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2-天唱-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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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罪人可以讨论，无论如何，人还是有所禁忌为好。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滥用唯物主义。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像物一样随意摆布。譬如国歌，你就不能随便改编。从技术上说这很容易，你可以在二十分钟内让它变成一首圆舞曲；但假如你真这样做了，很可能会立刻受到法律的追究。


第四部分编曲和演唱上致力于创新

　　　　对经典的改编不能生硬地套用法律观念，事实上也没有相应的法律提供这方面的保护，至少现在还没有，但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只不过这里的约束力量应来自我们的内心，来自我们对生命和美的尊崇。也许类似的问题将来可以有一部公共知识产权保护法来予以考虑，但我们的认识完全可以走在前面。我在这方面给自己定的原则是：旋律和歌词都不动，因为我没有权利动；我只在编曲和演唱上致力于创新。　　　　
　　　　不必说经典作品，任何作品，其内涵和形式之间的关系都是血肉交融的。形式（包括表演形式）的改变必然内涵的改变，形式上的伤筋动骨必然导致内涵的大受损伤。　　　　
　　　　我很喜欢一首题为《回答》的诗，是一位当代诗人写的，风格沉痛决绝，既简洁又深刻；可一次吃饭时听到有人用山东快书的节奏朗诵这首诗，说是什么“解构”，那味道就完全变了，变得油腔滑舌。当然这只是某种私下场合的小玩乐，没有人会认真对待，但已足以让我感到不舒服。　　　　
　　　　在处理自己的作品时也深切地体会到这种关系。我的歌，歌词有的是用蒙语写的，有的是用汉语写的，用于不同的场合，就有一个如何翻译的问题。　　　　
　　　　比如《蒙古人》，最初是用蒙语写的，有好几个汉译版本，我有一个，德德玛有一个，内蒙还另有一个；译得不太一样，但都感觉很难。第一句“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就难。其中的“烟”，在蒙语原文中是指用牛粪烧出来的烟，在草原上，特别是在蒙古包里，人们用烧牛粪来取暖，所以蒙古人用蒙语唱或听这句歌词的时候，会有一种特温暖的感觉，却不能直译为汉语。因为一则在汉语中“牛粪”有点不雅，二则也没有那种温暖的感觉，只好回避，译为“炊烟”。　　　　
　　　　拍《黑骏马》时，原版用的是同期声，我说蒙语，内地发行时才译成了汉语。我的声音比较沉，还略显沙哑，而我的配音却宏亮无比，二者相差十万八千里。由此我给自己定下一条：看翻译片一定看原版配字幕的那种，决不看配过音的那种，否则声音、声调里所包含的意味，漏掉的就太多了。　　　　
　　　　现在我唱《蒙古人》，第一遍肯定是用蒙语。我不担心观众听不懂，其实也完全不用担心，他们照样喜欢，甚至觉得更好听。　　　　
　　　　可是，唉，该怎么给那帮瞎折腾的后生们讲这些艺术之所以是艺术、音乐之所以是音乐的道理呢？也许还是应该像我在前面说的，先让他们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地方接受基本训练吧？在音乐学院里，民间音乐可是作为一门专业课教授的，而据我所知，这些后生们百分之九十没有受过类似的训练，文化素质和音乐修养都很差。两天才能学会一首歌，得一小节一节、一个音一个音地帮他扣；却又急于成名，什么东西到了手里，都给你“咚咚咚咚”，浑不吝地平面化成一个模样你怎么能指望这样的人能懂得经典民歌的或苍郁悲凉，或清丽浏亮，或质朴沉实，或轻盈跳脱呢？也只好“咚咚咚咚”了。　　　　
　　　　


第四部分人家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说到歌手的实力，我觉得八十年代后期出来的那一批，虽说都唱了十多年了，至今还是最棒的，是当前流行歌坛的顶梁柱。　　　　
　　　　刘欢我特别羡慕，他说英语就像我说汉语那么流利。除了英语，他还会法语。这就不得了。因为语言不只是语言，还是文化。毛阿敏往台上这么一站，一看就是“大腕”，那种气质，那种风度，作为一个演员非常难得。那么田震呢？这么说吧：假设某人唱了十首歌，都不错，但她唱一首歌就能给顶了。她的歌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比如她最近唱的《朋友，干杯》。　　　　
　　　　那一代歌手中崔健比较特殊，我一直很喜欢，他的摇滚一段时间内还深深地影响过我。摇滚这种形式尽管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但在他手上一直表现出较强的原创性，尤其是在编曲方面。从大西北回来，第一次听到《一无所有》，那感觉，真是服了，赶紧去买了一盘他的带子。他的《新长征》也好，摇滚风格仍然特别突出，但综合了一些新因素。像《解放军进行曲》中喊一二三四，就很妙。他的音乐听着听着就有创作的冲动。那些年我写过相当一批摇滚乐，其中不少可以见出他的影子，有的干脆说就是听着他的音乐写出来的。我的唱腔也曾多多少少受过他的影响，后来走着走着，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崔健是一个爱走极端的人，但这个人特聪明。你看他在报纸或电视上回答记者的问题，第一是直接，第二是反应快，第三是用脑子。我们一般回答问题都有点含含糊糊，他就不，就那么直通通地过去。我最佩服的还是他脑子快。记得88年听他的《不是我不明白》，中间有一段是说话，当时颇不以为然，心想这算什么呀？可两年后包括我在内，也都自然而然地使用起了这种方式，因为它能丰富音乐的表达。　　　　
　　　　可惜中国摇滚乐界像崔健这样既善于“拿来”、又能结合自己的独特经验，有较强原创性的歌手太少，大多数还是跟在人家的后面走，找不到、也形不成自己的东西。十多年前我听日本“格莱”乐队的带子，那也算是日本顶尖的摇滚乐队，但我并不买账，认为整个儿一个乱七八糟，不是玩艺；还对朋友们说，这样搞音乐肯定不行。可后来怎么着？五六年前中国搞摇滚的差不多就都跟上去了。真应了谁说的：人家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个别歌手也好，整个流行乐界也好，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就什么都不是。有了自己的风格，也才更有利于汲取人家的好东西。我原先是经常听港台流行乐的，也唱过不少他们的歌，罗大佑的、周华健的、童安格的，都唱过；现在我已很少听以至完全不听了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在风格上早已分道扬镳。　　　　
　　　　另一方面，对有助于自己的风格发展的，或在这方面对自己有所启示的歌手，我一直没有放松过关注。每次到国外，只要得便，就满世界地去找他们的带子或CD，包括总集：菲利·考林斯的、莱尼尔·里奇的……我自认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偏见。比如我反对“哈韩”，但乐于承认这些年韩国确实出了不少好歌手，乐于承认赵容碧的抒情性独标一帜，乐于承认他不但令我深受感动，而且令我大受教益。我唱过他的歌，也录过他的歌。　　　　
　　　　换个角度想，这几年国内流行乐之所以“哈日”、“哈韩”成风，也有一定的道理。这表明人家确实有自己的风格。问题在于你不能把人家的风格当成某种现成的东西来学，那样你就永远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区别只在于跟着谁的屁股，落后了多少年；反过来，以自己为本，不是把你所感受到的人家的风格作为一个结论，而是作为一种启示，一面反省自己的镜子，进而研究人家为什么会形成自己的风格，尤其是研究其中哪些因素有助于形成、强化、发扬自己的风格，那样情形就会大为不同。　　　　
　　　　艺术本来就没有先进、落后之分，而只有好坏、高低之分；而“好”的艺术、“高”的艺术，必定首先是有自己风格的艺术。我说“80年代这一批还是最棒的”，就是说他们是最有风格的。　　　　
　　　　


第四部分修养是一种后天功夫

　　　　太多的失望，人就容易有自私的想法：当代流行乐往哪儿发展，怎么发展，跟你有什么关系？您呐，独门独院落，唱自己的就得。　　　　
　　　　记得黄永玉先生有一幅画，画上的猫头鹰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用这来象征我对当代流行乐坛的态度，真是再确切不过了。　　　　
　　　　可总也被那只睁着的眼睛折磨。有时耐着性子听一圈下来，不免就会想：这些人，真应该跟我学啊。尤其是在听所谓“新民歌”的时候：那么好的传统民歌，就这么被他们糟蹋了。　　　　
　　　　我不是说我有多么了不起，矬子里面拔将军吧。矬子将军再怎么矬也是个将军。他不会自己看不起自己，更不会去糟蹋音乐。　　　　
　　　　可话又说回来，真让他们来跟我学，我就会教吗？　　　　
　　　　也真是有一心向学的小歌手，而且为数不在其少，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还没有碰上真是块料而又真有缘分的。　　　　
　　　　态度不可谓不虔诚，不可谓不令人感动：你不答应教他就不走，还有躺在门口的。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那就请进来吧。进来后先让他唱一首歌，然后我来评点。首先肯定热情和长处，接着指出缺陷或不足，最后提出建议，而我的建议往往是：先到一个比较正规的地方，扎扎实实打好基础。　　　　
　　　　这听起来有点像走程序，敷衍人，其实说的是实话，尤其是扎扎实实打好基础这一条。大多数想进入流行音乐圈的人都比较急功近利，都怀有一种短视的错觉，以为这行的歌手是吃“青春饭”的，经不起“磨”。有爹妈给的一副与众不同的嗓子，有点表演的才能，碰上一两首好歌，再碰上个好老师点拨点拨，这么七折腾八折腾，没准就成了。　　　　
　　　　总之是要走捷径。“捷径”意味着“最近的路”，但也意味着“最短的路”。你当然可以走，问题是很可能没走多远就已走到了头。　　　　
　　　　一位小歌手对我的副总说，你们公司腾格尔当老板，为什么不办一个学校？同样的唱法，为什么他的表现力就那么强？他的音域那么宽，一般的歌手八九度，最多十度，十一二度想都不敢想，而他就跟玩儿似的。为什么？教教我们嘛。　　　　
　　　　恭维话人人爱听，但再爱听我也不能坏了自己的章程。我的章程也简单，一是有较高的天资，二是有相当的修养。二者相得益彰，表现力就在其中了。　　　　
　　　　天资这玩艺儿弹性不大，有是福分，是潜力；没有，教也教不出。因此我更看重修养。一个歌手最终能走多远，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修养。　　　　
　　　　就修养是一种后天功夫而言，是可以教的；但就它是一种主动的意识和行为而言，又是不可教、只能学，或者说“学”胜于“教”的。　　　　
　　　　修养包括专业修养和专业外的人格、文化修养。专业修养是花，重在“修”，精益求精；人格、文化修养是水，重在“养”，广益求广。但无论是专业修养还是人格、文化修养，都需要扎实的基础，需要定力，需要两眼向内、持之以恒。　　　　
　　　　作为“过来人”，我这么说时可谓心情复杂，其中经验、反省、期待各占三分之一。　　　　
　　　　无需故作谦虚：在这个圈子里，至少就专业而言，我大概可以被归入基础最扎实、修养最好的之列。别的且不谈，内蒙艺校三年、中国音乐学院一年、天津音乐学院五年，前后九年的正规训练，从乐理到乐感，包括对音乐的理解，就是熏也熏出来了。和没有经过这种正规训练的歌手比，一个基本差异是，譬如，进录音棚录一首歌，我一般都是一遍过，半小时就完了；而大多数歌手却要好几个小时，有的甚至要两三天。再譬如舞台和行为风格，虽不能一概而论，但通常受过正规训练的很少对口型假唱，或演出时张牙舞爪、用食指戳着观众，更不会像XX在接受采访时那样，明明是瞎掰，却牛气十足，权威得了不得。修养在这里表现为：是否对音乐抱有必要的敬畏之心？　　　　
　　　　但另一方面，无论是在哪所院校，也无论当时攻哪门专业，我都不是个好学生，吊儿郎当、见异思迁，只随着自己的兴趣，不够珍惜，更谈不上刻苦。出来后基本也是这样。如果时光能够倒流，我想我会对自己要求更严一些，更全面一些。　　　　
　　　　问题是我现在也就这个模样了。古人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这是从“学”的角度；那么反过来，从“教”的角度，是不是要求也应该高一点呢？　　　　
　　　　不是不可以教，而是能教出个什么来。如果最终也就是又多了一个腾格尔，那也没有什么意思，更不必说连这一点都不能保证了。　　　　
　　　　以中国之大，天资高的数不胜数；同样是以中国之大，从修养入手，善待自己天资的好苗子屈指可数。这就是我至今没有收徒的原因。内蒙有关方面也很关心我的“继承者”问题，曾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过，我也一直特别留意着，但至少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上眼的。希望这是由于我孤陋寡闻，而不是由于我过于苛刻的缘故。　　　　
　　　　我真的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办一所学校，并且首先服务于我的草原故乡。但许多事都是可遇不可求，现在，就先渗着吧。　　　　
　　　　


第四部分生命成为生命的活的东西

　　　　我这么不断变换着角度，无非是想探讨“中国当代流行音乐应该向何处去”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其实，没有真谁有力量能正面回答这样的大问题，就是回答了也不算；但我可以谈一点自己的有关设想，这设想完全根据个人的经验和体会，但未必只对我个人有意义。　　　　
　　　　我设想能否把握住一种类似“线条”的元素谋求当代流行乐的发展？我觉得从传统上说，中国人乃至亚洲人，无论是在长相上、性格上、情感方式上，都倾向于细腻的东西、优美的东西、轻灵的东西、线条性的东西，审美上就更是如此。　　　　
　　　　相比之下，欧美人长得魁伟，性情热烈，审美上也更倾向于重量、体积、块面、节奏。　　　　
　　　　中国传统艺术成就最高、最具代表性的样式是书法，那就是门线条的艺术；传统山水画主要也是玩线条；中国的传统戏曲，尤其是被称为“国剧”的京剧，其主要的唱腔模式也可以说是一种“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