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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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双重性能，可能对社会有更大的贡献。此外，就社会方面看，以往知识分子所以培养傲然独立的心态，原因之一，显然是现实社会的污浊现象，促使他们产生厌离的心理，诸葛亮所说的“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把这种心理充分显示了出来。因此，要实现现代生活的理想，社会条件的改变是必需的。在现有的社会制度中，民主的社会，是最为有利的条件。这并不是说，民主社会就没有污浊的现象，而是说民主社会的污浊现象，人可以循合法的途径，有希望将之加以改变。相反地，一个极权的社会，或是由暴力统治的社会，则迫使知识分子与社会保持独立，因为他们对社会的改进感到无能为力。


第三部分价值均衡

　　　　无论是社会全体或个人，价值发展的不能均衡，是社会缺乏进步、个人不能健全的一个根本原因。自古以来，人类社会价值发展不能均衡，由历史所显示得极其明显，历史家们常说，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化特色，这特色正表现了价值发展的偏向，例如希腊的哲学、艺术，罗马的法律，中世纪的宗教，近代的科技，至于其他方面的价值，自然也有表现，但与主要的特色相比，不免降为次要的地位。有时候，当令的价值会妨碍其他价值的发展，如中世纪的宗教和中国传统道德中的泛情主义（有情的宇宙观），都曾限制了科学的发展。文化价值发展的偏向，必然导致个人价值发展的偏向；个人价值发展的偏向，使整全人格的发展，成为难能之事。在古史里，只有孔子和苏格拉底等少数成为价值均衡发展的孤例。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给人类的启示是多方面的，要求社会与人生价值的均衡发展，是其中之一。那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不要求一个模式的熔铸，而求个人个性的充分发挥。他们推崇多才多艺、学术兼修、身体力行、手脑并用的博学实践之士，他们理想中的人物典型，是这样的通人（Uomouniversale）④。这时代的要求和人文主义者的榜样，为人类追求价值均衡发展的社会和人生，提供了莫大的信心。　　　　
　　　　我无意在这里从气候、地理环境、社会结构等各方面追究形成价值偏向的复杂因素，但有一种人为的因素，值得特别指出来，这种因素曾严重地妨碍了社会、文化的进步。　　　　
　　　　人类社会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即由某一权势集团，把某一种价值提升到主宰的地位，以一种价值统率其他价值。如果主宰的价值是宗教，那么即流于泛宗教主义；如果主宰的价值是道德或政治，那么即流于泛道德主义或乏政治主义。当主宰的价值越位扩伸时，不但使其他价值的发展受到挫伤，即主宰价值本身，也会因过分典章化和教条化而造成僵滞现象。主宰价值的僵滞，必然导致文化内容的偏枯，被近代史家称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就是由价值偏向形成文化偏枯的适当例子。一种价值一旦被典章化、教条化，权势集团为了维护其独尊的地位，对其他纷歧的思想，必然采取高压的方式，斥之为异端邪说，禁止其流行，并对异己分子加以迫害。到这时候，文化创造的动力必遭阻抑，社会进步亦告停滞。为了促进社会、人生价值的均衡发展，使人类能过一种更理想更健全的生活，这种价值独尊的现象，必须敛抑。在现代化过程中，我们解决社会生活问题时，没有理由认为其中的任何一个领域比其余的领域更要基本些。　　　　
　　　　没有任何一个时代，再比现在更需要价值的均衡发展。原因之一，是现在社会与社会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它们的互依性和相关性，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大；原因之二，是19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方法的应用，使各类知识走向高度专技化，隔行如隔山，发生人格发展的偏枯现象，社会已蒙受其害。1936年，爱因斯坦就对这种现象提出警告：“学校的目的应在培养青年平衡、调和的人格，而不是在训练专家，即使是技术学校的学生，我也认为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能力，远比钻研专门知识重要。”⑤最近二十年来科际整合方法的应用，除了为学术研究开发新天地外，目的就是要挽救过分专业化、分歧化带来的社会危险。科际方法一旦被广泛应用，将能增进社会之间与个人之间的合作，亦有助于扫除今后价值均衡发展的障碍。


第三部分约制我族中心主义

　　　　在本书第一章，我们曾简略地讨论过中国人“天朝型的世界观”，并认为它是造成文化冲突的一个原因。现在要讨论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文化观，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与天朝型的世界观互为表里。现在，自认中国为天朝的思想，由于长期在中西之争中受到挫败，早已销声匿迹，但在文化层面的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不但仍随处可见，且为当代新传统主义者的思想核心，这种Cultural　bound的现象，至少在思想上曾严重地妨碍着我们对现代新处境的适应。　　　　
　　　　人类学家蒙德鸠（Ashley　Montaqu）在《人类学与历史》一文中，为了廓清种族问题的一些谬误观念，曾提出三点认识：1。所有的人类皆出自共同的祖先，又皆属于同一个种：真人种（Homo　sapiens）；2。在诸人类群体之间，差异是次要的，相似才是主要的；3。所有的人种群体对人类巨富的共同知识都有所贡献。⑥第一点可以使我们知道，任何种族优越论和“纯种”之类的说法，都是种族神话，事实上每一人种群体都是高度混合性的。第二点可以使人类对建立一个世界性文化的远景，抱更坚定的信心。第三点可以使人类各群体知道，一向保有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偏见，是多么地愚蠢。⑦　　　　
　　　　但是，人类各群体之间文化偏见的存在，完全是事实，每一个民族都认为自己优于其他一切民族，至少在某一方面是如此。蒙德鸠认为“这种偏见并不是天生的特质，而是团体在实际生活上受制约作用而产生的结果”⑧。以中国为例，“制约作用”有两方面，一是由于地理环境的相对孤立，一是由于对人类许多其他群体缺乏认识，于是产生我族中心主义的偏见，这种思想一旦形成，遂习惯性地牢不可破。尽管目前人类学的知识，已足以使我们知道，保持这种偏见是不智的，但人们宁可相信传统，不愿相信摆在眼前的经验事实。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一方面自称酷爱和平，一方面却固执地不肯放弃有害于和平的种种文化因素。　　　　
　　　　我族中心主义最大的害处，是把自己蒙蔽在文化的幻构中，无法对自己和对他人的文化做客观的认知。对自己的文化缺乏客观的认知，对自己文化的缺点，就不能有虚心的检讨，对自己文化的优点，也说不出足以使他人接受的理由。我们坚持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从张之洞算起，也已经大半个世纪，文化的创新成绩在哪里？对当前世界的贡献又在哪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文化层面上毫无约制的自高自大，以为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救今日西方世界之弊；在社会的现实层面，却是崇洋媚外，因袭成风，完全丧失了社会生活的重心。大众的盲目现象，是因为文化工作者始终没有教育大众对人对己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此外，由于对他人的文化缺乏客观的认知，百年来对列强先后都曾奉之为师，也都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结果观念纷歧，思想混乱。并不是他人的文化不应该学习，而是我们学习的心理不够健全，对他人文化的优点与缺点，尤其缺乏深入的了解，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根本无法对他人发展出一种健全的关系。这一切也许牵涉的问题很多，但我族中心主义的思想，是形成这一现象的一个主因，希望我们的教育能从事约制这种思想的努力，使国民能逐渐免于此种偏见。当此种偏见被约制到不足为害的程度时，才能看清楚如何自处之道，以及如何与人相处。　　　　
　　　　


第三部分尊重个性

　　　　现代生活理想的第四点，是尊重个性。这也许早被认为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需要对原有的性格和价值观念做突破性的转变才有可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次年，日本文部省发布“新教育指针”，指出日人的缺点之一是：“日本国民不十分尊重人性、人格，以及个性。”⑨就“不十分尊重个性”这一点，实中日两国所同然，因为中日两国的国民性，权威性格的倾向都很大。无论是历史的事例或由亲身的观察，凡是杰出的人才，必须具备一个条件：强烈的个性。具有个性的个人，而且只有具有个性的个人，才是一切创新的泉源。权威态度，对个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其中最坏的影响，就是容易抹杀人的个性，抹杀了人的个性，就无异铲除了文化创新的根。现代的教育理论，已有足够的证据显示，合理的教育，无不重视独立个性的培养，因为只有这样的教育，才足以发展人的潜能，培养出创新的人才。有些发展中的国家，全力在追求现代化，现代化是一创新的历程，他们的成效不佳，原因固然很多，沿用传统的教育方式，培养不出足够的创新人才，可能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　　　　
　　　　尊重个性与民主政治不可分，因为尊重个性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基础。中国人追求民主，从清末的维新运动算起，已超过七十年，而民主的成效有限，原因固然很多，但教育对尊重个性这一点不能重视，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传统不一定与民主冲突，但传统的权威态度，无论如何是无法与民主精神相容的。⑩为了促进中国的民主，权威态度必须加以改变，改变之道，须由教育。要教育发生功能，必须先有民主修养的教师。我们常看到有人在讨论教学法的问题，认为灌输的方法不好，应该多用启发教育，这是每一个教师都懂得的道理，可是实际上却做不到，这是为什么？根本的问题，是在教师的性格上，一个权威性格很重的人，连他自己都不能接受启发，又如何能启发别人？一个能应用启发教学法的教师，除了有丰富的学识外，必须有与人讨论问题的习惯，有容纳别人意见的雅量，重视学生独特的兴趣，鼓励他们多发表自己的意见。教育的目的，师承不过是一个起点，帮助学生发现他自己的真正兴趣，并给予独立思考和必要的能力的训练，才是最重要的事，因为有了这些条件，他一定能发觉自己应走的路。这样的教育才是尊重个性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才能奠定民主政治的基础。　　　　
　　　　被公认为当代三大传记作家之一的鲁德威克，对人的个性问题，有过极深刻又富启发性的透视，他说：“一个人天赋的才能并非顶重要，最重要的是他有没有一种理想和力量去让他的才能有发挥的机会。因此我在天才与个性的十字路口上，发现了一个临界区，有不少古今的重要人物，都是从这个区域里产生出来的。在我的研究中，我发觉不管是现在还是过去，我常常发现有许多很有才华的人因为缺乏个性而失败，却很少发现有强烈个性的人，因缺乏才华而无法前进。”熟悉历史，尤其是熟悉传记性历史的人，都能承认这些话有相当的真实性。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他有能力克服环境给他的不幸，也有能力把不幸的际遇化为创造的动力，所以贝多芬曾说过：“一切灾难都带有几分善。”从中国传统中流传的“诗穷而后工”这句话，也不难发现这方面的消息。一个人如果仅有才华而缺乏个性，那么他就很容易被环境的磨难所击倒。中国人富有才华和聪明，是一不争的事实，但在近代我们的创造力却衰微了，我想缺乏个性的教育，应该要负一部分的责任。　　　　
　　　　


第三部分宽容异见

　　　　人类一部争取思想自由的历史，就是争取宽容异见的历史。人类为了争取这项权利，尽管曾至“流血成渠，费了几世纪的工夫”，但终于能使少数的民主社会，人人都知道这是当然的权利。即使在非民主的社会和正在走向民主的社会，他的人民（有的只是少数）也都知道把这项权利当做理想去奋斗。这项权利的获得，是近代人类伟大的胜利之一，还没有得到这种权利的社会，无论付出多少代价都是值得的，因为没有它，要求社会的进步是不可能的。　　　　
　　　　宽容的观念和宽容的要求，是一段古老的历史，中国在先秦就有“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古训，苏格拉底则是第一个为争取这项权利而死的哲人，他在定他的命运的裁判官之前，发表演说为自己辩护，他说：“世界上没有人有权对别人说，他须信仰什么，或剥夺他自由思想的权利。”人类社会出现宽容的事实，以及把这份权利制定法律予以保障，这是近代才有的事。房龙（Van　Loon）在他专为研究“宽容”问题而写的一本书里曾说过：“我们找不着帝王或僧侣曾有容许他人行使‘行动或判断的自由’的愿心，或‘对于一般人所公认的行径或见解之心平气和的、不执偏见的容忍’的痕迹；在近代，这已成为我们的理想了。”在近代以前，人类社会为何缺乏宽容，房龙也有解释，那是因为在他们所处的环境之下，不宽容实是他们的义务。在那种时代，所有种族的延续、安全，以及内心的和平，都有赖于无数建基于禁忌（taboo）之上的规条，假使一旦他们允许什么人来妨碍或反对那些规条，那么整个族就要处于危险中，所以他们不能不视这种举动为一切可能的罪恶中之最大者。到了近代，在科学理智之光照下，禁忌的真相被揭穿了，原先视为天经地义的规条也从根动摇，经过长期的争斗和痛苦，终于慢慢了解，宽容异见，无论是对人对己都是极为有益的事。　　　　
　　　　在不宽容的时代里，把异见常认做异端。传统的社会不宽容是由于有些规条不允许任何人置疑，现代的社会不宽容，自然也可能是由于一些新的禁忌、新的教条，但另有一项可能的原因，是把异端误认为是一种阴谋。异端和阴谋是不同的，美国当代哲学家胡克（Sidney　Hook）说：“不能认识异端与阴谋的分别，对于一个自由文明乃是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