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现代生活-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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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的忠告是：明智的父母，除非子女们甘愿接受，尽可能少替他们做决断，要耐心认真地自小就培养他们决断事情的能力。　　　　
　　　　重视情绪教育情绪教育在儿童教养中是很重要的一环，因儿童对行为的控制力弱，多半是情绪化的。在这阶段，对儿童行为的态度反映，将影响他们情绪是否能获得正常发展。有的父母，因囿于自己所受传统式教养的经验，总有意或无意的，对儿童的情绪性行为，采取严厉的管束，认为孩子必须学习端庄、文雅，尤其对女孩子更是如此，不喜欢他们随意朗笑和发脾气。这种管教方式，是偏向于情绪的节制，虽不完全算错，但也只做到情绪教育的一半。正当的情绪教育，除了节制以外，也要注意宣泄，两方面的平衡发展，为健康的身心所必需。要求端庄是好的，但不可流于呆板；要求文雅是好的，但不可流于懦弱。孩子们如有正当的理由（如人格受到侮辱、自尊心受到打击）表现出愤怒的情绪，即使你不愿赞赏，至少应容忍。这方面的情绪，如受到过分的抑制，可能会扼杀他们的正义感和是非心。即使没有正当的理由，孩子们发发情绪，也是常见的现象。他们的情绪，有的是愉快的，有的是不愉快的，愉快的情绪宣泄出来，可以使他们感到轻松，不愉快的情绪宣泄出来，可以减轻心理的负担，二者对身心的发展都有益。现在少数父母已注意到让孩子自小就学习一种乐器或练习舞蹈，这是情绪教育的正当方式，因为在这类的学习中，不但学到节制，也达到宣泄的满足。在这种情形下，孩子很少会变成问题儿童。家庭里的问题儿童，多半是由于父母对情绪教育忽视，或过分偏重某一方面所造成的。　　　　
　　　　容忍并辅导超越规范的儿童家庭里如果出现个桀骜不驯的孩子，通常都被父母引为最头痛的事。尤其在中国传统教养的尺度下，这类的孩子更使父母无法容忍。严重时简直被视为家门不幸。父母对待这类孩子，往往不是偏爱，而是偏恶。在双方相激相荡之下，于是问题儿童形成，这究竟是谁的责任呢？一个桀骜不驯的孩子，如果这方面的倾向显著，且经常如此，那么他是一个精神异常，或超越规范的儿童。这类儿童最需要父母们的关注，因为极可能他的潜力较强，潜力较强的孩子，一旦发诸行为，也比较难以控制，所以和一般的儿童相比，就显得异乎常儿。这类孩子如果能得到父母的耐心抚养，并予以适当的辅导，就可能培养出一个创造型的人物。一个创造型人格的特征，是充满自信，富有冲力，不愿与世俗同流，不重视别人对他的印象和要求。一个有自己的主见常常表现反抗倾向的孩子，就可能是这些特征初步显露的征兆。相反地，如果这类孩子得不到父母的耐心抚养和适当的辅导，甚至还被歧视，再加上不良环境的诱惑，就会变成问题儿童。从人类学的观点，孩子们的精神状况是否正常或异常，常常只是根据所在社会的规范标准下判断的，在这个社会认为异常的，另一个社会可能视为正常；根据传统标准认为异常的，在现在反而认为是正常。我们奉劝为人父母者，家里如出了个超越规范的孩子，除了加倍容忍之外，最好多听听相关专家的意见，万不可鲁莽从事，造成不堪收拾的恶果。　　　　
　　　　调整旧有的价值观念，以适应现代社会在传统教孝的社会里，特别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恩惠。由于这种观念被过分强调的缘故，遂造成父母们对子女过多地要求和干涉。这种观念被强调，在传统的农业经济结构里，有它事实上的需要。现在经济结构和社会情况，已有很多的转变，我们的观念也必须有所调整，以求适应。在现代社会，我们应该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父母教养孩子的目的，不再是要求他们将来做一个承欢膝下光宗耀祖的孝子，而是要他们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孩子将来的工作只要真正有益于社会，他就算是对得起父母，就是父母的好儿女。生存于现代社会，从小培养成就动机，不但有必要，且应该加强，不过成就不一定就是要符合父母的愿望，更不是为了补偿父母。衡量成就的标准，如是在同一条行业在线，自有客观的标准可凭，但对儿童，是要由他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他能做什么比他应做什么更重要。只要是适合他性向和能力的工作，就是最有希望获得成就的工作。老一代的父母，在诸多价值观念的调整上，道德价值的调整，是最困难的事，这不只是由于传统的影响力大，而是这方面的问题，不像其他价值（如经济价值、政治价值）那样容易看得出来。我想这方面的努力，不是普通父母所能为力，家庭以外的学校和社会，都需要努力，尤其是学校，学校教育如有成效，回过头来可以影响家庭，然后再扩及社会。


第一部分转变中的儿童教养（3）

　　　　父母如果肯接受上述的这些观念，那么对子女的态度，亦必有相应的转变。接受了只要子女有限度服从的观念，就会产生出凡事和子女多多商量的态度。接受了不干涉儿童兴趣的观念，就会产生出主动培养孩子们独立自主的态度。接受了重视情绪教育的观念，对孩子的情绪行为，就可以由原来的讨厌改变为欣赏的态度。接受了容忍超越规范的孩子的观念，就可以由原来消极歧视的态度，改变为积极辅导的态度。接受了价值必须更新的观念，就会产生更开放更近理的态度。在这转变期的社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必须重建，我们这里所提供的一些观念和态度，就是重建工作的几个基本条件。　　　　
　　　　注释：　　　　
　　　　①参看李亦园：《文化与行为》，第1版，19～23页，商务，人人文库，1966。　　　　
　　　　②张春兴、杨国枢：《心理学》，第1版，103页，三民书局，1969。　　　　
　　　　③同注①，3页。　　　　
　　　　④弗洛姆：《人类之路》（Man　for　Himself），第1版，139页，协志工业丛书，1970。　　　　
　　　　⑤Muensterberger；Orality　and　Dependence；Characteristics　of　SouthernChinese。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　3∶37…69。　　　　
　　　　⑥参看曾：《从人格发展看中国人性格》，见《中国人的性格》，第1版，234页，“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72。　　　　
　　　　⑦吴燕和：《从人类学观点看目前中国儿童的养育问题》，载《思与言》，三卷六期。　　　　
　　　　⑧中国传统的养育方式，是属于权威家庭的类型，弗洛姆在注④所引的书中，对权威家庭的一般情形曾做描述和分析。他的描述和分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传统的养育问题。他说：　　　　
　　　　有时候，子女觉得他们令父母失望是因为他们自己与父母不同。专制的父母要子女像他们，不管在气质上或性格上；性急的父母不喜欢慢吞吞的子女；重实际的父母决不喜欢子女搞理论性的东西；独霸型的父母看自己的子女“不肖”自己，便说他们“低能”。以此，子女因自己与父母不同，便觉得自己低能而感到罪恶，于是他们便努力把自己变成父母要他们做的“那种人”。但是他们越像父母，便越不像自己，而即使他们成功的话，他们也不过是他们父母不完整的“复制品”而已。由于他们觉得必须像父母，因此要是他们不像父母的话，他们便觉得良心有罪。当子女想摆脱这些重担，变成他们自己时，他的“罪行”便告成立，于是“罪名”便把他们压下来。以此，子女尚未达到自己自由的目标前，便中途倒下来。子女所承受的负担实在太重了，因为他们不仅要应付父母，应付父母的失望、责骂和哀求，甚至还必须应付整个文化，因为文化要他们爱他们的父母。（《人类之路》，148页）　　　　
　　　　⑨中国传统对特立独行之士，在价值上是予以肯定的，也能受到知识分子的尊重，所以从《后汉书》开始，就有《独行传》。这里是就一般的社会生活而言。　　　　
　　　　⑩这是根据美国加州大学教授麦金伦（D。W。Mackinnon）的看法。他把人的性格分成三种类型，除顺应型外，还有冲突型和创造型。冲突型的特征，介乎另外两型之间，有些特征像顺应型，也有些特征像创造型。此型的人情绪较不稳定，焦虑较多，心理困扰亦较其他两型的人为重，因为他的“意志”（Will）与“反意志”（Counter_Will）不能统一。创造型的特征是自信自主，自我接受，有雄心壮志，有控制别人的欲望，不愿与世俗同流，他已大抵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人。他不重视他所给别人的印象如何，或别人对他的要求如何，他比其他两型的人较能自己建立自己的标准，并用自己的方式来达到这些标准。


第二部分权威性格

　　　　权威性格的存在，大概与人类社会的起源同样悠久。盖任何社会的维系，端赖其具有一套社会控制的方术，有效执行方术的人，自然就养成一种权威性格。　　　　
　　　　权威性格的存在，虽有悠久的历史，但对这方面的问题，从事科学性的研究，则属晚近的事。1933年德国纳粹党夺取政权以后，厉行高压恐怖政策，使其统治下的人民，饱受当时盛行的权威性意识形态的毒害。这种法西斯式的权威性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对少数民族（尤其是对犹太人）的迫害。希特勒大量屠杀犹太人事件，震惊了世界。事后“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为了了解此一事件的缘由，特别组织了一个“科学研究部”，专门从事并鼓励对有关种族偏见与法西斯意识的研究，心理学家阿都鲁（Adorno。T。W。）等人合作的名著《权威人格》（The　Authoriterian　Personality），就是这一研究计划的产品。①自《权威人格》于1950年出版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②在台湾近年来，也有心理学和政治学的学者开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③中国的学者们，开始注意到权威性格的问题，是由于如下的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培育的国民性，有显著的权威性格倾向，百年来的现代化运动，所以遭到许多困难，或多或少与这种性格有关。如果我们能够对这种性格多加了解，并能进一步促其转变或减弱，将有利于中国的现代化。　　　　
　　　　


第二部分权威的概念意义

　　　　一个现代性倾向较强的人，一听到“权威”，往往会生出憎恶的情绪。权威在这类人的心目中，简直是罪恶的化身。如此对权威的认知，以及如此的情绪反应，是不合理的。在这里，我们有把权威的概念先弄清楚的必要。　　　　
　　　　心理分析学家弗洛姆（E。Fromm），曾把权威区分为两种：一种是理性权威，一种是非理性权威。兹分述如下：　　　　
　　　　1。理性权威。依弗洛姆的解说，理性权威和真正的理想一样，代表个人生长与发展的目标。在原则上，它绝不会与个人及个人的真正目的发生冲突。理性权威的特色是：　　　　
　　　　（一）理性权威是靠一个人的才能建立起来的。如果一个人被托以重任，他能把任务做得圆满成功，就自然获得他人的敬重，而树立起一种权威。　　　　
　　　　（二）它不需要假借某种神奇的特质，或任何非理性的威势来恐吓别人，借以获取别人的赞美。　　　　
　　　　（三）理性权威的表现，它对人是一种给予，不是一种剥削。　　　　
　　　　（四）理性权威不仅允许而且主动要求其属下经常提出质疑与批评。　　　　
　　　　（五）这种权威是时间性的，权威是否得到他人的认许，要靠它自身的成绩而定。　　　　
　　　　（六）它是建基在权威与属下相互信托的平等关系上，他们只因个人知识及技能的差别而有所不同而已。　　　　
　　　　2。非理性权威。依弗洛姆的解说，非理性权威的特色是：　　　　
　　　　（一）非理性权威，在根本上就已经超越过一般人，它的力量永远在一般人之上，这种力量或是体力的，或是智力上的，它的力量或是真有其事，或许只是相对利用屈从它的人心理上的不安及无力而加以控制而已。　　　　
　　　　（二）一方面具有权力，另一方面因慑服对方的权力而感到恐惧，这两方面的结合，遂构成非理性权威的两个拱壁。　　　　
　　　　（三）非理性权威建构在天生的不平等上，它认为人在天赋的价值上就有不同。④　　　　
　　　　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一项权威的制度化的著名研究中，把权威分成三种基本的类型：　　　　
　　　　1。理性——合法的权威。这种权威是由任职者在一般法律制度之下发号施令，所以它的合法性并非倚靠个人的威望，而是来自法律的权威。韦伯认为近代西方社会的政治形态的特色——官吏制度，就是这种权威最具体的表现。　　　　
　　　　2。传统的权威。这种权威不是由在职者依据法律发号施令，而是完全依据个人传统上的身分而来。虽然这种权威要受制于传统的秩序，但个人权威却往往在传统秩序之外，凭借个人的威望和地位行使其影响力。现代化前期的世界，尤其是东方社会，就是传统权威的时代。　　　　
　　　　3。神圣英雄人物的权威。依韦伯的说法，凡是救世主型的领袖——政治领袖、宗教先知、军事英雄，皆可列为神圣英雄人物，这类人物凭借个人的权威主张，有统御他人的合法权力。所以此种权威，既不是基于法律权威，也不是来自传统的合法化的身分地位，而毋宁是，在某些方面与其中之一或两者公开冲突的。这类权威所领导的救世主式的替天行道的社会运动，往往发生在历史上的非常时期⑤。　　　　
　　　　韦伯所说的“理性——合法的权威”，与弗洛姆所说的“理性权威”相似；韦伯所说的“神圣英雄人物的权威”，与弗洛姆的“非理性权威”相似。这类分法，都只是为了讨论上的方便而设计出来的“理想形态”（ideal　type），因为落在具体的个人身上，没有一个理性权威能在每件事和每一时刻，他的表现都能符合理性标准。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代表一种理性的权威，可是他对政治的见解，以及对宗教问题的发言，或是在扮演其他角色时，就未必能代表理性的权威了。同样地，也没有一个非理性权威，在他行为的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