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50-平衡-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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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不足道。作为一个杭州人，心里总觉得不是滋味，常有恨铁不成钢的遗憾。　　　　
　　　　今年因为要返美定居，我们决定带出生在美国的女儿再回国一趟，让她对中国有个感性的认识。因为去年去了杭州和西安，今年就决定去北京和上海。加上我的先生从小在上海长大，一晃也好多年没有回过上海了，心里难免有些许怀念和牵挂，所以春假的时候我们就先去了上海，再去苏州和北京。一出虹桥机场，的士就把我们送上高速公路，我们看见的上海与记忆中的截然不同。别说我这个非上海人认不出原来的道路，就是我先生这个老上海人也傻了眼。他的老家在原来的江苏路边上，当的士开到那一带时，他却只能凭路边尚且幸存的几所老房子来辨认当年那条小巷的影子，一边回忆一边告诉我，小时候他常常走过这条马路去买早点，那边原来是四叉路口，路口的一边是个食品店，等等等等，听得女儿莫名其妙。看着路边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和高架公路，我想他的心中一定是失落和欣喜参半的，对他这个回乡探亲的人，也许失落更多于欣喜。那一份童年的回忆怕是再也难以寻找回来了。看着他那种急于要把旧日的情景再现出来的说话表情，我突然觉得杭州的不变也不是那么让人感到遗憾了。　　　　
　　　　想起今年我回杭州时去看中学好友的事。我们曾经同桌，推心置腹，我出国后就少有联络。记得以前（10年前）我们常常去杭州饭店边上的“怡口乐”去吃冰激淋，那儿环境幽雅，临窗而坐，就能看见苏堤和西湖，夏天有冷气，晚上有烛光和乐队，是谈心的好地方，我们都钟情此地。这次回去我没有事先告诉她，到了杭州给她打电话，约她晚上出来聊聊天。我说这些年杭州有很多变化，让她选一个我们见面的地方。当时我脑子里只有“怡口乐”，因为不知道其他新的餐馆或茶座。没想到她脱口而出的也是“怡口乐”！还没见面，那份原先的亲切感已全部回来。　　　　
　　　　见了面在苏堤上漫步，感觉更像回到从前，仿佛这中间十几年的岁月不曾存在过。虽然那时我们都没有结婚，而如今则各自有了家庭和儿女，那份旧日的情怀却是这般鲜明而真实地存在着。我们同时感叹生活中那部分没有变化的事物对人生的意义。就在那一刻，我体会到不变的珍贵。　　　　
　　　　今年年初回香槟城，一下飞机看到机场里广告牌上画着电视3频道全体人员的照片（播新闻的JerrySleigh，Susan和播天气预报的老太Judy），一下就有回家的感觉。然后去心理系大楼，见到熟悉的信箱、机房，一切依旧，心里说不出是平静还是激动，好像自己从来不曾离开过那儿一样。然后我用登录到香港的地址读Email（我过去在心理系的账号依然被保留着），看到熟悉的屏幕，读到朋友的来信，真有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的感觉。所有过去的日子一下都回来了。不过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到过去的办公室去看一眼，怕自己从梦中惊醒。　　　　
　　　　也许是长期漂泊见到太多新鲜事物，也许是年龄渐大对过往岁月开始留恋，我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追求变化的激情开始减退，而更多体会到抽象，永恒及不变的意义。就像变化多端的时装昙花一现，而不变的T恤、牛仔裤、白衬衫才是生命力最长久的服装一样。　　　　
　　　　不变的东西让生活充满回忆和温情，像杭州春天的柳枝、夏天的蝉鸣和秋天的桂香，像上海的大白兔奶糖和北京的果丹皮；不变的东西让历史有延续感和完整性，像天安门广场、卢浮宫的雕塑和自由女神像；不变的东西有时也是信心的标志，像奔驰汽车的标志和可口可乐的罐子。不变的东西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连接过去和未来，在缺乏支持和依靠的陌生环境里，给人以稳定和镇静的力量。　　　　
　　　　不变，确乎是有它的魅力。这次重新回到美国的中西部生活，这种感觉愈加鲜明。　　　　
　　　　1998年于美国布鲁明顿


社会篇回国散记（1）

　　　　文字对我是自娱娱人的东西，自娱为主，娱人则偶而为之。除了自娱，也是我自解自嘲、自我安慰、自我解脱的工具，好比别人的抽烟或喝酒，文字是我的麻醉剂。虽然已有很长时间我无法抽出时间来过这个瘾，一旦有时间的许可，头脑中的意象和念头就此起彼伏，笔也就不能停止。这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我把它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健康的习惯，或者是一种礼物，与生俱来，从来似乎都是如此，对于自己内向又愿意表露的性格是一种补偿。文字的魅力是我永远无法抗拒的，比人的魅力要长久许多。所有完美的世界、人物、风景和理想都可以在文字中实现。文字是乐趣无穷的游戏，也是我永远的最爱。无论是在飞机场、火车站，还是在空寂无人的酒店房间，或是在人多热闹的大会议厅，我都可以不受干扰地专心写字，任头脑中的思绪汩汩地流到纸面上。　　　　
　　　　这次中国之行有许多观察和想法。自1998年返美后还是第一次回中国，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北大的校园是第一次参观，西门附近的一片皇家园林十分有特色，未名湖和博雅塔也有美意。第一天带着女儿在湖边散步，正是清晨，却已有许多学生在湖边看书，几乎全部是英文书报，有的还在高声朗读。　　　　
　　　　在北京住了4个地方，北大未名湖畔的国际访问学者公寓、朋友K的家、紫竹院附近的香格里拉饭店和北沙滩附近的宾馆。原来自己在北京的家在城南，所以对城西这一块很不熟悉（北京之大大于我能想象的城市范围），以为那儿都是比较偏僻的地方。现在一看中关村繁荣之极，北大附近也是热闹非凡，一出西门，就有近十个公共汽车站，还有好几个餐馆，更别说东门、南门了。虽然西门外的马路和人行道路面状况十分糟糕，坑坑洼洼，黑水沉积，高级美容理发店里（就在这坑坑洼洼的人行道边上）却修剪着当代世界最流行的发式，收费也不薄。　　　　
　　　　K是科学院的高级官员，住在院士楼里，是属于住房条件极优的一族。大楼门口有密码，电梯有专人驾驶（K戏言这是因为科学院的人最笨的缘故，连电梯亦不知怎么开！），每家门口还安了两道铁门！据说大楼门口的密码和铁门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没有的时候大家担心不安全，要求装一个，结果由于钱一下凑不齐，两年后才装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刚装上的第二天，三楼就有两家被窃（这之间当然没有因果关系，纯属偶然的巧合）！这幢楼在二层处有一平台，小偷是从那儿上去的。后来于是又在平台处装了有铁丝网的机关。K的公寓很大，100多平米，复式结构，楼上有厅、厨房和厕所，楼下则是卧室、书房和洗手间，很舒适方便。　　　　
　　　　说起安全的问题，常让我想起火车上的广播。早些年，在从上海开往北京的T22次列车上，广播里一直提醒人们要警惕坏人，令人感觉到坏人似乎是无处不在，随时会出现。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那些坏分子表面上看起来和普通人一样，有时甚至还会来主动提供帮助，所以得注意识别，不要上他们的当，等等，令人感叹世风日下的同时不得不有所警惕。其时我正在读张承志的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中对鬼佬充满仇恨的叙述，越发感觉到有些人的偏狭和对自我经历与现实的夸张，有时甚至是煽情。缺少的似乎是平和与客观，似乎生怕那样引不起别人的注意。可贵的是我也读到一些沉实的作品，比如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王跃文的《国画》，一个用想象的世界来阐述现实，另一个用现实细腻的图象来呈现官场的操作，都是冷静的文字，不温不火的语态，入木三分的刻画和不紧不慢娓娓道来的故事。其实在我看来，作家本来就应该是生活的旁观者，即使是自己参与的事件也会用第三者的眼光来看待。如果只是想把自己的经历作为惟一的真实，并且还放大了来作反应，再把它用文字的形式展现给读者，那样提炼出来的认识和道理就一定是歪曲的、片面的。缺乏代表性不说（样本太小），信度本身也值得怀疑。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也有出版社来发表，误导读者，罪过。　　　　
　　　　在北京讲学和开会除了遇见许多新交故知之外，最有趣的可能就是听K讲故事了。K的经历十分丰富，大学学医，研究生时在科学院下的一个研究所改学工程，后去美国读博士，毕业后毅然回国，不几年后当了所长。由于政绩明显，被调升任院里一个局的局长，最近刚刚罢官又回所工作。K的处世/事能力之强是我遇见的所有人中最出色的，任何棘手的事在他手里都能解决得圆满完善，令人钦佩不已。他的机智幽默，加上实在宽容，以及平和中性的处世哲学，使他备受同事和下属的喜爱，威望极高。每次与K见面，我都能听到很多有趣的事（K还是讲故事的高手），官场的，学术界的，个个精彩。如果写出来，也是中国一个层面的现实揭示，会同时有警世和娱乐的价值。我想将之起名“侃的故事”。侃为K之名，又有侃山之意，半真半假，亦真亦假，又因每个故事里都有K，这个书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再说二次陈述的方法也值得一试。


社会篇回国散记（2）

　　　　这次来参加会议的海外华裔学者有五个。除了我，其余四位都是男士。每个人性格都有特点，研究的兴趣也很不相同。P在Berkerly，做的研究十分有趣，很有智能，为人处世也很妥贴，属于IQ和EQ都高，而且掌握了中美两种文化精髓的人。T现在Minnesota的一个州立大学教书，已当系主任。T的有趣在于对自己的思想和研究的热忱，而且有影响他人的愿望，总是孜孜不倦地传播自己的想法。第一次遇到T是在K家，以前不知其人，一见面才发现他连中文也讲不清楚，一口家乡方言，而且口音很重，常常要问半天才能听明白他说的概念。T一进门就从包里拿出礼物：一瓶人参片，一盒巧克力。K和太太立刻拿出一瓶精装的茶叶回送（这是我第一次看见送礼与回送完成得最快的一次，表现出K的直截了当）。然后大家一起去吃午饭。整个午餐过程中，基本都是T滔滔不绝地讲述他对中国文化的想法和对中国发展的见解，第一工具为道德，第二工具为科技，第三工具为某某，等等。后来在吃早饭时又同坐一桌，听到他向从其他学校来的与会者毛遂自荐，想请他们邀请他去开研讨会，并向全校学生报告他的观点，才了解到他强烈执著的传播欲和分享欲，更觉得有意思。T与我平时接触到的留美学者很不相同。　　　　
　　　　还有一位是从U市来的S先生，闻其名近20年，却是首次谋面。S也是系主任，可能是中国留美学者中最年轻、最早升为终身教授的，可惜没有听到他的演讲。另外一位是在一家公司当咨询顾问的M。在两天的会中，他只在他要作演讲的时间段出现了；别人都用中文，只有他用英文演讲；他准备了一大迭报告，讲的内容空洞无物；他衣着考究，西装革履，不苟言笑，像典型的美国商人；他坐商务舱，并将那个机票拿来报销；他讲完就走人，没有与别人作任何交流。这样的留美学人，我见的也很少，挺长见识。　　　　
　　　　北京　　　　
　　　　再说北京的建设，早在四年前回来时就有许多地方不敢认，现在就更是如此。王府井的ShoppingMall（购物中心）是李嘉诚的大手笔，世界一流水平，可惜太多香港的痕迹。王府井大街已建成步行街，很有味道，人很多。但ShoppingMall里面却十分冷清。有一间星巴克咖啡厅，却没有一个人坐着喝咖啡，只有几个人坐着休息。我们一家三口要了一杯咖啡坐了很久，因为外面烈日炎炎，又在大栅栏逛了一大圈，所以很累，Mall（商场）就成了休息的好地方。西单商场附近也十分热闹，正在推销治疗近视眼的一种药；金象大药房门前又在免费咨询和试用，就有人盯着女儿脸上的眼镜过来了，结果在那儿坐了很久。那人说，用中草药制成的药糊，涂在眼睛周围的肌肉上会被眼睛吸收而使近视矫正，涂上一个月对400度以内的非先天性近视一定有效，对有的人甚至当场有效。我从来对这些东西都是将信将疑的，何况目前骗子这么多。我发现那些人用的一个计策。在试用之前他们让被试者先测一下视力，然后涂上药膏，闭上眼睛20分钟后重测。照理应该站在相同的位置测，但由于一开始没有在地上画线，他们就让女儿站在一个比上次要近的距离来测，并把她说错方向的也不算错，根本是稀里糊涂一笔账，然后就说女儿的视力提高了0。1，实在是荒唐之至。在女儿闭目的20分钟里来了好些由家长带着的小孩，生意很好。最可笑的是一个小伙子，头发上粘着发胶，很时髦的打扮，也过来询问。他根本没有戴眼镜，但他知道自己有400多度，因为他根本一点也看不清。问他为什么不戴眼镜，回答说因为太难看了，现在就等度数加深去做激光手术呢！　　　　
　　　　在北京的书店看到人头济济（后来在其他城市也发现同样的现象），书也很多。很亲切的是看到一些我所熟悉的作者的书，比如王伯庆的《我家有个小鬼子》，李欧梵的《狐狸洞呓语》，还有王小波的《我的精神家园》等，立刻就买了。王小波的这本散文集我早就读过，当时是向一个在旧金山的朋友借的，读完就寄回去了，一直想自己收藏一本，这次终于如愿。王伯庆的文章很早就拜读过，但都是在网上零散地读的。李欧梵是哈佛大学的教授，曾经在他做HKUST的客座教授时有缘相见，也有过一些交谈。他的为人十分朴实，学问则十分深厚。我在80年代就读过他发表在香港《七十年代》上的文章了，一直十分欣赏。在HKUST期间他开过一门比较上海和香港的课，曾感受到他对这两个城市的厚爱。这次读他的《呓语》，又得知他对LA的痛恨，对城市异化到不含人味的痛恨，很有共鸣。联系到这次自己对上海和北京的观察，这种感受更加深切。我喜欢小巧精致的城市，而不是充满钢筋水泥的迷宫。在北京的大街上走，马路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