也能让我达成人生的某种巅峰感受。　　　　
　　　　89年前后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先喝一瓶二锅头，然后去弹一支钢琴曲。　　　　
　　　　一般人，就算是能喝一点的，在这种情况下恐怕连键盘在哪里都不知道了，然而我恰恰相反。　　　　
　　　　一支协奏曲十来分钟，平常我也许还会弹错几个音，但这时决不会错一个；不但不会错，而且弹得那叫行云流水，出神入化。　　　　
　　　　当然这都是别人告诉我的，我自己根本听不到，因为我只顾闭着眼睛，体会那种凌虚飞翔的感觉了。　　　　
　　　　有时我会随着最后砸下的一个音轰然倒下，但不管怎么样，第二天起床后必定是神清气爽。这很正常在我的经验中，所谓“巅峰时刻”，也就是灵魂受洗、被净化的时刻。　　　　
　　　　（奇怪的是，酒对我写歌却似乎毫无助益。有时喝完冲动得很，拿起纸笔唰唰唰，那叫个痛快。一边写一边流泪：激动啊，写得好啊，简直太棒了！可第二天酒醒了一看，全身都是鸡皮疙瘩：这叫啥玩艺儿？赶紧撕了。）　　　　
　　　　还有另一种巅峰感受。　　　　
　　　　前些年我出资，在我们团外面开了个“腾家酒楼”。自己的地盘嘛，我也就经常过去喝。　　　　
　　　　说起来酒楼的回头客挺多，但在北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盘上开了两年多，一分钱没赚不说，最终还楞是赔得关了张。为什么？都是被我这个董事长“造”的。　　　　
　　　　只要我一出现，楼上楼下、认识不认识的客人们就开始交头接耳，叽叽喳喳：腾格尔来了！腾格尔来了！其实他们说的是：免单的机会来了。　　　　
　　　　当然不是每次都免，得看我当时的心情如何，喝得如何。不过我这人很少跟自己过不去，所以这样的机会还是很多。　　　　
　　　　有时我正在里面喝着呢，一帮人就端着杯子进来敬酒：“腾哥，别的话不说了，敬您！”我一激动，得：“大伙儿回去好好喝，单都算我的！”　　　　
　　　　有朋友说我这是在装大尾巴狼，说有人根本就是在利用你，你难道看不出来？　　　　
　　　　我又不是傻瓜，岂有看不出来之理？但我不在乎。　　　　
　　　　店家往堂前一站：“腾哥说了，今天全免单！”然后周围一片欢呼我要的就是这等感觉，这等豪气。　　　　
　　　　不就是赔点钱吗？钱当然是好东西，可和那种节日般的气氛比起来，它又算什么东西？　　　　
　　　　话说回来，这也是我向酒致敬的一种方式假如不是为了拓展胸怀、张扬豪情，先人为什么要创造酒，我们又为什么要喝酒呢？　　　　
　　　　


第二部分“酒鬼”、“酒仙”层出不穷

　　　　说到酒的“场”效应，我最怀念的就是和三个好朋友组成的、持续了好多年的一个“场”。这三个好朋友，一个是崔东彬，前面已说到过；另外两个分别是杨强和康绍辉，都是团里的舞蹈演员，其中康曾名噪一时。　　　　
　　　　我们四个人，我、崔、杨都是60年生人，而以我为最长；康绍辉稍小些，但也小不了一两岁。　　　　
　　　　不过，让我们成为一个“场”的并不是年龄，而是酒，是和酒密不可分的脾性和感情。　　　　
　　　　91、92两年是我们喝得最厉害的时候。只要四人都在，必是中午、晚上各两瓶二锅头，几乎天天如此。　　　　
　　　　那时还不像现在这样满地饭馆，民族歌舞团周围只有一个“新疆餐厅”，我们就总去这个餐厅。　　　　
　　　　菜无所谓反正贵的也买不起关键是酒。有时人多得占不上桌子，我们就利用人头熟的优势，去他们的库房。　　　　
　　　　最惨的一次，四个人都囊中羞涩，没法点菜，可那也挡不住：正好库房里堆着好葱，我们就就着那些葱喝了一顿。　　　　
　　　　92年我们还在团里发起过一次啤酒大赛，号称“崔杨腾杯”；为此成立了一个啤酒协会，我任主席，崔东彬任副主席，杨强任秘书长，当然都是自我委派的；又录了像，非常好看。有关我的那段，用摇滚乐作背景，我戴着墨镜，正拿着一把刀子刮脸。画外音我记得是：草原上的牦牛，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很可惜，这盘带子后来被电视台借去搞丢了。　　　　
　　　　康绍辉当时在新疆演出，所以名号、职务，都没他的份。他回来看了录像，气得双脚齐跳，说我们四人这么“铁”，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等我？非要讨个“说法”。　　　　
　　　　他占理，没法驳，最后我们决定委任他为公关部主任，大致相当于当年孙悟空的那个“弼马温”。就那样，还把他乐得颠儿颠儿的。　　　　
　　　　一时团里酒风大炽，“酒鬼”、“酒仙”层出不穷。　　　　
　　　　写到这里不禁有点恍惚：我们真有过如此巨大的热情吗？　　　　
　　　　维持这样的热情需要一种魔力，那么究竟是酒本身就有这么大的魔力，还是我们共同的需要造就出了这样一种魔力？什么又是我们所共同需要的呢？　　　　
　　　　四个人在一起当然不只是喝酒，还说话，数不清的话；但至少在我的记忆中，那一次次的聚会更像一幕幕的哑剧；动作也极为单调，无非是举杯、举杯、再举杯。　　　　
　　　　唉，岁月、青春、遗忘，都泡在酒里了……　　　　
　　　　可是，很难设想，若没有酒，那些年我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许多时刻将怎样度过。　　　　
　　　　什么叫“穷开心”？这就叫穷开心。时过境迁才越发体会到，这三个字，可是不那么简单。　　　　
　　　　崔东彬，一个多么实在的人，衬衫总是洗得雪白，但我更忘不了的是他那双汪着泪的眼睛。　　　　
　　　　那次是我们四人中闹矛盾，产生了隔阂；我既然是老大，当然就有责任出面摆平。　　　　
　　　　一家小酒馆，一个小包间，两瓶二锅头分四杯，一模一样多。　　　　
　　　　耳边还在你来我往，各不相让，硝烟弥漫，沸沸扬扬。　　　　
　　　　我先站起来，面无表情地发话：来，感情深，一口闷，不然就拉倒。　　　　
　　　　大家一愣，全都端了杯子站起来，可又不喝，大眼瞪小眼地互相看着。　　　　
　　　　这时就听东彬说：我先来，干！一口就全干了。　　　　
　　　　平时他是个喝慢酒的主，哪受得了这么强的刺激？放下杯子，转身就去了卫生间，不用说，吐得那叫一塌糊涂。　　　　
　　　　他这一走，我们不约而同全坐下了，等他。　　　　
　　　　一会儿，他吐得眼泪汪汪地回来，见我们面前的酒都没动，感到奇怪：“咦，你们这是……”　　　　
　　　　我说：“谁跟你一样啊？我们这是……玩儿呢。”　　　　
　　　　他似乎听不懂，瞪着双泪眼看着我，这时杨强康绍辉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气氛一下就松下来了。我们四个又成了好朋友。　　　　
　　　　


第二部分我国酒业的一个重大损失

　　　　这几年先后有好几个朋友离开了这个世界，但东彬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最大。无论是在什么意义上，他都是我最亲近、最贴心的朋友。他去世那天我正在西安转机去别的地方演出，突然接到杨强的电话，一时怎么也不能相信，总觉得是一个谣言；失魂落魄地到了第二天，又打电话问杨强，杨强非常生气，硬梆梆地扔过来一句“废话！”我的眼泪这才喷涌而出。　　　　
　　　　东彬一走，剩下的三个也就成不了“场”了。一张方桌四条边，塌了一边，那还叫方桌吗？我们不能接受这一事实，那就让他活在完整的记忆中吧。　　　　
　　　　有次一拨人在餐厅吃饭，正闹着，突然就响起了我唱的《怀念战友》。仿佛是心灵感应，一时大家都静了下来。静了会儿，只听杨强说：我想东彬了，然后就哭了。那天我们全都哭了。　　　　
　　　　“自古圣贤多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东彬好兄弟，来，让大哥再跟你喝上一杯。这回我先干！　　　　
　　　　然而，基于两个原因，我还是给自己定了个五年计划，准备在这一期间内从酒坛慢慢隐退。　　　　
　　　　一是不想太烦劳老婆。你想啊，比如说从我们团后面的餐厅到我家也就二百来米，可我有时喝多了回家，这段路要走半个多小时，而老婆就在后面跟着，一点不敢懈怠。据她说，我总是走几步又往回退，走几步又往回退，那模样，可笑至极。　　　　
　　　　类似的情况周期性地发生，她倒是没嫌我烦，但照我看，这样的老公也是够烦人的。　　　　
　　　　这二呢，就是想照顾照顾飞咱家乡的空姐们的情绪。据她们说，每次我从北京上飞机时总是高高兴兴、生机勃勃的，可回来时就如同换了个人：不说话，不笑，不反应，木得像个被谁欺负了的受气包。　　　　
　　　　她们可不知道，每次我回去，呆一天就得喝一天，呆两天就得喝两天，经常是被从酒场直接拉到机场。别看坐在那里，头脑中早已是一片空白，心里那个难受，浑身那个瘫软，就和快死的人差不多。能做到不吐、不闹、自爱、自保，就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哪里还有余力说笑？　　　　
　　　　尽管如此，每次酒醒后我还是感到非常愧疚，觉得有负于这些美丽热情的天使；而要清偿这越积越多的陈年老帐，只有我自己做出牺牲。　　　　
　　　　话是这么说，这五年计划最终能否实现，却并不全由我一人拍板。咱还得看看酒的意思。或许我们都更倾向于一个折中方案，谁知道呢？“身不能至，而心向往之”，已经是一种境界了。　　　　
　　　　不过我想，即便真的不得不分手，咱们也会像两个真正的老朋友那样彼此拍拍肩膀，互道珍重，然后怀着感恩的心情，各自奔赴余生。　　　　
　　　　有一点可以肯定：我若真从酒坛退隐，将是我国酒业的一个重大损失。　　　　
　　　　


第三部分人怕出名猪怕壮

　　　　所谓“人怕出名猪怕壮”，所谓“出头椽子先烂”，说的都是名人不好当。其中有对人性的至深洞察，据说还可引申出高妙的东方智慧。不过说实在的，我从一开始就对当“名人”没多少感觉，倒是由此生出的一些故事让我一想起就乐不可支。　　　　
　　　　有一天中午我在魏公村想找一家餐厅吃饭，走着走着，就感到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跟上了。　　　　
　　　　也不是总在后面跟着，而是一会儿晃到左边瞅我一眼，一会儿晃到右边瞅我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