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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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浓的伦理意味，因为在传统中国，必须趁早学习传统的意理和规制，才能扮演适合家庭和社会要求的角色。在伦理教化的范围之内，严格地要效法古圣先贤，认同历史传承，丝毫容不得新奇经验的追求。但古人并没有忽视这方面心理的需要，只是把这种需要转化或升华到文学、艺术的领域里去寻找出路。这种转化从儿童阶段就开始，古时候启蒙的学童所习诵的第一首诗就是：　　　　
　　　　云淡风轻近午天，　　　　
　　　　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识余心乐，　　　　
　　　　将谓偷闲学少年。　　　　
　　　　林语堂认为这首小诗不独表现了诗的情感，它同时抒发了绽放着异彩的淳朴的人生理想。从这首诗或许可以看出，中国人所追求的新奇经验，不是知识的经验，而是美感的经验。这首诗也显示出，中国人对美化自然的沉醉，以及心灵的导向。同样是对自然的一份惊喜，但不是由于对大自然的真际有所发现，而是透过人与自然的感通所获得的内心怡悦。陶渊明的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在那瞬间的直觉中，内心真是充满着惊喜和怡悦。从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我有理由相信，传统的士大夫们是在文艺的领域里使自由想像得到发挥，同时也满足了追求新奇经验的心理需要。　　　　
　　　　在传统中国，两代之间的冲突自然也是有的，但因严密的社会控制，很少机会被表面化，所以这类冲突即使有，也绝不足以形成社会的代沟问题。传统所以不易形成代沟问题，除了有力的社会控制因素以外，一般也许只从两代之间知识和职业的传承，并没有多大差异来了解。但根据上文的分析，似乎可以找到更有力的解释，那就是因为传统的家庭，对人的一些基本需要，已给予相当的满足，这些满足掩盖或抵消了可能引发的冲突动机。假如我的理解不错，那么现代社会所以会爆发代沟问题，两代间志趣的不一致和知识的差距加大，可能也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在现代青年从他生长的家庭已得不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因得不到基本心理需要的满足，才借知识或观念的差距，把两代之间的冲突表面化。如果我的推想不误，那么如何在现代家庭结构里，满足年轻人的一些基本心理需要，就成为值得重视的一个问题。　　　　
　　　　


第一部分传统家庭的解组（1）

　　　　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古老的中国因受到西洋现代文明的冲击，社会文化在被动的压力下开始变迁，在变迁的过程中，中国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于传统的新处境，为了适应新处境，一切固有的都面临挑战，并要求重新调整。传统的家庭，就是在这一背景下，遭到解组（Disorganization）的命运。解组的原因相当复杂，下文仅就三点来探讨。　　　　
　　　　一、经济方面的原因　　　　
　　　　西方国家在19世纪中叶，不惜以武力敲开中国的大门，在鸦片战争以后，更是一再地向中国开战，主要是由于英国在工业革命以后，自由贸易的需要日益加强，满足此种需要，必须开拓广大市场，地广人众的中国，正是他们经济侵略的最佳对象。当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已进入高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时，中国还停在手工业时期。机器工业与手工业之间的战争，其胜败之数不卜可知。满清政府在屡次失败以后，虽有自强新政运动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响应，但新技术的引入，对增加国力并未产生显著的效果，对旧社会体制的破坏却发生效力。费孝通说：　　　　
　　　　基督教和罗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两大遗产，和现代技术结合，造成了个人资本主义的一种文化。在中国，现代技术并没有带来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反地，在国际的工业竞争中，中国沦入了更穷困的地步。现代技术所具破坏社会完整的力量，却已在中国社会中开始发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国人民对传统已失信任，对西洋的新秩序，又难于接受，进入歧途。　　　　
　　　　近代的中国，就这样成为西方经济竞争中的牺牲者，最初是廉价的工业成品，取代了中国的手工业品，破坏了乡村的副业；接着是中国的商人资本与洋人金融资本相结合，扩大了西方资本家对中国农业市场的剥削力，结果使本已相当贫困的农村，更形凋敝，生存线以下的生活，迫使农民纷纷离乡，家族规模日渐缩小。这事实说明，原来家族赖以凝结的安全活瓣，由于西方经济的侵入，已遭到破坏。因贫困和战乱造成农民离徙的现象，在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但古今不同的是，过去只要战乱一停止，贫困的现象一旦消退，农民就会重建家园，作为社会安定基石的家庭的功能，也就再度恢复。现在情形可不同了，西方文化的侵入，尤其是工业技术的刺激，要求新的适应，不能适应就只有由落后而淘汰。新处境促使对旧传统的怀疑，剩下只有一条路：适应新处境，改变旧传统。到这时候，农村子弟已不愿回头，事实上也不能再回头。在近代西方经济的重压下，传统的家庭，注定要遭到解组的命运。　　　　
　　　　二、思想方面的原因　　　　
　　　　由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新思潮，给予中国社会的冲击，是史无前例的，在西潮冲击下，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家族制度，伦理制度和君主政体，也都遭到破坏，开始发生新的变革。在清末民初一段时间，打击传统家族制度的新思潮汹涌澎湃，传统家族蕴涵的问题，在新异文化的光照下，完全被暴露出来。　　　　
　　　　中国传统因特别重视伦理，所以教育的重点是放在培养群性，以符合人际关系和谐的要求。从观念上看，孔子并没有完全忽视个性教育，例如他说：“当仁不让于师。”秦汉以来，由于家庭主义的形成，个性教育与家庭主义的特质不能相容，遂使少数代表个性教育的观念，只停在理想范型（ideal　pattern），没有落实为实在范型（real　pattern）。由于传统家庭主义严重妨碍个性的发展，所以当西方的自由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来到中国以后，不久就与家庭主义形成尖锐的对立，爆发了个性解放运动。　　　　
　　　　自由思想正式介绍入中国，始于严复。严复翻译穆勒的名著《论自由》（《群己权限论》）是1903年的事。他在《译凡例》里说：　　　　
　　　　须知言论自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一不为古人所欺，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使真理事实，虽出之仇敌，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虽以君父，不可从也。此之谓自由。……仁勇智术，忠孝节廉，亦皆根此而生，然后为有物也。　　　　
　　　　梁启超在《新民说》里也提倡自由思想，他对自由的解释是：“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所以要实现自由，必须先除“心中之奴隶”。梁先生所说的”心中之奴隶”共有四种：1。勿为古人之奴隶。这是要人不可盲从传统。2。勿为世俗之奴隶。这是说，人要实现自由，必须有主见。3。勿为境遇之奴隶。这是教人扬弃宿命论的人生观。4。勿为情欲之奴隶。梁先生认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所以如果没有过人的自制力，则必为情欲的奴隶。　　　　
　　　　严复和梁启超所提倡的自由，对中国传统而言，都是惊人的言论。尤其是严复所说的“忠孝节廉，亦皆根此（指自由）而生”，似已有把固有道德移置于新价值基础上的企图，这是至今仍未解决的大问题。二人的言论，因在清末接受新思潮的社会条件尚未成熟，除少数知识分子外，对广大的社会还没有发生影响。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广大的青年群发生巨大影响，始于民初的《新青年》。《新青年》于1915年9月创刊于上海（原名《青年杂志》，1916年9月易名为《新青年》，改在北京出版），陈独秀发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的差异》一文，认为“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庭为本位”，开始把“个人”与“家庭”尖锐地对立起来，接着就指出以家族为本位的恶果：1。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2。窒碍个人意志之自由；3。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4。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之生产力。要革除这些恶果，必须“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陈氏所说的“个人本位主义”，就是指“谋个性之发展”。《新青年》鼓吹个性解放的思想，到1918年6月的“易卜生专号”，出现高潮，这一期胡适同时发表了《易卜生主义》和《娜拉》（第三幕），前文是揭发家庭的黑暗腐败，后一剧是写主角娜拉，无法忍受丈夫的伪善与虐待，在家庭里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个性，遂决定离家出走。胡适说：“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表面上是在介绍易卜生思想，真正的动机可能是借易卜生之口向传统的家庭主义宣战。在个性解放运动的影响下，中国的“娜拉”，纷纷脱离了大家庭。30年代的文艺小说，曾把握住这一主题，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巴金的《家》，这部把大家庭视为坟墓的小说，曾引起广大青年的共鸣，李辉英说，《家》“至少在给青年们以勇敢脱离大家庭桎梏的情形下，等于是打了催生的一针”。


第一部分传统家庭的解组（2）

　　　　三、家庭本身的原因　　　　
　　　　以上经济和思想的原因，是造成传统家庭解组的外在原因，除此以外，还有家庭本身的原因。社会学家克鲁格（E。T。Krenger）把家庭解组解释为一种心理的衰落，以及他所说的六点特质，正是属于家庭本身的原因。　　　　
　　　　共同目标的丧失家庭主义，强调一体感，重视家庭荣誉，作用之一，就在维系家庭的共同目标。在传统时代，儿子多半继承父业，纵然有改变，也不会妨碍到家庭荣誉，因此共同的目标比较容易维持。到了近代，因逐渐走向工业化、都市化，职业开始多途分化；加上革命浪潮的影响，年轻一代的人生目标和老一代之间有很大的不同；自由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使年轻男女要求依照自己的志趣发展前途。这种因素的渗入，自然促使家庭共同目标的丧失。　　　　
　　　　家人合作的短少家人间的合作，主要是基于相近的志趣和共同的目标，当子女们志趣纷歧，共同目标丧失以后，家人赖以合作的程度，必大为减少。以往知识主要的来源是传统的典籍，因此学问可以父子相承，有所谓家学渊源。从事商业的，也往往是世代经营。至于农家，需要全家人合作经营，更是必要。到了近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介入，使各行各业逐渐步向专业化，除了家庭事务，彼此可以合作的余地越来越缩小。　　　　
　　　　互惠服务之抑制一个家庭如具有共同的目标，必更能合作无间。既具有共同目标，又能合作无间，则家人间互惠服务的程度必愈高。反之，互惠服务的程度必愈低。在传统解体的过程中，年轻一代为了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逐渐开始追求超越家庭的理想，这可能是导致家人间互惠服务抑制的一个主因。　　　　
　　　　角色协调的缺乏生活稳定、目标相共的家庭，角色之间的协调比较容易。社会动乱，个人志趣纷歧，角色间的协调，就很困难。子顺其父、妻从其夫的时代，角色协调比较容易，西方自由平等的思想输入以后，“如何做父母、子女？”“女子的责任是什么？”都发生了问题，原有的角色协调，就难以维系了。　　　　
　　　　家人社会参与的困扰在新时代的刺激下，青年男女再也不能安于现状，把一生的心血仅限于家庭的目标上，于是有的加入革命行列，有的去从军，有的到国外留学，有的参加社会服务，子女们纷纷离家参与社会，不但给双亲们在心理上带来莫大困扰，也使原有的家庭功能受到影响。　　　　
　　　　情绪态度（如爱、忠心、尊敬）的紊乱自从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社会的价值标准为之一变。革命的洪流，创造了社会的新典型。两千多年的传统，都在教人孝顺父母，热爱家庭，新的价值标准和新典型的向往，却要人公而忘私，国而忘家，新旧价值之间，究竟孰轻孰重，为年轻一代带来情绪态度的紊乱。　　　　
　　　　综合以上内外的原因看起来，传统家庭的解组，是为了适应西方文化侵入后所造成的新处境，以及努力重建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不可避免的现象。认识到这一点，那么传统家庭主义的某些特质的消失，应该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正常现象。　　　　
　　　　其次，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以上所说的传统家庭解组的种种原因，都是造成目前社会代沟问题的基本成因，问题的形成，由来已久。我们如果把代沟看成新社会的问题是对的，如果认为是一种社会的病态，是不对的。因为在加速变迁的社会，这是无法避免的现象。


第一部分认识“个人”

　　　　传统家庭的解组，使近几十年来的中国家庭普遍笼罩上一层阴影，这毕竟是过渡时期，家庭解组与家庭重组（Family　Reorganization）是一连接的过程，在解组过程中，双亲和子女都身受其痛苦，痛苦必然产生重组的要求。虽然重组的过程和解组的过程几乎是同时发生，但要使重组的家庭生活更能适应新处境，对“个人”的概念，尚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因现代的中国家庭，必须建立在合理化的个人基础上。　　　　
　　　　从家庭解组到家庭重组，如用两极化的概念来表达，也就是从“家庭主义父权的”家庭方式，演变到“个人中心平权的”家庭方式。前者以家庭为中心，后者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为中心，表示对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尊重，这是伴随着民主运动的演进而带来的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业已成为民主生活方式的主要概念之一。社会心理学家巴勃（Zevedei　Barbu）认为，依照古代雅典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可由两方面去界定个体性的意义：1。个体性是生活的独特表现，它本身就是目的；2。个体性是团体分子的身分。他说：“古雅典文化与近代文化，都充分证明这两种个体性界说的倾向之平衡，是民主的生活方式的主要条件。这就是说，个体本身是目的，同时又是功能类目。”如此，个人才不是脱离团体的寡头个人，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