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英雄时代-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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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缴�多志气，箭底觅封侯。”高适《送兵到蓟北》：“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李端《送彭将军云中觐兄》：“闻说苍鹰守，今朝欲下鞲。因令白马将，兼道觅封侯。”王昌龄的《闺怨》诗更为人们所熟知：“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觅封侯”，其实也是汉武帝时代不少人积极参与对匈奴战事的动机。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举行过一次称作“盐铁会议”的关于基本国策的辩论。两种政见的代表人物就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和与匈奴和战等外交军事政策进行了激烈的争论。《盐铁论》记录下了当时的情景：批评汉武帝匈奴政策的一派说，当时出击匈奴，“苦师劳众，以略无用之地，立郡沙石之间”，军人苦战，民众辛劳，占领的都是没有用处的土地，在戈壁沙漠设立郡县，不仅难以守卫，还需要从内地输送军需粮草，这种政策，只能看到过失，看不到收益。他们回顾当时战争形势的严峻，“当路结祸，纷挐而不解，兵连而不息，边民不解甲弛弩，行　　　　
　　　　数十年。介胄而耕耘，耰而候望，燧燔烽举，丁壮弧弦而出斗，老者超越而入葆。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则仁者不忍也。”为了备战，老百姓不得不穿戴着甲胄从事耕种，手里握着农具同时承担守备警戒任务，一旦烽火燃起，丁壮立即投入战斗，老者也必须仓惶躲避。所谓“流涕寒心”，“仁者不忍”，体现了儒学以“和”为基点的一种反战情绪。《盐铁论·徭役》中所说“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从“困苦”说到“慕思”，以至“愁忧”“咏叹”甚至“愤懑之恨”，从和平主义的意识出发，表述了当时社会情绪消沉的一面。而《盐铁论·论勇》记录的肯定汉武帝匈奴政策的一方，却以“怯夫有备，其气自倍”，“舞利剑，蹶强弩，以与貉虏骋于中原，一人当百，不足道也”等言辞，赞扬了战时形成的英雄主义精神。　　　　
　　　　“蹶强弩”，又称作“蹶张”，是汉代战争中一种普遍的作战形式。汉代画像中，仍然保留了武士“蹶强弩”的形象。也许我们在分析汉武帝时代与对匈奴作战有关的民众意识时，两个方面都应当注意。


第二部分打通西域道路（1）

　　　　西汉时期，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地区），曾经被称作“西域”。　　　　
　　　　所谓“天山草木荒”，被有些文人以为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一地区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　　　　
　　　　西汉初年，位于现今新疆地区的所谓狭义的“西域”计有36国，大多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汉武帝听说匈奴的宿敌大月氏有报复匈奴之志，于是招募使者出使大月氏，希望合力夹击匈奴。汉中人张骞应募，率众100余人在建元二年（前139）出发西行。途中经过匈奴控制的地区，被匈奴人拘禁，历时10年左右方得逃脱。张骞为了完成使命，继续西行，又翻越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了大月氏。然而这时的大月氏因为新居地富饶平安，无意东向与匈奴进行复仇战争。张骞于是东返，途中又被匈奴俘获，扣留了一年多，于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张骞出使西域，以前后13年的艰难困苦为代价，使中原人得到了前所未闻的有关西域的多方面的知识，同时使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的影响传播到了当时中原人世界观中的西极之地。　　　　
　　　　汉军击破匈奴，打通河西信道之后，元狩四年（前119），张骞再次奉使西行，试图招引乌孙东归。这一目的虽然没有实现，但是通过此行，加强了汉王朝和西域各国之间的联系。　　　　
　　　　汉王朝对西域的影响，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值得重视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一历史变化，汉王朝才开始真正地面对世界。　　　　
　　　　回顾汉武帝时代远征匈奴以及经营西域的历史，若干具体的历史细节有必要澄清。比如关于“镔铁”的认识。　　　　
　　　　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编导人员定位为“历史正剧”，又称据《史记》、《汉书》“改编”。于是人们在热心关注汉武帝时代的历史的同时，也自然会思考剧中的情节是否真的符合历史真实。　　　　
　　　　比如，剧中第34集有张骞和工匠在匈奴铁匠铺中的对白。张骞问：您往这里头加的是什么呀？工匠回答：这是锻造精钢宝刀的密料，从大月氏国来的宝贝，必须用它才能打造出宝刀。第44集又有张骞对大月氏女王说：这是我从匈奴拿到的炼制精钢所用的添加料，我想请女王……　　　　
　　　　观众因此产生了对于所谓匈奴“精钢宝刀”的疑问。有记者就剧中若干问题访问了《汉武大帝》历史顾问求实先生，于是有这样的采访记录：　　　　
　　　　“精钢”是从西域传来的吗？　　　　
　　　　《汉武大帝》中，刘彻看见大行令王恢出使匈奴前敬献的削铁如泥的匈奴宝刀“径路”很震惊，派张骞出使月氏国，带回炼精钢技术。历史上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真的是与汉武帝想引入精钢技术有关吗？但是，既然铁在中国出现可溯源到春秋以至商周，有观众疑惑落后的游牧民族匈奴的制刀技术怎么会比汉朝还高？　　　　
　　　　据求实介绍，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这个词据考证可能来自伊朗语系或突厥语系。中国铁器时代发生较晚，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秦陵兵马俑的武器可证。制铁技术真正重大的突破是在西汉。　　　　
　　　　求实先生接着又谈到，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竟然导致了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　　　　
　　　　就世界冶金史看，西亚、印度、北非和欧洲大约在纪元前10世纪即进入铁器时代，制作优质钢铁兵器的技术早于中国。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这种钢质镔铁，中世纪也传入欧洲，西方人称之为“印度钢”。　　　　
　　　　法国学者Canbul指出：“阿富汗（即大月氏/贵霜）产西方人所说至珍贵之‘印度钢’。至良之剑，则铸自波斯、叙利亚。古代印度钢，驰名四海，人争求之。”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那种黑色添加料，叫“金丝梵”，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当然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并非只为引进精钢技术。派张骞出使西域，根本原因是汉武帝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的战略规划。　　　　
　　　　求实先生所说张骞出使西域的主要动机，是“要为攻打匈奴寻求盟友”，是符合历史真实的。而“获取精钢炼制技术”，按照求实先生所说，似是另外的收获。


第二部分打通西域道路（2）

　　　　对于《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说明，人们还是心存疑惑。看来，就所谓“镔铁”及其传入中土的时间进行讨论，是必要的。　　　　
　　　　其实，“战国兵器仍以青铜为主”的说法，还需要证明。因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体现的是特殊的军队构成，秦俑的性质现在还未能确知，有一种意见就认为其军阵有仪仗的意义。因此“秦陵兵马俑的武器”，不足以证明当时军队使用武器的总体状况。正如尽管英国皇家卫队的骑兵表演举世闻名，但不能据此误以为现今英国军队以骑兵为主一样。　　　　
　　　　历史事实是，西汉时期，中原在冶铁技术方面是超过匈奴的。匈奴史研究者林幹先生在《匈奴史》、《匈奴通史》中指出，匈奴“手工业中最重要的当推冶铁业”，“当时匈奴人的冶铁业可能已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不过，“从许多刀剑的形式酷似汉式的情形看来，不仅反映匈奴人的铁器文化受到汉族文化的很大影响，而且可以推断当时的铁匠大多也是来自中原的汉族匠人。”至于西域诸国，据《汉书·西域传上》记载，有的国家有铁器制作业，如婼羌国“山有铁，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剑、甲”，此外，难兜国“有银铜铁，作兵与诸国同”。然而通过这些文字，显然难以得出“引进精钢技术”是“汉武大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的诱因”之一的推想。而《史记·大宛列传》记载，有的西域国家是从汉王朝传入铁器制作技术的：“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钱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他兵器。”这里所说的“钱器”，裴骃《集解》引徐广说，也写作“铁器”。《汉书·西域传上》正是这样记录的：“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它兵器。”　　　　
　　　　《史记·汲郑列传》说，汉王朝与匈奴之间的物资交往，有严格的关禁制度：匈奴浑邪王一行来到长安，商人与他们发生贸易关系的，有500多人被判死罪。汲黯说：“愚民安知市买长安中物而文吏绳以为阑出财物于边关乎？”一般老百姓怎么会知道在长安市场上做买卖，官员竟然会按照惩治边关走私财物的法律严厉治罪呢？唐代学者裴骃在《史记集解》中有这样的解释：“应劭曰：‘阑，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虽于京师市买，其法一也。’”指出汉代法律明文规定，官员和百姓不得携带兵器出关。对于汉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的条文，唐代学者颜师古在解释《汉书·汲黯传》中的有关记载时引录了东汉学者应劭的话，又明确指出禁止出关的物资包括“铁”，即“兵器及铁”：“《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铁出关。’”可见，匈奴在制铁技术方面未必比汉王朝先进，真实的情形可能恰恰相反。　　　　
　　　　居延出土汉代木简文书中，可以看到有关边境两位亭长叛逃到境外的事件的记录，其中明确写到他们带走的铁制兵器的品类和数量。这样的文字，可以理解为罪证的记录。　　　　
　　　　作为《汉武大帝》历史顾问的求实先生说，“西汉时期中国方进入大规模应用铁器时代，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这应是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认为西汉“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与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有关”，现在看来，这种说法并无实据。　　　　
　　　　“镔铁”这个语汇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最早出现，见于《魏书·西域传》关于“波斯国”的记载：“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迭、毼、氍毹……等物。”此时距离汉武帝时代，已经相当遥远。值得注意的还有，《魏书》关于波斯国物产的记述中，“金刚”和“镔铁”并列，与求实“‘镔铁’，又号‘金刚’或‘精钢’”的说法不同。唐人元稹诗句“金刚锥透玉，宾铁剑吹毛”，也体现了同样的认识。　　　　
　　　　据《金太祖实录》记载，“辽以镔铁为国号，镔铁虽坚，终有销坏”。《金史·太祖纪》说：“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四库全书本《金史》作“镔铁”）可见往来草原大漠的契丹人当时掌握着这种特种钢的冶炼技术。这种技术的真正的“引进”，可能应当以《元史·选举志三》所见“置镔铁局”的记载作为标志。求实先生说“据记载，这时，从西域引进中国一种新型钢铁，称曰‘镔铁’”中所谓“这时”，是汉武帝时代。他认定西汉中期已经“引进”“镔铁”，现在看来，是没有什么历史根据的。　　　　
　　　　杨宽先生《中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史》曾经指出，“波斯萨珊朝的‘镔铁’，是使用熟铁配合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密封加热而炼成的优质钢。这种镔铁制品，在北魏时期已传入我国。”美国学者谢弗所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一书中也说到“镔铁”和“印度钢”：“在中世纪时，中国人就已经知道了‘大马士革钢’，但是我们还无法确定这种钢是否输入了唐朝。根据6世纪的记载，说这种钢产于波斯。但是7世纪时又说它是罽宾的产品。据认为，这种金属‘坚利可切金玉’。中世纪时印度出产的高碳‘印度钢’也具有与大马士革钢相同的波形条纹。在中国，将这种金属称为‘镔铁’。‘镔’字很可能来自印度帕拉克语中的一个类似于‘piza’的伊朗方言。如果唐朝人得到了大马士革刀的话，那么它就有可能是以印度或者是印度化的民族为中介的。”应当注意到，按照谢弗先生的意见，关于“镔铁”或“印度钢”，中国人是中世纪才知道的，唐朝是否传入，还需要考论。杨宽先生则认为在北魏时期传入。即便如此，距离汉武帝时代也有五六百年之久。　　　　
　　　　镔铁出西蕃，面上自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器打磨光净，用金丝矾矾之，其花则见。价直过于银。古云“识铁强如识金”。假造者是黑花，宜仔细看验。　　　　
　　　　——《格古要论》


第二部分打通西域道路（3）

　　　　《哈密卫志》云：砺石谓之吃铁石，剖之得镔铁。今有旋螺花者，有芝麻雪花者，凡刀剑砻明，以金丝矾矾之，其花即见，伪者则是黑花。　　　　
　　　　——《物理小识》�Q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其实应当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