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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漠那边-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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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随着全国造反派的“夺权”风暴，外交部的造反派成立了联络站，领导外交部机关和使领馆回国人员搞“运动”。外交部的业务工作，由原来的一些领导加若干新人组成的核心组领导。姬鹏飞等几位老的部领导，由于是“当权派”，既要主持繁重的日常工作，又要随时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回国参加“文革”的各个使馆人员，都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批判“当权派”。大使首当其冲，参赞是准“当权派”，受冲击稍小；随员以下参加战斗队成为“大批判”的骨干；一、二、三秘游离其中，但必须站在造反派一边，否则就要挨批。驻蒙古使馆由于人员构成的关系，战斗队里除个别人“造反精神”特强，其他人尤其是一些年岁较大的公勤人员，大都比较“保守”，批判会开得还算文明。
春节之前，张大使夫妇奉调返国参加“文化大革命”，使馆由办公室主任刘吉德担任临时代办。
张大使到京，驻蒙使馆战斗队仿照其他使馆做法，接站汽车直接把大使拉到战斗队，让他站在方凳上背语录，其目的是“煞煞当权派的威风”。有一天，外交学院的造反团来揪张大使去清算“于、窦事件”，驻蒙使馆战斗队起初不同意，认为此事应由使馆的人批判深究，但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支持造反团的“革命行动”。结果，张大使去后即被扣上投降派的罪名，不仅戴了高帽子，坐了“喷气式”，还被拳打脚踢，肋骨被打断两根，腰椎受伤不能直立。大使夫妇回来后，在院子里靠墙坐下，我从他们身旁走过，大使夫人杨波含着眼泪对我说：“这还怎么活下去！”我不敢接茬，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心想你们无论如何要坚持活下去。
在这样情况下，我只能努力“韬晦”，希望尽快脱离“苦海”。7月，机会来了，使馆的战斗队提议，经外交部第二亚洲司批准，派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去蒙古轮换最后一批未参加运动的同志。去前，我见到伤势有所好转的张大使，向他告别。他高兴地连声说：“你去好，你去好。”我的妻子本来“文革”前已做好出国前的一切准备，“文革”一来，停止所有初次出国人员外派，我又是茕茕一人踏上“征途”。
第二部分“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1）
“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
我回到乌兰巴托，街道两边的树木已长出嫩叶，举眼望去满目青翠，蒙古的春天终于来了。但使馆里却是一片愤怒消逝后的沉默，这是由于5月21日发生了一起严重事件。
培才学校师生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引起蒙古当局的特别注意。华侨子弟通过其家庭同蒙古社会有着广泛的联系，他们散发的数量可观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已深入蒙古民间，这是蒙古当局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想方设法寻找借口进行打击。
培才学校与《蒙古消息报》社同处一个大院，该社的展览橱窗展出的蒙古政府领导人的照片被涂抹，蒙方认为是华侨学生所为，就单方面关闭了共同使用的大门，让学生使用仅容单人进出的小旁门，这显然是一种挑衅行为。学生嫌小门太窄，上下学进出拥挤，就敲打大门让蒙方警卫开门。于是，蒙古当局就以“三名华侨老师带领学生踢打报社大门”，“破坏了蒙方法律”为借口，宣布驱逐三位华侨教师出境，实质上是想借此达到“杀一儆百”的目的。
蒙古当局的无理宣布，激起培才学校师生的愤怒情绪，酝酿届时集体到火车站欢送，并以1月25日发生在苏联莫斯科红场上的中国留学生的英勇斗争事迹相激励。1967年初，中国政府通知派往世界各国的留学生请假半年，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留法、留芬兰学生总共六十九人抵达莫斯科后，在“革命”情绪的激荡下，于1月25日到红场瞻仰革命导师列宁的遗容。当日天气特冷，他们依然排队耐心等待。苏联军官“好心”把他们插进“参观者”（实际上都是便衣警察）的行列。他们走到列宁墓前的大理石平台上排成方阵，献上花圈，开始脱帽默哀。还不到一分钟，苏警就气势汹汹地喊“够了，够了！”默哀后，一名留学生走出队伍，领导大家读《毛主席语录》，苏军一名少校一挥手，苏军和便衣警察就一拥而上，企图冲垮中国留学生队伍。留学生手挽手高唱《国际歌》，气急败坏的苏联军警二三百人将中国学生和使馆陪同人员分割包围，三四个围住一人大打出手，最可恶的是便衣警察，在棉手套里藏有铁块，把中国学生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有的甚至伤筋断骨。打了约半小时，不少市民和各国驻莫斯科记者闻讯赶来。几个苏联老人喊道：“不要打他们！他们是学生！”有些苏联工人还上前帮助中国留学生撤出包围圈。这就是1967年有名的“莫斯科红场事件”。此后不久，国内给驻蒙古使馆发来“红场事件”的照片，让张贴揭露苏联当局的暴行。结果，展出不久，展览橱窗玻璃就在夜里被砸，照片被撕碎扔进使馆大门。
临时代办刘吉德，鉴于蒙方对“红场事件”照片展出后的反应，考虑到华侨师生一旦到车站集体欢送，可能会模仿“红场事件”对中国留学生的做法，招致蒙古警特镇压。遂于5月19日发电国内，建议组织集体欢送，有序进行，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当时外交部造反派还未夺权，但已对业务部门实行监督，因此在复电中强调组织集体欢送，应坚持“三要”（读语录、喊口号、唱《国际歌》）。当晚，使馆再次向国内请示，讲明情况，陈述利害，建议在集体欢送时免除“三要”。国内未予置理。
蒙古当局获悉华侨师生计划去车站搞集体欢送，5月20日上午，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约见我驻蒙使馆临时代办，提出不得在车站举行欢送集会等无理要求，否则后果由中方负责。刘代办予以拒绝。蒙方这样提出要挟，对情绪激愤的华侨师生无异于火上浇油。刘代办回馆后，立即向国内报告，建议顶住蒙方无理要求，届时在车站举行适当规模的欢送，但不形成集会，不读语录、不喊口号，不唱《国际歌》，以避免事态不可控制，希望国内21日10时前复示。但等到21日傍午，仍无回音。刘代办不得不再次紧急请示，国内答复按前电执行。刘代办无奈，只能在组织工作上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例如把领喊口号的师生埋藏在人圈内，不使蒙警特发现。
5月21日下午3时，华侨师生秩序井然地前往乌兰巴托车站为三名被逐教师送行，使馆四名外交官及中建驻蒙公司、友谊医院、华侨协会等单位的代表也来到车站，总共二百余人。未经组织个人自动来送行的华侨及培才学校低年级学生，也有一百五十至二百人。送行者向被逐教师献花后，齐声朗读毛主席语录。这时，预伏的大批警察加便衣，冲进人群动手抓人。华侨师生高唱《国际歌》，高呼口号，蒙警特大打出手，连许多只有十几岁的女学生也被打倒在地。在场的中国外交官向蒙古警官提出强烈抗议，蒙警特不仅置之不理，而且动手扭打中国外交官，并将之强行关进车站临时拘留处。其中一名外交官被拳打脚踢，衣服钮扣被撕掉，胸侧肋骨挫伤。华侨师生和侨协干部二十余人被蒙警特肆行殴打后，将他们关进另一临时拘留处。中国使馆刘临时代办闻讯急忙赶到现场，向在现场幕后指挥的蒙外交部第一副部长托依夫进行交涉，托依夫避而不见。刘代办遂向亲自上阵指挥抓人、打人的蒙古国家警察总局副局长兼乌市警察局长艾林亲浩尔洛提出最强烈的抗议。艾狡辩一通之后，被迫承认华侨学生举行欢送仪式是合情合理的，承认蒙警非法殴打、拘捕了我外交人员，答应立即释放。关于释放华侨师生及侨协干部的问题，艾让刘代办向蒙外交部交涉。刘代办与被释放的使馆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起返馆。
第二部分“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2）
刘代办返馆后，深夜约见蒙古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图门，对车站事件向蒙古政府表示最强烈、最严重的抗议，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全部释放被无理逮捕的中国公民；（二）向遭受毒打和被扣押的全部中国人员赔礼道歉；（三）立即采取措施保障使馆外交人员和中国公民的安全，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在我方强烈抗议和要求下，被扣押的华侨师生很快被释放，但侨协干部贾秀文却被送往外地监狱关了起来。三名被驱逐的教师，离开蒙境前在扎门乌德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回到北京受到有关单位的热烈欢迎。这次“乌兰巴托车站事件”等于是“莫斯科红场事件”的重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国内没有什么人出来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
在北京，5月下旬以后，外交部“文革”运动中极“左”思潮甚嚣尘上，在苏联驻华使馆门前已游行示威数日，砸了“扬威路”的街牌，换上了“反修路”的路标。人们得知蒙古当局驱逐培才学校教师，在车站拘捕使馆外交官，都感到异常激愤，立即组织队伍到蒙古驻华使馆游行示威，递送抗议信的几个人企图冲进使馆当面质问蒙古大使，受到门卫解放军的阻拦。连日来的抗议示威，使蒙古驻华使馆感到十分紧张。
在越来越激烈的反对“大修”（苏联）、“小修”（蒙古）的声浪中，中蒙关系一下子陷入低谷，外交往来只限于强烈抗议、最强烈的抗议。抗议照会有时是在文字上蒙文难以表达的“最最强烈”的字句。
无独有偶，8月9日在北京发生了一次更为严重的事件。这时，我已回到使馆。据了解，外交部的造反联络站在王力、戚本禹等人的直接煽动下，夺了外交部的权，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外交工作失去了控制。联络站在“打倒帝修反”的口号下，指挥外交系统的造反派，并影响社会上的若干造反组织，向好几个驻华使馆“四面出击”。其中最严重的是砸了缅甸驻华使馆，火烧了英国驻华代办处。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8月9日在北京东华门大街烧了蒙古驻华大使策伯格米德专用的汽车。
“八九”事件的过程大致是：这天上午，蒙古驻华大使夫人及另两名外交官夫人乘坐大使的专车，到坐落在东华门大街的友谊商店购物，司机达希敖额尔特把车停在马路边，然后倚在车头上观望手持小红书来来往往的红卫兵队伍。突然，行进队伍中有人发现汽车刹车的踏板上有一张印有毛主席像的海报。这时，蒙古大使夫人等三人从商店出来坐进汽车，司机踩油门开车，踏上了毛主席像。围绕来的红卫兵怒火沸腾，脚踩伟大领袖毛主席还得了！队伍中有懂蒙文的红卫兵，立即把蒙古司机揪了出来质问，蒙大使夫人等吓得下车跑进了商店。人群中有人领头高喊：“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该万死！”“打倒苏修的走狗蒙古修正主义！”蒙方司机起初拒不认罪，还企图撕毁毛主席像开车逃跑，但汽车被群众团团围住开不动。愤怒至极的红卫兵命令他站在凳子上示众，让他下跪向毛主席像请罪，有人还把轿车上挂的蒙古国旗扯下来，要他放在地上用脚踩。友谊商店售货员出来说，大使夫人在打电话求救。这无异给愤怒的红卫兵火上加油，有人喊：“把汽车烧掉！”众多红卫兵喊一二三，把汽车掀翻，有人点起火来，围观的人群齐喊：“毛主席万岁！”“文化大革命万岁！”等到消防车开来，熊熊大火已把这部海鸥牌高级轿车烧得只剩躯壳。在汽车已经烧起来的时候，我国外交部的一位处长来到现场，说服群众将蒙古司机交他处理。蒙古司机当即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经过审讯，他在人证物证面前不得不认错，并亲笔写下认罪书。我国外交部第二亚洲司负责人召见蒙古驻华大使，交给他一份照会，对蒙古使馆工作人员达希敖额尔特侮辱伟大领袖毛主席像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称中国政府决定将他驱逐出境。这个司机离境前，在二连车站又站在高凳上被批斗了一次。
8月9日当天，驻蒙古使馆对此事一无所知。傍晚下班时，蒙古外交部来电话称，其副外长托依夫晚8时紧急召见刘代办。两国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感到有些紧张。刘代办让研究室注意收听蒙古电台广播，并把应召时间借故推迟至晚10时。从蒙方广播的简单消息中，大体了解了这一严重事件的梗概。刘代办和译员小刘按时去蒙古外交部。蒙古外交部副外长托依夫沉着脸，寒暄的话也没讲，就当着刘代办的面宣读蒙古政府声明，要求中国政府对火烧蒙古驻华大使汽车和侮辱司机一事承担责任，并赔偿损失。蒙方在声明中抵赖其驻华使馆司机的言行，反诬中国政府执行大国沙文主义政策，并一再直接指名攻击毛主席。刘代办严词驳斥了蒙方的反华论调，对其指名攻击毛主席提出强烈抗议。至于蒙方提出的要求，以未接国内通报、不了解事实真相为由，予以拒绝。
第二部分“五二一”事件和“八九”事件（3）
第二天晚上，外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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