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漠那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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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别的国家工作过吗？”　　　　
　　　　“没有。到贵国来我是第一次出国，在今后工作中希望得到您的帮助。”　　　　
　　　　“协助各国在我国的文化官员开展工作，是我们三司的责任。今年我们两国的文化交流项目执行得很好，都已如期实现了。”　　　　
　　　　“的确执行得不错，这也是您司长的一份贡献。不过，还有一项我们驻蒙文化官员访问科布多省，似乎也应在今年之内。”这是小乌特意让我催问的。　　　　
　　　　“是的，是的，这件事我们尽快安排。秘书同志，您都有些什么喜好呢？”　　　　
　　　　“我喜欢文学和历史，特别是对一些历史名人非常敬仰，比如对蒙古人民的祖先、民族英雄成吉思汗，我就很崇拜。”　　　　
　　　　“啊，啊，我们蒙古现代也有许多名人，例如著名作家达木丁苏伦，文学泰斗仁亲教授。”　　　　
　　　　“我听说过，希望今后能够见到他们。”　　　　
　　　　双方又谈了谈乌兰巴托和北京的天气，以及其他一些闲话，彼此还互祝即将到来的新年快乐，之后我就告辞了。　　　　
　　　　回馆的路上，小毛提醒我以后同蒙古官方人士接触时别提成吉思汗。我诧异地问为什么。他说，1962年是成吉思汗诞辰800周年，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提出在首都开纪念大会，在肯特省建大型纪念碑，不但没有实现，反而在苏联的干预下，把这个中央书记给撤了，还打成反党民族主义集团的头子。我不禁想到，七百多年前，成吉思汗及子孙西征建立的四大汗国，其中钦察汗国统治俄罗斯二百五十年，那时俄罗斯人在小孩哭闹时就说成吉思汗来了，吓得小孩不敢出声。当时是为了制服小孩的啼哭，今天则是制服蒙古领导集团中的不同声音，真是可悲。　　　　
　　　　拜会在1966年新年前后继续进行。在拜会接触中，蒙古文化界人士尽管他们的党中央跟随苏联反华，声调日渐高涨，而且已开始扩展到国家关系中，但在同我交谈时，没有一个人借端挑衅。我用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拜会完蒙方文化界的上层人士和蒙中友协主席、人民军事务部外事处长等朋友。蒙古朋友对中国的友好情谊使我深受感动，尤其是美协主席楚勒特木和音协主席贡其格苏姆拉给我的印象尤深。我感到这种情谊是历史上天长日久的积累，也是新中国建立后对蒙古无私援助的深刻影响，人心的向背是会影响历史的进程的。楚勒特木的画风深受中国画影响，他特别敬仰我国名画家徐悲鸿。第二次见面时，我送他一幅荣宝斋水印徐悲鸿的《雄鸡引吭长鸣》条幅，他特别喜欢，但不知题词内容是什么，表现有些担心。我给他解释“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八个字的历史背景，他若有所悟地不住点头。我同贡其格苏姆拉只见过一面，因为我不懂音乐，没有多少话题好谈。1967年6月，我国氢弹爆炸之后，小毛给他送使馆公报，他问小毛有什么新闻，小毛讲了氢弹爆炸的消息，贡其格苏姆拉听后自言自语地反复说：“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绝不能说中国同志无能！”他这样情不自禁地吐露心态，表明不仅是由衷地赞扬中国，且系有所指而发，因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4年10月）之后，苏联报刊宣称，中国可以制造十万吨级的原子弹，但其技术水平造不出一百万吨级的氢弹。


第一部分兴衰更替（1）

　　　　第三章 蒙古昔日的辉煌　　　　
　　　　一个民族的振兴，当然首先要有稳固的强有力的政权，不过这还不够，还必须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还在同反革命势力激烈搏斗的时候，蒙古人民革命党就在经济上采取了激进的民主改革政策。　　　　
　　　　兴衰更替　　　　
　　　　1966年上半年，我在工作的间隙，常到使馆的小图书馆翻翻书。这里的书不过两千册，却很适用，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两大部分，而关于蒙古的情况介绍占有相当数量。　　　　
　　　　我来蒙古前阅看有关资料时，一直有一个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成吉思汗及其儿孙所创立的惊天动地的业绩，历史上这样一个强悍的民族，为什么会衰落？是怎样衰落的？我带着这个问题，在图书馆里寻求答案。　　　　
　　　　经过一番认真的阅读和查考，一个比较完整的轮廓逐渐形成：从1206年铁木真登上成吉思汗的大汗位，到1368年元朝被推翻，是蒙古民族的鼎盛时期；从1368年开始的北元，到1644年满族人入主中原建立清朝，是蒙古民族由盛转衰的式微时期；从1644年到1911年，是蒙古民族臣服清政府而无所作为的衰败时期。也就是说，兴盛162年→式微276年→衰败267年。　　　　
　　　　继承祖业的忽必烈，1259年登上蒙古大汗位，建都中都（后改称大都，即今北京），1271年改蒙古国号为“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义，建立了元朝。他还在当藩王时，便思“大有为于天下”，怀有奋力开拓疆土的雄心。经过二十年的胜利征战，于1279年击灭南宋，统一了全中国，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辽、宋、夏、金、吐蕃、大理等国持续三百多年的并立和相互攻战的局面，基本上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版图，幅员之广超过了汉代和唐代。他不仅使辽东、漠北、西域、云南等地进入大一统，而且吐蕃地区从此正式并入中国，意义非常之大。在巩固了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后，他又立即着手恢复对西道诸王（四大汗国）的政治控制，征抚并用，使这些宗藩国维持与元朝的正常关系，并由此架起了东西方间的桥梁，使中国同外国的交通和经济、文化交流，进入了极盛时期。　　　　
　　　　忽必烈称帝后，其保守、嗜利和黩武等消极因素都有发展。采行汉法、改革落后旧制的工作陷于停顿。邀宠大臣阿合马等人主持国政，吏治腐败，专注搜刮，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为了对外战争，打造出征海船，沿海和江南地区徭役日益加重。人民不堪沉重的封建剥削与压迫，纷纷起义。而这时，大漠南北受封的蒙古诸王连年相互混战，有的甚至叛离朝廷。因此，在忽必烈在位35年于1294年逝世之后，元朝已是强弩之末，皇位递传九代仅74年，农民大起义埋葬了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元帝国。　　　　
　　　　兴盛162年，看起来时间不算短，但在历史的长河中，也不过弹指一挥间。蒙古民族的兴衰更替，正如古书所说：“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元朝灭亡，残余力量退居蒙古草原，史书称之为北元，持续年代从1368年至1402年，为漠北西部崛起的瓦喇部取代。　　　　
　　　　明朝建立，把北元视为心腹之患，曾多次进兵漠北，在绥服近边蒙古诸部后，陆续在辽东、漠南、嘉峪关外和哈密等地设置蒙古卫所，企图以此为屏障，把漠南和漠北蒙古隔绝起来。退居漠北的蒙古大汗，局促一隅，权威低落，大小封建主实行割据，内讧不已，明王朝又从中挑拨，使之“人自为雄，各自为战”。到15世纪中叶，瓦喇封建主也先力量壮大，取代北元，西征哈密，东取辽东，南犯明朝边境，蒙古民族一度中兴。1449年，也先部在北京附近八达岭外土木堡（今怀来县东南）所进行的“土木之役”中，曾俘虏明朝皇帝明英宗，接着又攻到北京城下，只是由于明朝大臣于谦率众拒守，也先未能得逞。但从此明朝军队全部退入长城以内。不过，瓦喇部好景不长，到15世纪末叶，达延汗兴起，他消灭权臣，削平割据势力，调整蒙古的封建秩序，把当时错落纷纭、各不相属的大小领地，合并为六个万户，重新划分领地，各部驻牧地区得到稳定，经济逐渐恢复。达延汗死后，蒙古各部又趋分裂。但这时已与前期的分裂战乱和经济衰败的情况不同，各部只是脱离大汗的控制，尚未兵戎相见，经济也略有发展，与明朝之间也保持着相对的和平。


第一部分兴衰更替（2）

　　　　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清朝统治者根据自己同蒙古族长期接触的实际政治经验，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常败于北方民族入侵的历史教训，制定了一系列统治蒙古族的政策。他们从入关前的努尔哈赤时期起，前后花费了近一百五十年的时间，终于制服了蒙古各部。　　　　
　　　　首先是实施盟旗制度，将原来的“爱马克”（血缘集团）、“鄂托克”（地域集团）等大小领地拆散、合并，重新改编为许多互不相属的旗，作为军事行政单位。通过两大行政管理系统，即实行大臣、将军直接节制的总管旗制“内属蒙古”系统，及实行理藩院监督的札萨克旗制“外藩系统”，以防范内外蒙古联合抗清，从而加强了中央王朝对蒙古地区的控制。旗之上还有“部”、“盟”两级组织，旗以下有“佐”为基层单位。内蒙古划分为6盟24部51旗，外蒙古划分为4盟4部86旗。清政府还规定了旗札萨克（旗长）的权限，严格划分旗界，不准越界游牧、耕种及往来、婚嫁，固定了牧民对各等级封建主的依附关系，也限制了封建主滥施权力及相互勾结。　　　　
　　　　清政府为了分而治之，又将外蒙古4盟4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赛音诺颜汗部）由理藩院监督，进而按地理位置，派驻库伦办事大臣和驻乌里雅苏台（今扎布汗省境内）定边左副将军分别管辖。　　　　
　　　　其次，为了麻痹蒙古族的斗争意志，清朝对喇嘛教采取全面保护的鼓励政策。古代蒙古族原信奉萨满教，13世纪一些外来融入蒙古族共同体的人群信奉景教，蒙古统治家族的个别人也接受了景教的信仰，但都没有发生多大影响。元代，宁玛派喇嘛教盛行于蒙古统治者的宫廷，而广大蒙古族人民仍信奉萨满教。及至16世纪（俺答汗时期）格鲁派喇嘛教（黄教）传入蒙古之后，清朝以各种尊称名号、职衔加封上层喇嘛，敕封特殊领地（喇嘛旗），使其主持的寺庙拥有大量土地、牲畜，享有各种特权，形成与世俗封建主并存的僧侣封建主集团。由于喇嘛可免除赋役，当喇嘛的人数日多，到1920年，外蒙古有寺院二千五百多所，喇嘛十万多人，占当时蒙古男子的三分之一。他们脱离生产，不准结婚生育，大大妨碍了生产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喇嘛教遂成为渗入蒙古社会每一角落，支配蒙古族人民精神世界和世俗生活的惟一宗教。　　　　
　　　　清朝对蒙古族统治的加强，有效地制止了封建割据和战乱的重演，使蒙古社会获得近二百年的稳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库伦也因贸易的兴盛而发展成漠北大的商业城市。但是，广大的蒙古人民，则遭受着封建主深重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期，清政府的民族隔离和旗界封禁政策，在内外矛盾激化和经济力量的冲击下，逐渐变得徒有其名。盟旗制度也失去先前的约束力，蒙古社会出现了新的不稳定的因素。到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蒙古地区也和全国一样，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第一部分走向新的振兴（1）

　　　　走向新的振兴　　　　
　　　　1921年，蒙古人民革命胜利后，蒙古民族面前出现了重新振兴的曙光。　　　　
　　　　当时，战争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蒙古遭到严重破坏，国库空虚，经济停顿，百业凋敝。另外，大部分领土尚在温甘伦白匪统治下，而且不甘心失败的封建主勾结内外反动势力，妄图扼杀新兴的革命力量。　　　　
　　　　人民革命党的领袖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为了巩固革命的成果和新兴的政权，进行了艰巨而惨烈的斗争。　　　　
　　　　苏赫巴特尔，1893年2月2日出生于买卖城的贫苦牧民家庭。五岁时，举家迁往库伦谋生。由于家庭贫困，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十四岁，被雇用到库伦至恰克图的驿道上当了一名马夫，后来又回到库伦打短工。在这段时间里，他亲眼目睹了清廷官吏腐化糜烂、穷奢极欲的生活，也亲身感受到封建主和喇嘛首领对下层劳动牧民的残酷剥削。1912年，他十九岁应征参加了“蒙古自治军”，不久被派到俄国人主办的呼吉尔—布拉克士官学校学习，毕业后回到军队当过骑兵连长、机枪连长。他在军队里受到几个同情苏维埃革命的俄国教官的影响，了解到一些有关俄国革命运动的情况。十月革命爆发，更激发了他的反叛精神，而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和残暴，加速了他思想的转变。　　　　
　　　　1918年底，苏赫巴特尔从军队退伍后，回到库伦在一家印刷所当排字工人。由于他生活艰难却很讲义气，很快有一些人聚集到他周围，慢慢形成了蒙古的第一个革命小组。1919年秋，他与乔巴山组织的革命小组开始合作，于1921年3月建立了蒙古人民党（后改称人民革命党）和蒙古义勇军。　　　　
　　　　乔巴山，1895年2月8日出生于车臣汗部（今东方省）克鲁伦河畔一个贫穷的牧民家庭。他的童年生活十分艰苦，母亲忍痛把他送进喇嘛寺院。他在寺院忍饥挨饿地当了两年喇嘛，便偷偷逃了出来，时年十七岁。1912年，他流落到库伦，在经历了一段辛酸生活之后，考入“自治蒙古外交部”附设的一所学校读书，学习非常刻苦。1914年，他被送到俄国的伊尔库次克学习，在那里他受到俄国革命运动的深刻影响。十月革命爆发后，他回到库伦，目睹统治者的腐朽和下层民众的普遍不满，便把与己志向相同的人聚集起来，于1919年秋组织了地下革命团体，并与苏赫巴特尔组织的第一个革命小组合作，从而建立了蒙古人民革命党。　　　　
　　　　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的人民革命党，在苏俄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取得了革命胜利。1921年7月10日，在库伦正式成立了蒙古人民革命政府。囿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国家政体采用了保留第八世哲布尊丹巴为帝的君主立宪体制。苏赫巴特尔在政府中任军事部部长，兼人民军总司令；乔巴山任军事部副部长，兼人民军副总司令和政治委员。　　　　
　　　　人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人民革命党在苏赫巴特尔和乔巴山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首先是肃清盘踞在蒙古西部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