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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英雄时代-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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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小识》
顺便还应当指出，与镔铁刀剑制作加工有关的所谓“金丝梵”，其实应当是“金丝矾”的误写。“金丝矾”，见于明人曹昭《格古要论》卷中及方以智《物理小识》卷七。不过，“金丝矾”并不是“精钢炼制技术”所用的“那种黑色添加料”。据古文献记载，“金丝矾”并不具有“以它打制钢刀，可出耀目寒光”的作用，而是用来辨识是否镔铁的。看来，这其实是一种“打假”的用物。《格古要论》说：“镔铁”出产在西方外族地域，表面有旋螺花或者芝麻雪花等花纹。凡是刀剑器，打磨光净之后，用金丝矾涂抹擦拭，其花纹就会显现。如果是假造的，会出现黑色花纹。《物理小识》说：《哈密卫志》一书写道，砺石，又称作吃铁石，剖开后，中间有“镔铁”。“镔铁”的花纹有旋螺花，有芝麻雪花，凡是刀剑，擦拭明亮，以金丝矾检验，花纹自会显现，伪造者则出现黑花。《格致镜原》卷五○“矾”条引《事物绀珠》说：“黄矾，一名金丝矾。烧铁焠之，可以引之如金线。”看来，“金丝矾”应当是黄色，而并不是“黑色”。剧中“那种黑色添加料”，如果解释为杨宽所说的“定量的渗碳剂和催化剂”，或许更为合理。
就现在掌握的历史资料看来，不仅“汉武帝开辟西域交通”并没有“引进西域（包括伊朗印度）钢铁技术”的动机，而且当时西汉王朝冶铁业的进步（求实所谓“钢铁生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似乎也与张骞西行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
——《史记·项羽本纪》
在反映古代历史的影视作品中，“剑”是基本的道具。从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到项羽不学“一人敌”，许多事实告诉我们，在战国秦汉时期，“剑”曾经是身份标志，也是有实用价值的武器。有的学者曾经认为，中原的“剑”，来自北方游牧民族。正如李学勤先生所指出的，“这种看法的酿成，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发现春秋以前的剑”。20世纪50年代有陕西长安张家坡和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西周至春秋初年剑的出土，林寿晋先生于是在《论周代青铜剑的渊源》中指出，中国周围古代文化的剑，或与中国剑形制无关，或年代晚于中国剑，都不能作为中国青铜剑的起源。杨泓先生《剑和刀》一文曾经分析，山西保德林遮峪发现的青铜剑，可能制作于殷代晚期，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而张家坡剑，则“具有西南地方的特征”。李学勤先生认为，四川成都地方商代遗址已经出土柳叶形剑，张家坡剑可能源自蜀国。江西新干大洋洲商代后期墓中也出土两件剑，也与来自西南的剑有一定关系。杨泓先生和李学勤先生都指出，商代和西周的青铜短剑，有效使用的锋刃部分其实可以说是和匕首差不多，只有当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这种短武器才会起作用。林遮峪一类其风格“散发着北方草原民族的气息”的短剑，甚至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李学勤先生《青铜剑的渊源》又指出，浙江长兴雉城的云雷纹剑，长度已经达到358厘米。他推测，“严格意义上的剑，恐有可能始于东南，即吴越地区”。“剑的渊源多在南方，而标准的长剑更可能自东南兴起”，《考工记》说，“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这不只表示吴越造剑工艺的发达，也说明剑在当地历史的悠久”。正像马明达《说剑丛稿》中所说的，“这是一个精辟的观点，对我们深有启发”。看来，现在还不能简单地论定“中国的‘剑’本来就是从游牧民族传入的”。至于所谓“‘径路’是北方游牧民族对宝刀的称呼，其合音就是‘剑’”的意见，也还有可以讨论的余地。《逸周书·克殷解》说，周武王对纣的尸身“击之以轻吕，斩之以黄钺”。有人说，“轻吕”和“径路”都是“剑”对音。不过，“轻吕”，在《史记·周本纪》中，司马迁写作“轻剑”。可见，“轻吕”和“径路”为“剑”的对音或者“其合音就是‘剑’”的说法还不能十分确定。《汉书·匈奴传下》：“刑白马，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犂挠酒。”颜师古注引应劭曰：“径路，匈奴宝刀也。金，契金也。留犂，饭匕也。挠，和也。”匈奴单于使用“径路刀”与“饭匕”调酒的故事，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李学勤先生提出的这种“径路”可能“仅是狩猎或进食时用的切割工具”的说法。
据考古发现，单纯的匈奴文物遗存中，兵器除箭镞外，以刀为主。对于所发现的所谓“剑”，可能以冯恩学先生关于匈奴考古的论述中“短剑（匕首）”的表述较为合理。
求实先生答记者问的报道中说，“求实引用著名科技史学家冯家升的著作指出：‘汉晋以来，中国所说之镔铁即精钢，亦即来自西域波斯之印度钢。’这些史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我们看到，《冯家升论著辑粹》所收第一篇《契丹名号考释》中第三章《契丹字义之解释》的第二节《金太祖所语镔铁指契丹说》，专有题为《镔铁解》的一段论证，分列“中国方面之解释”和“西人方面之解释”，这应当是冯家升先生讨论“镔铁”问题的主要论著，但是其中并没有看到“汉晋以来”字样。冯文反而明确说，“镔”字，“以余所知，最早载见梁顾野王之《玉篇》，及魏收《魏书·西域传》”。求实先生的“引用”，却以“汉晋以来”的说法模糊时代断限，并且说，这“就是《汉武大帝》剧中张骞从大月氏（阿富汗）获取精钢炼制技术的史料根据”。这样的解释，不仅难以说服提出诘问的观众，也使得《汉武大帝》编创人员“历史正剧”的自我评价，不免打了一些折扣。
第二部分夜郎入朝（1）
据说汉武帝平定南越之后，把南越相吕嘉的子孙宗族迁徙到了现今云南保山地方，予以惩罚。他因此设不韦县，把吕嘉的罪恶和吕不韦联系起来。如果这样的说法确实，那么，当时云南西部与南越地区之间，已经开通了可以实现区域文化联系的交通路线。
秦汉时期，居住在今四川西部、云南、贵州以及广西西部地区的文化传统与中原有别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地区是当时民族关系最为复杂的地区。西南夷地区的经济特征，有自己独特的风格。西南夷地区的文化风貌，也具有引人注目的鲜明的特色。
《史记·大宛列传》记述，开通西域道路的功臣张骞曾经向汉武帝建议由蜀地取道西南夷，经过位于今印度、巴基斯坦的身毒，可以通往位于今阿富汗北部的大夏。他说：我在大夏的时候，看到蜀地出产的蜀布和用邛山所出邛竹制作的手杖，问道：你们怎么得到这些东西的？大夏国人回答说：这是我们的商人从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约数千里，风俗和大夏相同，只是卑湿暑热。身毒人民骑大象作战。其国“临大水焉”。以张骞的推算，大夏距离汉地大约一万二千里，在汉的西南方向。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估计应当距离蜀地不远。如果和大夏通使，经过羌中，道路险恶，羌人也会干扰；如果从北边走，则为匈奴所得；经过蜀地最为捷近，又没有敌对势力的阻碍。
汉武帝久有意于交通大宛、大夏、安息以及大月氏、康居，期望“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听到张骞的话，非常高兴。他命令张骞于蜀郡和犍为郡组织人员探索通身毒路。所派遣的官员四道并出，皆各行一二千里，而为当地部族阻滞，“终莫得通”。汉武帝期望由西南夷打通身毒道路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
不过，汉王朝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却因张骞的建议得以促进。
西南夷诸部族中，较为著名的有夜郎、滇、邛都、嶲、昆明、徙、莋都、冉和白马等。
据说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为了与身毒交通，汉武帝准备征伐昆明，于是在长安附近作昆明池操练楼船军，演习水战。也有一种说法，以为开凿昆明池的目的，是为了和越人水战。《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和《食货志下》都有关于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组织昆明池工程的记载，或称“穿昆明池”，或称“作昆明池”，或称“修昆明池”。
位于长安西南的昆明池，是汉代关中地区最著名的湖泊。其规模之宏大，据说“方四十里”。《三辅黄图》卷四《池沼》引录《三辅旧事》的内容，说道：“昆眀池地三百三十二顷，中有戈船各数十，楼船百艘。”
《汉书·武帝纪》记载：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颜师古注：“如淳曰：‘《食货志》以旧吏弄法，故谪使穿池，更发有赀者为吏也。’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食货志》又曰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遂乃大修昆明池也。’”
昆明池仿像滇池，以操练楼船军为目的，水面之辽阔，可以想见。班固《西都赋》写道：“集乎豫章之宇，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以“云汉”“无涯”形容其宏大的形势。张衡《西京赋》也说：“日月于是乎出入，象扶桑与蒙汜。”《文选》卷二李善注：“言池广大，日月出入其中也。”潘岳《西征赋》的如下内容沿袭汉人之说，也可以看作对汉时昆明池规模的追忆：“乃有昆明池乎其中。其池则汤汤汗汗，滉瀁弥漫，浩如河汉。日月丽天，出入乎东西，旦似汤谷，夕类虞渊。”元人甘立有《昆明池乐歌二首》：“彩鹢齐飞簇画旗，甲光如水入云低。长杨五柞遥相望，笳鼓归来日每西。”“博望封侯万里还，血流青海骨如山。将军新赐楼船印，锦缆牙樯杳霭间。”描写了昆明池操练楼船军的情形。
考古学者经过对现场的考察，发现了昆明池附近有西周文化的遗存。《三辅黄图》卷四《池沼》说，汉武帝挖凿昆明池时，出现黑土，询问东方朔是何缘故。东方朔说，西域胡人知道。于是问胡人，胡人回答：这是“劫烧之余灰”啊。
以“劫灰”解释昆明池底的黑色土层，推想应当是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形成的说法。唐代诗人杜甫“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元稹“僧餐月灯阁，醵宴劫灰池”，李商隐“汉苑生春水，昆池换劫灰”、“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韩偓“眼看朝中成陵谷，始信昆明是劫灰”等诗句，都使用了昆明池黑土为劫后典故。昆明池劫灰传说，或许曲折反映了汉武帝时代开凿昆明池的工程中，前代灰坑一类生活遗迹曾经因此受到破坏。
余灰的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上·竺法兰》：“昔汉武穿昆明池底，得黑灰，问东方朔。朔云：‘不知，可问西域胡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
唐人胡曾《咏史》诗中有一首《昆明池》，其中写道：
欲出昆明万里师，汉皇习战此穿池。
如何一面图攻取，不念生灵气力疲。
第二部分夜郎入朝（2）
诗句中发表了对“汉皇”一意“攻取”而不顾百姓疾苦的批评。温庭筠有《昆明池水战词》：“汪汪积水光连空，重迭细纹晴漾红。赤帝龙孙鳞甲怒，临流一盻生阴风。鼍鼓三声报天子，雕旌兽舰凌波起。雷吼涛惊白石山，石鲸眼裂蟠蛟死。溟池海浦俱喧豗，青帜白旌相次来。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茂陵仙去菱花老，唼唼游鱼近烟岛。渺莽残阳钓艇归，绿头江鸭眠沙草。”诗人感叹“茂陵仙去”也就是汉武帝的生理寿命结束之后，当年“箭羽枪缨三百万，踏翻西海生尘埃”的英雄胜迹，只留下一派鱼雁和谐的自然的静谧。
所谓“西南夷”以及邻近的部族群中，较大的部族联盟有夜郎、滇、邛都、徙、莋都、冉、白马等。唐蒙向汉武帝建议，“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万，浮船牂牁，出不意”，是制服南越的奇计。汉武帝于是委任唐蒙为郎中将，开通夜郎道路，说服夜郎侯及周围的部族首领归附汉王朝，在这里设置了犍为郡。又组织巴蜀卒修治道路，自僰道直通牂牁江。司马相如也受命以郎中将身份到邛、莋等部族宣扬汉王朝的神威，终于使当地成为蜀郡的一部分。司马迁记述：“滇王离难西南夷，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滇王降汉，欢迎中央政权派遣官吏，并请求入朝。汉武帝以其地为益州郡，赐予滇王王印，让他继续管理原有的臣民。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滇王之印”，证实了这段历史。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发军五路征伐南越，其中就有“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牁江”，来自夜郎的部队沿北盘江、红水河、黔江、浔江、西江水路而下，计划与其他四路大军在番禺（今广州）会师。事实上，夜郎军还没有赶到，南越国已经平定。但是这一计划的拟定，说明汉王朝对西南夷地方已经实行了有效的控制。
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载，汉王朝的使者来到滇国时，滇王对汉使者说：“汉孰与我大？”使者来到夜郎国，夜郎侯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这是因为道路不通，他们各自作为当地的主宰，不知道汉的广大。于是后来有了“夜郎自大”的成语。
中国文学艺术的一个收获季节
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
第二部分汉赋的成就
汉武帝时代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丰收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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