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84-百年琉璃厂百年文化中国丛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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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倡导者吴大澂，侍郎盛伯羲，国子监祭酒王莲生等交往；为研究金石学不惜放下旗人贵族架子，认真与有真才实学的古玩商交往，潜心学习研究，有金石著作存世，后任清朝湖广、四川总督的端方端午桥，清学部侍郎、著名收藏家宝熙等，都同黄兴甫非常熟悉。这些人既是他的客户，又是一起探讨学问的朋友。　　　　
　　　　黄兴甫经营尊古斋13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厚的基础。清宣统二年（1910），他将尊古斋交给他的侄子黄浚掌管经营，自己安居养老。民国六年（1917）黄兴甫逝世。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1）

　　　　杰出的外语人才却成金石文玩专家　　　　
　　　　尊古斋开张不久，黄兴甫就把他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黄浚接来北京，送他进入“同文馆”学外语，以实现他的内心中赞成维新的想法。　　　　
　　　　黄浚，字伯川，生于清光绪六年（1880），父早亡，幼在家乡江夏读四书五经，17岁来到北京。奉叔父命进入同文馆学习德文8年，同时兼学英文、法文。同文馆开办于清同治元年（1862），是恭亲王推行洋务运动专门建立的培养外语、外交人才的一所学馆，由曾国藩的儿子、近代外交家曾纪泽倡议设立的。本来只招收旗人少年入学。但旗人子弟自在惯了，不愿吃学外语之苦。这个学馆的条件很好，除主管官员外，所有外语教习，聘请的都是原语种的外国人。学生待遇也很好：每人每月有3两银子零用，相当一个旗丁的月钱粮。入学一二年后若成绩好，则每月增至6两，再过一期可到8两，最后可加到12两，最高可到15两，这在当时已是相当不小的数目了。那时一个翰林给中堂、尚书家教读，束修也就是8两。在同文馆享受到8两银子待遇等于是助教，在自己学习的同时，还要辅导新来者学习，15两就是副教习了。同文馆的学生除了不管衣服外，其他全管。吃饭是六人一桌，6两银子的标准，这个数字可以吃上等的燕翅席。那时的贪污中饱不可免，仍然是四大盘、六大碗，夏天一个海味大海碗，还有果藕荷叶粥等；冬天大海碗改火锅，什锦、白肉、羊肉和腰片、鱼片、肝片、鸡蛋、冻豆腐及各种作料任选，不够可以再添，绝不比北京前门外有名的正阳楼饭庄的什锦火锅差。难怪外国教习说，同文馆的学生待遇是世界上最好的。出路也相当好，三年一大考，最后成绩最优者可以保举为部（总理各国事物衙门，即外交部）司务，再三年若考得仍优，则可保举为主事，六品官，这是进士们一般才得授的职位。即使如此，一些旗人子弟还是不愿去。光绪二年（1876）后，则满汉学生都收。同文馆分前后馆，前馆是学生所工外语主课，后馆是辅课，包括兼修的其他外语和汉文补课。学生的汉文要有相当基础，否则必须入后馆补课。学生的出路大部分是做官，主要目标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做外交官、通译，以至各种官员，从晚清到民国，同文馆的学生遍布京师各个衙门。　　　　
　　　　也有个别不愿做官而改事他业的，代表性人物一个是齐如山。他对京剧有着深刻的研究，并在各方面支持培养了梅兰芳，功绩极大，同时还经营北京有名的大和恒粮店；他1894年20岁入同文馆，主修德文，曾去德国留学。另一个就是黄浚，他1898年左右入同文馆，也是主修德文，兼学英、法语，苦读八年，毕业后，也放弃了做官之路，而对他叔父从事的古玩业、尤其是金石学的研究，产生了浓郁兴趣。他本来被选派到德国留学，就在即将成行前，发生了“庚子之乱”，留学告吹。之后他先在一家德国洋行当翻译，几年后就接掌了尊古斋。他所以如此，还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正在同文馆学习外语的学生被强迫充任外国军队的翻译，眼看着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抢掠琉璃厂，中国官员又低三下四，自己不能置一言有关，故放弃为官从政之路，而情愿当一个古玩商。　　　　
　　　　从1910年到1930年这20年中，尊古斋在黄浚手中又有了巨大发展，成为琉璃厂举足轻重的古玩铺，黄浚黄伯川在同行中声誉鹊起。人们称赞他的首先是学问和眼力，聪颖超人，胆大心细，办事果断。因为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书读得多，见的东西也广，琉璃厂的古玩商公认“论吃金石的古董商，黄伯川算是出类拔萃的了”。“眼下古玩行里识金文（青铜器上的铭文）最多的，要数黄伯川，再就是他的徒弟乔友声了”。　　　　
　　　　清末时，考古学家罗振玉常来琉璃厂走书铺串古玩铺，因为他当时官小没名气，没什么人和他打招呼。后来罗靠研究甲骨文起家，成为国内外著名的考古学者。他研究甲骨文有两位得力的帮手，一位是大学者王国维，另一个就是黄伯川。光绪年间，罗振玉常去尊古斋，结识了年轻的黄伯川。二人都有研究金文的兴趣，互相交换各自拓出的青铜器、古陶、古玉等实物的拓片，琢磨金文，共同切磋。1899年河南安阳出土甲骨文字后，黄曾将商代青铜器的铭文和甲骨文做过比较，发现它们很近似，他把这个比较结果跟罗振玉说过。这时，黄伯川可能还在同文馆攻读德文，他的兴趣已转向金石学上，并颇有心得。他接掌尊古斋后，在金石上所下的功夫很快显露出来。　　　　
　　　　光绪时的学部侍郎宝熙，对金石文玩有研究，与尊古斋黄兴甫、黄伯川叔侄都是朋友。民国后他成了清朝遗老，既收藏也不时买卖古玩。1921年，清宗室贝子溥伒家境日窘，只得出卖收藏的古玩，又不好意思自己出面，就拜托宝熙把家藏商代古铜山尊拿到琉璃厂去卖。宝熙拿给黄伯川看，索价5000银元。黄鉴定确是上品，一口应承没按惯例还价，说，这口尊我留下，款子明天送过府去。宝熙前脚出门，日本大古董商山中就坐着当时还很稀少的小汽车来了。他开办山中商会已多年，在中国收购珠宝古玩，运回日本再转口英美，从中渔利，为此他每年来中国两次。山中平日的架子很大，可到了琉璃厂，架子不得不放下来，因为这里藏龙卧虎，能人辈出，连状元进古玩铺都拱手称掌柜的“年兄”，这是道光年留下的规矩。就是多少年后，陈伯达来到琉璃厂，进旧书铺、古玩铺也是抱拳尊称“年兄”的，尽管他已是中央大员，仍沿袭此规矩。所以山中进了尊古斋，见了黄伯川很恭敬客气。日本人把罗振玉看成是中国考古的“圣人”，黄为罗所推崇，山中怎能不尊重。二人在太师椅上落座，黄伯川身材魁梧，正当盛年，占满了一个太师椅。山中瘦小枯干，身不满椅脚难着地，但谈吐文雅、透着精明。　　　　
　　　　黄把刚收购的古铜山尊请山中鉴赏。山中仔细看过后问：“请问中国的‘尊’是什么意思，怎么解释？”“山中先生，尊乃我国商周时代的酒器，也是祭天地鬼神、宴请宾客的礼器。中国的‘尊’字是从这种礼器引申出来的。凡酌酒者必资于尊，故引申为尊卑之义也。后专用于尊卑释义。而礼器之尊则另制‘樽’和‘鳟’二字以示区别。”“承教。再请问，从字义说，中国的尊字还有什么含义？”“尊字还有敬重、推崇之义。古有名训：‘国之将兴，尊师重教。’贵国也是自明治维新以来，敬重师长、发展教育才得以兴邦的。”　　　　
　　　　


《百年琉璃厂》　第二部分外语人才成金石文玩专家（2）

　　　　山中点头微笑：“听先生之言，备增见识。愿闻古铜尊造型、花纹之意义。”黄伯川答：“请先生不必客气，鄙人管见，本不足取，屡命献丑，就再陈一二。中国古籍《周礼》记载，商周时代有六尊：献尊、象尊、著尊、壶尊、大尊、山尊。此件尊的造型是上圆侈口，下方四角出戟，有‘天圆地方’之义，乃天子祭天之重器。尊上纹饰似山川，我们称之为山尊。山尊是天子、诸侯祭祀天地山川神祇之礼器。此尊乃皇家收存，皇室之传世珍品，是溥仪赏给某宗室贝子的；现王公贵族生活用项不足，委托我卖掉山尊，换取生活费用。”山中对此尊大感兴趣，又仔细观赏，见尊内有十六字铭文，便问记叙何事？黄答：“山尊我刚到手，铭文尚未来得及拓印，难以作识别考证。俟拓出后，可与先生共同识别探讨。”山中高度评价此山尊，要求黄代为说项，表示愿出两万银元求把此尊匀给他收藏。此尊刚到黄手，5000元价款还未付，没动地方，他就赚了15000块大洋。那时候上三代的青铜器价格很高，尤其涉及外国人的买卖，赚项很大。后来黄伯川发了大财，号称百万之富，从这桩生意可见一二。　　　　
　　　　另一件是大观斋学徒出身的、后自开雅文斋古玩铺的经理萧书农，1931年收进了两件铜器，一件是个约35厘米高，喇叭形，腰细，高圈足，腹部和圈足上有棱，口里有四字铭文的酒器——觚。还有一件是约70多厘米高，小口，广肩，深腹，圈足，通身有凸云雷花纹，缺盖的古铜罍。出售者要价150元，而这是售者在东晓市以15元拣的漏，他显然是把这两件铜器按明造黑铜开的价。萧看不是黑铜，而是上三代的青铜器。当场还价120元，成交。一天，英国的古玩商高林士来到雅文斋，对这两件青铜器很有兴趣，为携带方便，以650元买下铜觚。没付款，先拿走货，古玩界讲的是信义，有这个规矩。没过一个星期，高林士又把铜觚退回来了：“萧先生，我虽是英国人，可咱们是同行，你不该蒙我。这是件黑铜器，不是周代的青铜器。”原来是大古玩商岳彬看了此物后，对高咬定是黑铜，明造或清造，绝不是周代的青铜器，上当了。他听了岳彬的话就来退货。二人争得脸红脖子粗，萧书农答应可以退货，但绝不承认蒙人。此事双方都生了真气，事情就传出去了。　　　　
　　　　此事被黄伯川得知，主动来找比他年轻十几岁、刚自己支起古玩铺的萧书农：“高林士说你用黑铜当青铜蒙他，被岳彬给看出来了。这个英国人到处说你的坏话，可有这回事？”萧说：“黄大爷（发音‘大’字短促，‘爷’字上挑，为尊称；下垂则为伯父意），您说岳彬这小子多坏，明明是东周青铜觚，他硬说是黑铜，踢我的买卖。请您给我掌掌眼，看看到底是青铜还是黑铜？”黄伯川仔细看了古铜觚和罍，鉴定是东周时代的器物。他欣赏古铜觚上的四字铭文，指着字说：“岳彬能识几个钟鼎文？就连普通汉字，他也认识不多。岳彬不懂青铜与黑铜的区别是什么，把三代和秦汉时的青铜器中出土时间长、变了色的东西，看成宋以后铸的黑铜，错了。考古学家马衡（曾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戏剧家马彦祥之父）等人研究出，我国古代有石器、铜器、铁器时代。铜器时代是夏、商、西周和春秋，到战国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就使用铁器了，历史进入了铁器时代，标志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岳彬不懂这些，只知赚钱不研究学问，难免不出错。我买铜器专注重铭文和花纹，我卖出去的铜器都留有拓片，以后辑录成书，说明来龙去脉也不愧对子孙。岳彬他只知道发大财，但外国人眼里有他，没有你萧书农。那就让他们吃亏去吧。”　　　　
　　　　黄伯川这番话说得萧书农很高兴，向黄说：“您要是看好这件觚，请您留下，我萧书农宁肯少赚钱，也要争这口气！”黄说：“那这件觚，我就给你500元。那个罍你留着。”萧书农虽然少赚了150元，还是获利不小，且得到金石大家黄伯川的肯定支持，比什么都值钱。　　　　
　　　　可是，这事还留下一个小插曲，萧书农因为黄伯川只要了觚，没要那个罍，倒使他松懈而又吃了亏，以为这个罍也许自己看打了眼，反正两件120元进的，一件就卖了500，赚了，就把这罍扔在一边不当回事，一放不少年，没卖出去。1945年正月，日本古玩商平野来厂甸，顺便到雅文斋串门，见到在墙角放着的那个铜罍，看出是件好货，淡淡的以它是黑铜的，以150元买下。拿回去用化学方法做了假锈，还没来得及配盖，因为战争形势紧张，急着要回国，就以5000元让给了他的古玩商朋友倪玉书。倪给配了盖子——北京、苏州、陕西都有专门修制配件以至做假锈、假铭文、新铸做旧充古的古铜工匠，手艺高超，足可乱真。作假往往收费很高，千八百大洋不稀奇，因为加工作假后可以卖出高多少倍的高价。所以古玩业作假售假是历来就有。古玩鉴定就在于区别是真的还是古仿、近仿、今仿或作假冒充的。有位京味作家在描写琉璃厂古玩业的电视剧《五月槐花香》播出后，在报刊上发表谈话说：他曾采访过古玩业的老店员，人家说，古玩铺是坐商，不卖假。那老店员这话就是假的。古玩商作假卖假、真中有假的事相当不少，赌的是眼力、智力和心力。作假不仅在青铜器有，瓷器、字画中也不少，描写琉璃厂题材的电视剧中，关于翻砂做假铜尊，埋在尿坑下做假锈，立小窑烧制仿古官窑瓷器、唐三彩混充真的，生活中确实都有，而且有手艺极高的工匠，仿窑能设立在景德镇。岳彬收了一个北魏佛头珍品，尽人皆知。他照此仿制了三个，隔些时间，卖给外国人一个假的，三个陆续出手，真的始终在他手中。至于倪玉书，把这个加工配盖做了假绣倒是真货的青铜罍，在1947年以1万美元卖给了“二战”后财大气粗的美国财团。　　　　
　　　　关于鉴定眼力，岳彬的彬记古玩铺的伙友丁兆凯曾这样说：“古玩行里看金石有真本事的，要数黄伯川。我们掌柜的岳彬看货的眼力虽好，可对金文认识不多。要论财力，岳彬不比黄大爷差多少，要说看古玩的路数，他也懂得不少，尤其善于从铜质上看出朝代真假。可是他没远见又缺笔墨，‘学问的没有’，这就比黄伯川差多了。”这种说法有道理。一位在古瓷鉴定上有极高造诣的专家说，鉴定金石文物要比古瓷、字画难，因为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知识基础，而这，一般古玩商是难以具备的。还有人说：黄伯川听到岳彬盗卖国宝，把龙门石刻《帝后礼佛图》砸碎盗走卖给美国人赚了大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