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42-天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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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那样下去，早晚都得离；既然如此，长痛不如短痛，晚离不如早离，这才慢慢走出来了。


第一部分舍生忘死地投身爱情和婚姻

　　　　男女之间互相吸引，一年半载容易，但要能延续两到三年，就比较难了。半年之内一切不在话下，因为你正处于一种激情状态，什么都看不见，看见了也不上心；时间稍长激情冷却，又多少经历了点事儿，情况就要复杂些。有可能这时两人待在一起还是感觉很舒服，但更多的恐怕是心存疑虑，不知道彼此是否合适。倘若这时要谈婚论嫁，那就要小心了。　　　　
　　　　我这么说，首先是因为我不喜欢离婚。无论如何，这都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我也做不到像现在的许多年轻人那样，把爱情和婚姻截然分开，又把性和爱情混为一谈。在我看来，爱情、性、婚姻，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人们——包括我在内——最初选择婚姻却大多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首先是性的欲望。一时冲动，欲望倒是解决了，但最根本的没有考虑，结果造成了更多的问题。　　　　
　　　　一个人往往是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后才真懂得爱，懂得珍惜，而此前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的，都可以随意对待。对我来说，这是一种矛盾的经验，但也可以说相辅相成。没有失去就没有获得，没有失去之痛，也就谈不上什么珍惜。　　　　
　　　　珍惜什么呢？珍惜走到一起、生活在一起的缘分。大千世界，泱泱男女，凭什么偏偏是你们两个顶着同一张楼板？　　　　
　　　　像伊丽莎白·泰勒那样，怀着永不满足的渴望，舍生忘死地一次次投身爱情和婚姻，这样的人终归是异数。说实话我钦佩这样的人，却不想成为这样的人。在这方面，我更宁愿普通一点，正常一点。　　　　
　　　　我乐于承认，我在选择第二次婚姻时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过日子，而不是对方如何出类拔萃。因为我已经从离婚中学到了足够多的东西，还因为我已与世无争。我确认自己有能力去更好地爱对方，同时也明白，爱一个人，就不能不努力自我完善。这种自我完善，也是我所谓“缘分”的一部分。　　　　
　　　　


第一部分有人说我是“老牛吃嫩草”

　　　　我现在的妻子叫珠拉，洪格尔·珠拉。蒙语中“珠拉”的意思是“神灯”，但和“洪格尔”（意为“亲爱的”）连在一起用来做名字极为罕见，有点怪，但确实很棒，尤其是和我配在一起的时候。天上必有神灯，神灯也只能来自天上。不过我更愿意说，我这个“天”，必由她这盏“神灯”照亮。　　　　
　　　　说来我们已相识六个年头了，但直到03年春节才结婚。有点太“拖拉机”了是不是？可我们之间的缘分，从见到她的第一眼起就定下了。　　　　
　　　　我没有说我们“一见钟情”，我说的是某种比一见钟情更深的缘分。　　　　
　　　　她是内蒙阿盟人，当时在阿盟歌舞团当舞蹈演员。记不清是98年底还是99年初了，我去阿盟演出，他们团垫底。在后台，在众多的舞蹈演员当中，我一眼就发现了她——年轻漂亮是一方面，但这肯定还不能全部概括她对我的吸引力。我就对自己说：嗯，行，就是她！　　　　
　　　　当时她好像也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很含蓄的那种。　　　　
　　　　然后我就问她叫什么，哎呀名字也不错。第二天演出完，我们就一起到山上喝酒。至少在我心里，那天基本就把事儿给定了。　　　　
　　　　这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没有再见面，只是偶尔通个电话。她表现得不太积极，但我心里已经定了。后来她给我说，当时她不积极是因为家里人反对，认为跟腾格尔搞对象不可能，没准儿玩完就不要了。　　　　
　　　　你看看，把我冤得！我是那种人吗？可我一点也不怪，因为我能理解，因为我也是这么过来的。对所谓“名人”的成见，正如民族之间的成见一样，都不是随便想象出来的，你不能要求人家没有。实际上，即便她不说，我心里也明白。　　　　
　　　　但我这边已经定了。我相信我对她的第一印象。也是通过珠拉，我才算真正明白为什么叫“搞对象”。对象对象，对了就“象”。那是一种默契，从第一印象开始。　　　　
　　　　这第一印象其实也是一种想象，我相信我的想象。在经历了一次失败的婚姻之后，在反省了失败的原因之后，我相信我的想象力比以前更健康，也更锋利。当然她不会百分之百符合我的想象，但我有百分之七十的把握。　　　　
　　　　她不积极，说明她对这事儿很慎重。我敬重她的慎重。　　　　
　　　　最让我感到舒服的是她的性格。慢。温。从容。我想这和阿盟的地理环境有关。　　　　
　　　　在小房子里长大和在大房子里长大的人性格肯定不一般。阿盟多的是茫茫戈壁，戈壁上散布着骆驼；所以阿盟人的性情像骆驼一样温驯，胸怀像戈壁一样宽阔（我认为我的胸怀也像草原一样宽广）。后来我又接触过几个阿盟的人，发现他们都有这样的特点，只不过珠拉表现得格外突出而已。　　　　
　　　　因为心怀宽，所以事儿就少，有什么，她自己就处理了。这样在一起就特别清静。有关我的演出啦公司啦经纪人啦什么的，所有这些她都一概不管。老婆就是老婆嘛，这也是一种默契。　　　　
　　　　事儿少，清静，家庭气氛自然就和谐。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彼此还没有谁真红过脸，动过气。这一点我当初是有预感的，要不然我也不会当她的面说“敢跟丈夫吵架的女人肯定不是好老婆”。　　　　
　　　　我大珠拉18岁，有人说我是“老牛吃嫩草”，必有许多浪漫故事。他们错了。没什么浪漫，有的只是平常心，实实在在、真诚相待。四十老几的人了，还浪什么漫呀？我甚至很少说“我爱你”这样的话。到我这个年纪，要是还老把这样的话挂在嘴上，准有病，除非他是个外国人。　　　　
　　　　据说女人都喜欢甜言蜜语，但我更相信行为的力量——不是偶然的、事件式的行为，比如送一幢房子、一辆汽车什么的，而是日常的、“润物细无声”式的。这是一种更见真情的示爱方式，珍惜的方式。


第一部分跳舞是门吃“青春饭”的行当

　　　　私心里我还有个想法：能得到珠拉，是命运对我这许多年努力工作的奖赏。要不然，一个小我18岁的美女怎么会爱上我？　　　　
　　　　有朋友担心：你找了一个这么小的老婆，将来老了可是要受罪呢。说实话，我真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我自认我目前还算得上身强力壮，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找一个年轻漂亮的老婆，不是再顺理成章不过的事吗？我不想说什么“永恒的爱”啊，“一辈子爱你”啊这类听起来煽情，其实是不负责任的话，至少我不能因为怕老了以后怎样就放弃目前的幸福和追求。至于老了以后是否真的会受苦受罪，上帝自有安排，咱们走着瞧。　　　　
　　　　我敢这么说，当然还是因为怀有一份自信。其实换个角度，我们这样搭配，也可以说把“少年夫妻老来伴”两头都占了。　　　　
　　　　眼下珠拉在我们团当舞蹈演员，长项自然还是蒙古舞。跳舞是门吃“青春饭”的行当，但我丝毫也不为她的日后担心。既然说她是命运对我的奖赏，可见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和份量。怀着这种近于感恩的心情和她生活在一起，每天都是永远，我还担哪门子心呢？　　　　
　　　　我父母对珠拉挺满意。对他们来说，我和珠拉的结合算是了了他们的一桩大心事。老人不在乎你在事业上有多么成功，他们在乎的是你是否生活得幸福安宁。　　　　
　　　　我们的婚礼举办了两次，都相当隆重。在家乡的那次完全遵从传统的蒙古习俗，也不容易呢——别的不说，到了珠拉家那边，见到年纪长于她的，我得一律磕头、敬酒，那叫个多，记都记不清。长辈也就罢了，那些年纪介于我俩之间的，哪怕只长她一岁，我也得磕，也得敬，也得“哥”呀“姐”呀地叫。有什么呀，不就图大家开心吗？我说“大家”，也包括乡亲们在内。他们对我有点溺爱，当然也就有权共享我的喜气。　　　　
　　　　回到北京，在国家民委的多功能厅又举办了一次，是我们团出面操持的。那天真是热闹，盛装、放鞭炮、踩气球、跳舞。国家民委李主任为我们主婚，团里的历届领导、许多著名的艺术家都出席了。各界朋友也来了很多，但最令我高兴的来宾还是北京林业大学的校长，他借此正式邀请我做他们学校的“绿色形象大使”。对我来说，这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祝福，而珠拉比我更有理由站在这祝福的中心。　　　　
　　　　艺术界的不少朋友都即兴表演助兴，我和珠拉也跳了日本舞。下来我悄悄地对她说，珠拉，我们应该尽快生一孩子。名字我早已想好了，不论男女，都叫“嘎吉尔”：嘎达梅林的嘎，成吉思汗的吉，腾格尔的尔，特来劲儿。　　　　
　　　　真的，这名字我早在十多年前就起好了。它很快就将找到自己的主人。①　在蒙语中，“嘎吉尔”的意思是“地”。这将是我和珠拉共同的大地。我们三个，一天一地一神灯，还有比这更美妙的组合吗？　　　　
　　　　①　现在它确实已经找到了自己的主人。2004年11月24日，我亲爱的小女儿呱呱坠地。大喜之际我也不免叹息：唉，怎么写一本书比生个孩子还难！


第一部分我是个敢于并善于改行的人

　　　　我是个敢于并善于改行的人。回顾一下：初入艺校，我学的是舞蹈，三个月后改学三弦，第二年又迷上了作曲；毕业留校，我教的是三弦，可到中国音乐学院进修的却是指挥；我考取的是天津音乐学院作曲系，板儿正的五年本科，毕业后进中央民族歌舞团，职务是指挥，却以唱歌成名，并最终成了一名专业歌唱演员。　　　　
　　　　这样折腾来折腾去，虽说总不离艺术圈子，但听起来还是有点过份。有人说我净“不务正业”，我认；不过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　　　　
　　　　那么现在我算是寻找到了吗？好像是找到了，但也不敢说死。世界也好，人自身也好，都有太多未知的东西，难以预料的东西。比如退回去三五年，我就不知道我会写这本书。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说到这个不断寻找自己，寻找非己莫属的“正业”的过程，就不能不说到我的老师。我写下这句话时，内心充满的是一种莫名的感激。　　　　
　　　　我不想虚言他们在专业上给了我多么大的指导，我所要感激的比这更加宝贵，即对我精神上的理解和支持。说来这也是一种缘分，有时不免就想：我怎么净碰上了些好老师！　　　　
　　　　内中我特别感激的有两位，分别是我在内蒙艺校和天津音乐学院的主课老师，一位叫呼力亚其，一位叫冯国林。他们的共通之处在于：都给了我足够大的自由空间。　　　　
　　　　在艺术院校里学习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个性特强的老师，往往会有比较深的门户之见。我在天津音乐学院时教复调的老师就是这样。他在这方面也许是国内最强的，但特别霸道。你必须照他所说的那样写，否则马上给你改掉。　　　　
　　　　从专业培养的角度说，我赞成严格，但限制过死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样一来容易窒息灵性，二来会影响学生潜能的发挥。　　　　
　　　　我在内蒙艺校，改学三弦已经是给了我面子，结果时间不长，我又迷上了作曲。照说呼力亚其老师完全有能力制止我：你三弦还没学好，学什么作曲啊，而且是自己在那儿瞎琢磨？但是他没有。不但没有，还很支持我，要不然我恐怕也写不出那首《节日的鄂尔多斯》。　　　　
　　　　那时对作曲感兴趣的同学并不是只有我一个，在一起相互比，较劲儿啊，包括一个学笛子的，也迷得很，但他的主课教师就是不让。真不让还真不行，你总犟不过老师，慢慢你就没了脾气。后来那位同学就只好成了个吹笛子的。　　　　
　　　　冯国林老师对我也是宽厚。比如他有次布置作业，让写一首云南风格的曲子，可一个星期后，我交上去的却是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这事儿要换了其他的老师，很可能就不干了，至少你这是无视师道尊严嘛，再说他那里早已为云南风格的特点总结出了一二三，正等着你来印证呢。　　　　
　　　　但冯老师就是冯老师，他不会这么想。他会想我之所以要写一首新疆风格的曲子肯定有我的道理（当然也可能什么道理都没有，就是想捣捣乱），而从根本上说，这道理并不是哪个人的道理，是音乐本身的道理；只要对领会音乐本身的道理有好处，就可以了，其他都在其次。所以他决不会因为我违背了他的布置为难我，相反会就我的曲子谈我的曲子，该表扬的表扬，该批评的批评，当然，该给什么分数，就给什么分数。　　　　
　　　　我没有和冯老师交换过这方面的意见。我这么猜度他，更多是表达了对他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作为艺术同道的看法。　　　　
　　　　谁都会说搞艺术最重要的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会有个性；但要落实到人际关系、尤其是师生关系上，真能做到既珍重自己的自由也维护他人的自由，既坚持自己的个性，又决不以此来限制、压抑他人的个性，以至欣赏、鼓励他人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就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那些真能认识到艺术本身比个性和门户（有人说“门户”是被放大了的个性，在我看来恰恰相反，是受限和受困的个性）都大的人才能有这样的胸襟，才能既充分享受自己的自由，也分享他人的自由。　　　　
　　　　进内蒙艺校时我没想过会学作曲，而直到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唱歌；然而，我终于是以唱歌出了名，立了身。在某种意义上，我是一个两度违背师门的人，但现在，我的两个老师都特以我为傲为荣，跟谁都说“腾格尔是我的学生”。　　　　
　　　　路是我自己趟出来的，但我不会忘记，我曾一次次迈过命运的十字路口，一次次经历那些更多被偶然性支配的时刻。假设呼力亚其老师和那位教笛子的老师一样严苛，我完全可能一辈子都是个教三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