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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七十年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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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出后，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了文艺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有的欣赏，有的反对，有的主张修改，由此而产生了较长时间的争论。到全国第四次文化会议召开前后，争论达到高潮。争论主要集中在戏的主题和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关系处理、情节结构和形象创造等艺术处理以及对骗子该不该同情等问题上。
９．１５ 第四届全运会在北京举行
９月１５日，第四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在北京举行。为迎接本届运动会，共青团中央、国家体委、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联合举办全运会“新长征火炬接力”活动。此活动沿途经过１６个省、市、自治区，全程１．２万公里，历经７７天，有２００多万青年参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第四届全国运动会从火炬传入会场时开幕到９月３０日结束参加比赛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等３０个单位的代表队，共有１５１８９人参加。开幕式上１６０００人表演了团体操《新的长征》。比赛项目成年组为３４项，少年组２项，有５人５次打破世界纪录。
邓小平给运动员颁发奖章
杭州恶少“二熊”被判死刑
孪生兄弟熊紫平、熊北平出生于高级干部家庭，湖北省红安县人，分别为杭州重型机械厂和杭州制氧机厂工人。自１９７４年５月至１９７８年８月，两人纠集犯罪分子马少华、钱永敏等人，结伙强奸、轮奸、猥亵妇女达百余人。经杭州市人民检察院批准，杭州市公安局先后逮捕了这伙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死刑，其中熊北平认罪态度好，缓期两年执行（后熊北平在狱中自杀）。其他各犯，依法判处三年至十五年徒刑。
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杭州市６０００多群众参加公判大会，表示坚决支持法庭的严正判决。
１１．１２ 私营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
１１月１２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统战部等单位提出的《关于把原工商业者中的劳动者区别出来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１９５６年对私营工商业实行按行业公私合营时，有一大批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劳动者被带进公私合营企业，把他们统称为私方人员，按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是不妥当的。按照文件精神，７０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及其他劳动者从原工商业者中区别出来，恢复了劳动者身份。
１１．２６ 中国在国际奥委会的权利被恢复
１１月２６日，国际奥委会通过关于中国代表权的决议，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名称为“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它的旗和歌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歌。设在台北的奥委会的名称是“中国台北奥林匹克委员会”，它不能使用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而今后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必须得到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捉迷藏、官兵抓强盗、老鹰抓小鸡
七十年代最廉价的游戏——捉迷藏、官兵抓强盗、老鹰抓小鸡
有天笔者翻拣２００３年的报纸，抬眼间看到一个很醒目的标题——美参院军委会成员警告伊拉克不要“捉迷藏”。
话题再转回来，二十多年前，捉迷藏可是孩儿家最常玩的游戏，它在上海话中叫作“培丫猫猫”，而西南地区一直称其为“逮猫儿”，到了山东就改叫为“摸瞎驴”，两广一带则称之为“蒙蒙躲”。这游戏不挑地儿，学校、弄堂、野外，哪儿都能进行。它玩法也很简单，先用猜拳等方式决定某一方被手绢蒙上眼睛，等别人藏好，再扯下布条出去找人。草垛、谷堆、屋顶、树尖、石柱都是理想的藏身之所。被逮着了就得罚站，或唱儿歌，甚至趴在地上学驴绕一圈。那时经常会闹出些笑话来，比如，一个孩子道：“我再躲一次，你能找到我的话，我家里那个大西瓜就全让你吃了。”另一个问：“我找不到你怎么办？”第一个孩子说：“我会躲到那棵桃子树后面。”
当时，孩子们没有电视可看，更没有电子游戏可玩，刚上学，作业也不多，所以每天晚饭过后，有星星和月亮的夜晚，总是匆匆忙忙扒完最后一口饭，把碗一搁，便迫不及待地冲向晒谷场，大家一起玩“官兵捉强盗”的游戏。它规则很简单，将现有的人数分成两拨，猜拳论输赢，决定谁做匪，谁当兵。然后再指定个地儿，作为关押强盗的牢狱，游戏便开始了。强盗们下山了，勇猛的官兵前往追捕，每抓到一个强盗就将他关进大狱。讲义气且带有几分野性的强盗们前来解救自己的同伙，有被救出的，也有双双陷入囹圄的。等到强盗们全部抓光，一轮游戏也就结束了。满头大汗的双方互相交换角色。有时扯得过猛，强盗的衣服被扯破了，静夜里发出清脆的撕裂声。强盗要求暂停，在月色中将破衣服脱掉，干脆赤膊上阵，身上滑溜溜的，抓起来就困难多了。夜色就在酣畅的游戏中渐渐地浓了，远处传来母亲的呼喊声，我们只能惋惜地结束玩乐，拖着疲惫的身子，也带着一天的满足回家睡觉，同时约定，明晚再玩个痛快。在被窝里，大家会依稀听到打骂和孩子的哭泣声，声音自然来自那个衣服被扯破的“强盗”家里。
那时候，我们在学校里可比现在文明多了，又是唱革命歌曲又是戴小红花，连玩的游戏也是文绉绉的——“老鹰抓小鸡”。通常是胖胖的幼儿园阿姨做“母鸡”，我们就扯着她衣襟，尖叫着蹦着两腿儿，左挪右闪。当老鹰的是轮着来，轮到谁谁都不乐呵，小鸡全被捉光了才能换人。开始的时候，“鸡儿”这边的阵容壮观，长长的一队人马，个个挤眉弄眼，朝凶神恶煞的老鹰说着风凉话。女孩子腿软，跑不快，老鹰就专朝她们的方向扑。大家讲究的是“友谊第一，游戏第二”，但蛮横的老鹰有时候难免力道过猛，把小姑娘的花衣裳扯得露出了胳膊肘儿。她们会立马低下头，面红耳赤地藏到教室里去了。那小鸡们极狡猾，经常浑水摸鱼，被捉住了，瞅准机会又跑回“笼子”里。这游戏因为有老师的参与，不能放开了来玩，自然让人心存几分懊恼。不过，那女老师实在是太漂亮了，发梢上还别了朵刚摘下来的白玉兰，那风姿又弥补了我们心里的不满。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弹弓、水枪、橘子皮枪
七十年代男孩子的武器——弹弓、水枪、橘子皮枪
隔着纱窗看树梢上那轮清冷的月亮，古朴而宁静的廊檐青瓦泛出柔软的青光，晚寐的鸡开始了黑暗中的歌，吊着贼眼珠的灰老鼠从古旧的沥青墙上一掠而过……这一切像一格格静止的风景，构成了我对胡同的整体印象。七十年代的童年是灰白的，在记忆纵深处无限蔓延。我们这一群孩子，常常骑着破单车，在胡同里漫无目的地游荡。那些狭窄的空间真是静得发慌，偶尔有几个看不出年纪的老者在狭小的骑楼下打着鼾，我们就在这样的寂静中，穿过了一个又一个颓败的拐角和暗门。
大家扎堆在一起，总得玩些游戏，这胡同里便热闹了起来。那时候大人都在上班，没人管束，男孩子顽皮，天性中有股张力，弹弓自然成了他们百玩不厌的玩具。大概是看电影《小兵张嘎》的次数多了，欲望便升腾了起来，抄着家伙自己做起弹弓来。最好能找根“丫”字形的树杈，把皮剥了去，再不成用硬铁丝扎一个，舞起来晃眼，更来劲儿。之后找来些皮筋，或者剪一截废旧自行车内胎，在树杈上固定，绑好，那弹弓就成了形。总觉得那会儿麻雀特多，刚做的玩意便派上了好用场。不过鲜有射下来的，那鸟儿也不是吃干饭的，你在树下刚摆好造型，它们便翘着屁股扑棱棱飞走了，没准还扔你两粪蛋儿。没办法了，人小的时候特虚荣，那女孩子眨巴着大眼睛，满脸渴盼地看着你，再不亮一手，真得黑了脸打个地洞钻下去。于是就雄赳赳地对着小鸡小狗开练，胡同太窄，它们撒不开腿，套个文艺词，那场面真叫“死伤无数”。自然的，四邻的玻璃窗也不能幸免于难，劈劈啪啪，玻璃渣子迸了一地，经常唬得那些大爷瘫坐在地上：“咋整的，这晴天里还落冰雹了！”
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左手握一把弹弓，右手还揣了支水枪，左右开弓，说得形象点，叫作“小米加步枪”。水枪的制作可就简单多了，几乎不用花一分钱。用小刀砍一截竹子，选一节长而粗的，一头锯断，另外一头打个小孔，然后在竹签上绑一团破布，尽量塞满竹筒里的间隙，立马就可搞定。讲究一点的话，破布团应该用桐油浸泡，这样能减小些摩擦力，找不到桐油，就只好用菜油代替。水枪的射程可达七八米远，且劲头十足。为了增加威力，只要把射击孔缩小，竹筒再找更大的，威力自然就更大了，打在脸上，比抽耳光还痛。开战的时候我们常爬到胡同顶上，踩着瓦楞轻捷而过。那会儿伙伴们一个个营养不良，身子骨单薄，却矫健得像只黑猫一样。水柱一波一波从高处射下，在阳光下盈盈发亮，像被火烧过一般。玩得累了，大家就站成一排，敞开了裤裆朝底下儿尿尿，那会儿人小，哪懂什么叫害臊。
大家也玩橘子皮枪，但因为很容易坏，使着不顺手，只能凑合着用。它是用鹅翅的粗羽毛或其他塑料管子制成的，里面还支了根细棍做柄和活塞，原理有点像今天的注射器。这种小玩意会发出响亮而清脆的劈啪声，就像马鞭在空中炸响，听起来很是过瘾。当年家里难得吃一次橘子，要饱口福真得赶上过年过节。没辙了，只能到果园去打埋伏。看门的是个老大爷，穿件比身子宽一倍的军大衣，听京剧入了迷，眼皮耷拉着做梦游状。我们瞅准了时机，叠起人墙，翻了进去。那感觉真叫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看着满园黄澄澄的果子，大家伙连喉头都哽咽了，欣喜得不能自已。最后，橘子用衣服兜着，带回到胡同里，选个阴暗的角落，吃得汁水横流，连胃酸都翻涌上来了。但果皮会悉数地收起来，留着玩乐用。
后来长大了一点，便要挑起家中的重担，扶持几个弟妹上学，童年的游戏也在这样的凄然与忙乱中消失了踪迹。
在七十年代的路上跑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七十年代男孩们炫耀的方式——赌烟标、集糖纸、挑冰棍棍儿
以前有个广播节目叫“夜晚十二点，我们开始讲故事”，里面的女主播曾经说过，就物质而言，七十年代是一个苍白而匮乏的年代，可那些残破的街道，颓败的钟鼓楼，厨房里的陈年油烟，孩子们藏在抽屉里发黄的烟标、糖纸，还有一切散落在生活理想里的风景，如今看来，都是那么的美好。
初听那句话，像掉入了一个细羽铺陈的陷阱里，心底的感动，无以言表。而谁会想到，当年在抽屉里捂得密密实实的烟标，现在已是收藏的大热门，据说爱好者全国就有好几百万。在以前，作为一种游戏，烟标可不是拿来欣赏的，对孩儿家来说，它只有一个显著的作用：一决输赢。而且，那时谁也不说烟标，只喊“烟盒”或“烟皮”。烟皮的赌法，是按照香烟的价钱以决先后，这也是我至今还牢记许多香烟价格的原因。那时最贵的烟就是“长中华”，７角２分，“短中华”是６角２分，接下来是“牡丹”５角４分、“红塔山”５角２分、“群英”４角８分、“恒大”４角５分、“春城”３角８分、“三七”是３角７分，遵照这个次序，来决定先后秩序。烟盒价钱贵的孩子先玩，同样是把烟盒折叠成长条式，中间弯成拱形，两张叠在一起，如果没有跌翻，可以用手扇一次，如还是没有翻过来，就该下家玩了。输赢完全是转瞬间的事。这个按照价格顺序比下来的秩序并不是绝对的，有人某次突然拿出一张“红炮台”烟盒，大家谁也不知道它的价格，但从上面的繁体字看，就明白它的“资格”是很老的，这其实是上海公私合营时代的产品，大家一致同意它的价格超过了“大中华”，是可以“通吃”的品牌，但鉴于烟盒已经烂了，必须打折扣，只能与“大中华”的价格相等。还有孩子拿出铁听的“中华”，大家认为这不能算正宗的烟盒，不予流通。那时烟标牌子可真是多，上海的“大前门”、“红双喜”；北京的“天坛”；香港的“庆宝”；河南的“三喜”、“双峰”……孩子们把脑袋聚在一起，忙得不亦乐乎，那高兴劲儿简直没法提。
而那个“凭票供应”的年代，糖纸亦是很多孩子渴望得到的收藏品。可那会儿，我们嘴角儿连糖末都舔不到一粒，糖纸只能四处去讨。好不容易把它们弄回来，却不能直接夹进收藏本，必须要清洗一遍，把上面的残渣、黏性物质去除掉，然后再分门别类地收藏起来。但有些糖纸印制粗糙，经水一洗，竟然把商标等全部洗掉了，纯粹是一张塑料纸，气得孩子直跺脚。两人也可以赌糖纸，一般是按照产地与自己生活城市的距离来决定先后秩序。比如，孩子生活在成都，一个拿出北京的糖纸，一个拿出哈尔滨的糖纸，自然是后者先玩。怎么个玩法呢﹖那是把糖纸折叠成长条式，中间掰成穹形，两张叠在一块儿，用力往地上一甩，如果全都翻了身，就是赢家，如果都没有翻身，还有一次用手来扇风吹翻它们的机会，如果均无法使糖纸翻身，就站一边去，只能看别人玩了。女孩子家比较矜持，纵使心里再按捺不住，也不会参加这种带有输赢色彩的活动。她们乖乖地收敛起欲望，努力地收集糖纸，夹在粗糙的大本子里，相互交换着欣赏。男生们沉湎在这项游戏里，往往比女孩来得有韧性，为了花花绿绿的糖纸，他们当掉了刚到手的绿豆膏和脖子上的虎头项链，卖掉了姥姥的绣花手绢和爸爸老旧的上海牌怀表……为了一刹那的骄傲，他们牺牲了好多物质的欢乐，甚至承受了一些不明不白的屈辱。但当他们捧出满满当当的糖纸儿，心里的幸福滚烫着要喷涌出来，那幸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秒，男孩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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