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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2-天唱-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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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来了，邓的歌被归入“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也不知哪个混蛋告发了我，正好学校抓“典型”，就给了我一个警告处分，是开全校大会宣布的。
那天共宣布处分了两个学生，另一个是同届民乐系学笛子的，因为打架。
散会后我回到宿舍，一个人闷着，正觉得难受，有人敲门，打开一看，正是这位仁兄。他也绷着个脸，但眼神里分明有一层探询的意思。我知道他在问“你没事吧”，就摇摇头说“没事”。
然后我把我的处分决定递给他，他看了看，揉巴揉巴就扔了，说走，咱们喝酒去。
这以前我俩没任何来往，此后他便成了我最要好的朋友之一。那天我俩都喝多了，喝多了，就抱在一起哭。那年头，档案比人重要，挨个处分，往档案里一存，可不是闹着玩的，影响分配不说，搞不好要影响你一生。
那次处分也确实进了我的档案，好在毕业时给撤了。
大概是1984年吧，学院里买了一台雅马哈电子琴。全院也就这么一台，我特喜欢，就总去玩。
当时气氛已足够松快，流行音乐也起来了，港台的居多，大家伙儿都唱。
我平时总抱着一把吉它唱，有了电子琴，就更要唱了。流行什么唱什么，但唱得最多的还是邓丽君。没办法，好像是一种情感甚至灵魂的需要，就流淌在你的血管里。
再往后，流行音乐越来越热，电声吉它也进来了。这时除了邓丽君，我又迷上了苏芮，总唱她的《搭错车》、《请跟我来》什么的。我写《蒙古人》，和声部分就借鉴了《请跟我来》，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事实上我也是先扒带子把谱子和和声写出来，然后弹着吉它唱，在此基础上写成了《蒙古人》。
第二部分都是邓丽君惹的祸（2）…（图）
《天唱——我的艺术人生》插图7：勒马草原 1985年我从天津音乐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指挥。次年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孔雀杯”青年歌手大赛，由东方歌舞团主持，王昆任评委主任，现在的好几个“大腕”都是那届大赛出来的。那是我第一次参赛，唱的正是《蒙古人》，还有《沙滩浪花》，结果和常宽、张海波等同列前十，用媒体爱使的“煽”话说，叫“一举成名”。
其实，说“一举成名”用的是真成了名以后的眼光；客观点，应该说那是我正式开始歌唱生涯的起点。获奖前，你唱得再好，也是业余的；获奖后，路宽了，机会多了，形成良性循环，你才真成名，慢慢就变成专业的了。
一个人成名是有道理的，这道理有时叫机缘，但更多的时候叫实力。没有实力，再多的机缘你也抓不住；即便侥幸“一举成名”，也会很快被再次湮灭。到那时，你那“一举成名”之“名”，也就随之显得非常可疑了。
不管怎么说，86年是我命运的一个转折点，虽然前面的路还看不清，也没有特别想看清。在经济上，我也开始走出先前那种捉襟见肘的窘迫境地。上海声像公司录了我的第一张专辑，录完后给了我1000块钱，这可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呵。
我还记得当时那种感觉：手在口袋里，钱在手里，掐着，乘公共汽车回家，到了家又再数一遍。
三年后我在我父母身上又看到了同一幕。那是我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后回家，一下给了他们10000元。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妈也是认真地数啊，数啊，一张一张地数。这时我就在一旁打诨说：看看，假如当初你们不让我上大学的话，这钱就没有哇。
我妈根本不接茬，还是只顾数，数完一拍手，笑着说：还真是一万块哪！
邓丽君在我心灵上打下的烙印如此之深，有时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去年有媒体问我最喜欢港台的哪位歌手？以前逢到这种情况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答邓丽君；但这次因此前不久在报上见过张惠妹说我的好话，一时想到投桃报李，就说张惠妹。
没想到事后竟长时间地为此感到不安，觉得违背了良心。现在借出书之便更正一下：我当然很喜欢张惠妹，她的歌也确实唱得好；但我最喜欢的还是邓丽君，很可能永远都是邓丽君。
第二部分在固原（图）
《天唱——我的艺术人生》插图6：在加拿大巧遇张艺谋 第一次获奖后不久，我就作为中央讲师团的一员去了宁夏。刘欢当时还是北京国际关系学院的老师，也去了，和我在一个团，不过不在一个地方。他被分在了哪里记不清了，我是被分到了固原，那是宁夏最穷的地方之一。
回头去看，中央开发、扶持大西北的政策其实从那时就开始了，派讲师团算是先声。我大学毕业不久，年轻，当然是合适的人选，也义不容辞，不过团里还是给我允诺了些好处。
一是说，你去，回来就分你一套房子。这当然很有诱惑力，因为我分来后只给了一间平房。还有就是入党，党委书记为此还专门找我谈了话，让我先写入申请书。这是帮助我进步，我当然也很乐意。
先写了一份，书记说不合格；正好一位老同志刚入了党，书记便把他的申请书给了我一份作参照，我心想，既然汉语不够好，还参什么照啊，就干脆一字不改地照抄了一遍。
行前团里专门开了欢送会，让我珍惜这次机会，并说这是胡耀邦总书记讲话的精神。我也表了态，话说得那叫个好；可真到了固原，我的表现却让我现在说起都伤心。
我的岗位是在固原师范专科学校，教音乐。他们挺照顾我，别的音乐老师都是一周5节课，我只要上4节就行了。
开始时我也确实很认真，可那儿的学生，许多连哆来咪都不知道，给他们讲乐理，说得难听点简直有点对牛弹琴；他们主科的压力又大，天天做作业都做到很晚，结果音乐课就被他们用来打盹儿养神。
很快我就看出来了：他们上这个学压根儿就没打算学音乐，往这方面使力纯属瞎掰。我也想通了，上课时只讲很少的音乐，大部分时间用来介绍国外的情况，美国如何，欧洲如何，吹呗。你别说，这样他们反而有精神，一个个听得津津有味，喜欢得不得了。有时下课铃都响半天了，还不愿让我走，让接着讲。至于考试，我的政策是“两便”：一律85分。这样大家都高兴。
课上得不精心也就罢了，问题是我在当地又交了一堆乱七八糟的朋友。这里的“乱七八糟”没别的意思，无非是一帮人总聚在一起喝酒。我这人本来就爱交朋友，当时又算有了点小名气，容易招人，再加上实在也没别的事可做，喝酒是正常的。可你认为正常，挡不住别人认为不正常，总而言之，时间长了，就有点负面影响。
千不该万不该，我不该给领导添乱。
那年的五一、五四，按团里的安排，全体团员要去延安接受再教育；我是写了入党申请书的人，照理更该去。可事儿有不巧，好多当地人都安排在五一期间结婚，请帖送来了好几张，都说务请光临。其实我去，无非就是抱着吉它唱几首歌，关键是我却不过他们的盛情。结果真抱着吉它去了，却耽误了去延安。
没过几天团里开大会，团长在讲话中就批评了我，虽说没点名，口气却足够严厉：五一期间绝大多数同志都服从了团里的安排，可有的人就不，要留下来参加什么婚礼！别人都在接受党的教育，他却在那里喝酒，昏天黑地，影响极为恶劣……不用说，就跟在天津音乐学院那次被当众宣布受处分一样，弄得我特没面子。
更没面子的事儿还在后头：我们团分到固原的共有9人，到讲师团“班师”时全都入了党，就我一人没入上；回到北京，团里原先答应给的房子也泡汤了，还得回到原先分给我的那间小平房里去。这两件事，谁都没给我明说，但我心里倍儿清楚：那叫自作自受！帮别人闹新房，却闹丢了自己的新房，心里的那份沮丧，就别提了。
从固原回来，正赶上崔健的《一无所有》火爆京城。在固原时说是闲得只能喝酒，却也没真闲着，一年中写了二十几首歌，许多都给当地人唱过，他们特喜欢，我也挺得意；可回来一听《一无所有》，顿时就有落后了几十年的感觉。那二十首歌，除《东去的列车》一首后来录过音外，其余的都让我悄悄撕了，也羞于跟同行提起。
我没有后悔去固原的意思；但从专业的角度说，这一年是我停滞的一年，甚至可以说是被我荒废掉的一年。世界日新月异，你不一定要紧紧跟上，但不能不了解种种变化。假如这一年我没有离开北京，即便一首歌也不写、不唱，光是听，情况也会大大不同。
无论自愿还是被迫，处在一种封闭状态中都不是一件好事儿，在封闭中自得其乐就更不好了。
第二部分人生如大河行船
人生如大河行船，忽儿急流险滩，提心吊胆；忽儿潮平水阔，气定神闲；忽儿峡谷夹岸，难见天日；忽儿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我拽这么一堆成语，连自己都觉得牙酸，其实说白了，也就是算命先生所谓的“运程”如何，“定数”如何。只可惜，再好的算命先生也算不好自己的命，更甭说我们这些凡夫俗子了。
我对自己的“运程”什么的不是太感兴趣。那是天意，管理权在“天”，就让天去管吧。
不过，真要说“运程”，我觉得90年前后我肯定是走在好运程上。那几年好事接二连三，挡都挡不住，包括89年获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流行歌曲优秀歌手选拔赛”十佳第一名，90年获在蒙古国举办的“乌兰巴托—90世界流行音乐大奖赛”最高奖，91年获“第二届亚洲音乐节”中国作品最高奖，等等。紧接着，1992年，我又成了应邀去祖国宝岛台湾演出的第一位当代大陆歌手。
申办去台签证真是历尽曲折，前后办了差不多一年。对方说是所谓“藏蒙委员会”和一家电视台联合邀请，但真做主的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他们。审查得那叫严格，如临大敌，有时简直就是刁难。好在当时我是那边风潮唱片公司的签约歌手，他们的老板杨锦聪就帮我跑手续，缺什么补什么。
咱们这边也是谨慎得不行。文化部、对台办、国家民委，层层审批，有时话说得含含糊糊，但那意思并不含糊，也就是别去了。
到后来我是真的不想去了，折腾人嘛；但就在我已经完全失去信心的时候，突然，事儿就成了。
诗人席慕蓉到桃园机场接站。同为蒙古族艺术家，我们可以说彼此心仪已久。早在80年代中期大陆闹“席慕蓉热”时我就读过她的书，当时也没觉得太怎么样；可后来再读，感受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每读一页我都想哭，有时不知不觉间眼泪就流得满脸都是。书还是那些书，没有变；但是人变了，心态变了。书比人早经历了沧桑。
首演是在一家剧场。那边圈子里的朋友，包括文化界的名流，能去的差不多全去了。老实说那天我唱得不怎么样，特别是《苍狼大地》，两个高音全唱破了。这本是我最喜欢、也最拿手的歌之一，但不知为什么就唱破了。当时觉得特丢面子：现场演唱会啊，还直播！可观众好像没听出来，或者听出来了却完全不在乎，掌声照样像暴风雨一般。
演完了又都不肯走，喊声一片，非得让再唱一首。我也特老实，抱着吉它上去，说我已经没歌可唱了，那就重唱一遍《苍狼大地》吧，因为刚才没唱好，两个高音都破了。底下全笑。
结果再唱时两个高音还是唱破了，把我气得，前胸后背直冒汗。可第二天报纸出来，却是一片叫好声，说我的歌带来了一种崭新的风格，一种淳朴，从未听到过、甚至从未想到过的淳朴。
后来大陆又有一些歌星去过台湾，回来都说你算是最成功的了，台湾人就认你。想想可能的原因，一则我是第一个去的，他们有好奇心；二则我的嗓子，包括我这个人的形象类型，在那边很少见到，也就是他们所谓的“淳朴”吧。其实当初我的唱腔远不如现在，各方面的感觉也没现在好。那时我是力量型的，有些地方唱不上去，就靠力量硬冲上去，完全不玩技巧。就那样，居然还行。
按计划演两场，第二场还是在那家剧院。可主办方一看媒体的反应和观众的疯劲儿，只怕再来两场都打不住，于是开会研究，决定把第二场放在中正纪念广场。
我大概不是第二个就是第三个享受这种“待遇”的歌星。乐队也换了，又重新排练；台子也搭得特别大，我从未见过的那么大。当天来了足有两万多观众，那叫个阵仗，特过瘾。我这人，场面越大越放松，所以效果特好。
节目单上的唱完，翻唱了两首不能再唱，观众就手拉手围着台子，这边喊“腾格尔腾格尔”，那边嚷“再来一个再来一个”，真是山呼海啸啊。
主办者怕控制不了局面，几个人拥着我就下了地下停车场；可仍然走不了，在车上坐了足有一个多小时。回到宾馆，大厅里满满的也尽是人，根本进不去，又是一个多小时，那个汗流得，像刚被从水里捞出来差不多。
好容易人慢慢散了，我赶紧回房冲了个凉。下面干什么？当然是再出来喝酒。那天是喝了整整一晚。我、杨锦聪、席慕蓉、张弘毅，几个人全兴奋得不行。
第二部分八千里路云和月
杨锦聪、凌峰都是我在那边的的好哥们儿，对我帮助很大。杨锦聪我后面还会说到，这里说几句凌峰，就是邀我访台的那家电视台的大导演。称他是我的歌迷不合适，但他总跟别人吹，说我的音像资料他那儿最全。有一次开我的新专辑发布会请他过来，他发言时也这么说，那可是我亲耳听到的。
我去台湾开演唱会，其实已经是我们的第二次合作了，此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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