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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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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派人给监禁在沈阳军区的傅崇碧带话：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为党工作。现在你的问题落实不了，但总有一天会搞清楚的。
傅崇碧后来回忆说：“这是总理在暗示我了。”
对杨成武出来工作的事，周恩来写过四次报告。前三次都石沉大海，最后一次，毛泽东发火了，杨成武才被放了出来。
1974年5月，杨成武被接回北京治病。
1974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八一建军节在即，毛泽东又问：杨成武在哪里啊？要把杨成武、吕正操等放出来，让他们出席庆祝八一建军节招待会。
周恩来立即布置安排一次意在恢复名誉的接见。
1974年7月31日，在中央军委办公地，中央政治局委员接见刚被“解放”的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等军队干部。
周恩来虽然重病住院，但坚持抱病主持了这次接见。
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1973年12月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的讲话。当传达到“杨、余、傅事件”的内容时，周恩来加重了语气，念得很慢：“主席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有几次听一面之辞，就是不好，向同志们作点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自我批评。”
接见后，周恩来又和杨成武在小会客室单独谈话。
周恩来说：“成武，你回来不容易啊！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最后一次，主席发了脾气，才让你出来的。”
“总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6）
周恩来摆了摆手，打断杨成武：“林彪一伙是要害你的，如果不是毛主席的保护，可能早就没有你了。”
当初，康生他们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秘密对杨成武进行审判。毛泽东、周恩来把这个报告压下了。
“成武啊，在林彪诬陷你的会上，为了尊重主席的决定，我也说过违心的话，说了错误的话，我向你道歉……”
“总理，这都是林彪他们搞的。我心里明白，你是一直想保护我们的。”杨成武的眼睛湿润了。
“任何人都有力不从心的时候。当年打倒你的时候，主席也是犹豫不决的，所以才开了四次会。几天前，主席提到你的时候，摆动着双拳，说：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你说让我要哪一个？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呀！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呀！主席向你作了自我批评。我也向你作自我批评。”
面对伟人敞开的内心世界，杨成武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稍停了一会，周恩来又沉重地对杨成武说：“有件事本来不想立即告诉你，但我相信你能经受得住任何打击，你的大女儿不幸在河南滑县被迫害死了！”
杨成武再次流泪了。
周恩来安慰杨成武：“战争年代，你多次为党和人民的事业流血。这次你的亲人又失去了生命，仇恨要集中在林彪一伙身上。你放心，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把你大女儿的问题处理好。”
杨成武后来回忆说：“百忙之中，周总理先后批示过三个有关杨毅问题要妥善处理的文件。最后一个文件，竟是在重病中躺在病床上，叫邓颖超念给他听后签发的。”
1974年8月1日，国防部举行八一建军节盛大招待会，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叶剑英等出席。吕正操、杨成武、张爱萍、王尚荣、梁必业、余立金、吴克华、黄新庭等一批很久没有露面的军队高级将领，相聚在人民大会堂，他们的名字出现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
至此，“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余立金出来了。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在出席招待会的名单中，“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傅崇碧仍没有出来。杨、余、傅是连在一起的，杨成武、余立金出来了，傅崇碧为什么就出不来呢？
奥妙就在于傅崇碧当年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林彪虽然死了，但中央文革一伙仍在台上。“解放”傅崇碧的阻力自然就更大。
好在在武汉的毛泽东也发现了傅崇碧在八一建军节仍没有出来的问题。
毛泽东说：“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啊？”
毛泽东甚至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怎么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指示为契机，冲破重重阻力，再一次落实傅崇碧的“解放”问题。
傅崇碧终于在1974年国庆节前夕回到了北京。
傅崇碧回到北京后的第四天，周恩来派人把他接到了305医院见面。
1997年1月，笔者采访傅崇碧将军时，将军回忆了这次见面的经过：
回到北京之后，沈阳军区还派四个人跟来看着我，还没有解放嘛！但是回来以后，叶帅派他的孩子给我送了些水果。聂荣臻派他的秘书跟我说：可要注意，带耳朵不要带嘴巴。我住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
第四天，来了辆大红旗轿车，说总理找我。总理身边的人我都认识，但这次来的这个人我不认识。那个沈阳军区的保卫科长就上前阻拦，总理办公室来的人把他训了一顿。我就跟着来的人坐上红旗车走了。
总理住在西花厅。车走到中南海西门没进去。我心里嘀咕：从西门进去一拐，不就到总理家了吗？可能是走小西门吧。哎，车过小西门时也没进。我又想可能走北门，但北门又没进，走了养蜂夹道，开向过去的北京高干招待所。我知道，我在北京还没被打倒的时候，“四人帮”的材料小组在这里。
我心里想，坏了，我又上当了，他们又要整我了，骗了我。我心里正想办法如何对付他们，车停在养蜂夹道后边一幢楼前。那幢楼，我在北京的时候没有，我不知道这是后来新建的305医院，也不知道总理在这里住院。我心里想，这是什么地方，搞不好又受骗了。
下了车，我进了第一个门。进第二个门时，看见总理出来了。总理穿着睡衣。
总理握着我的手，说：我见到你太高兴了。
我一下子哭出声音来了，掉泪了。
总理说：我知道你受了苦了，不要激动，要把身体搞好。接着，总理就把我被解放的经过给我谈了。总理说：毛主席在长沙（应该是在武汉—笔者注）讲到，八一建军节，杨成武等都出来了，傅崇碧没出来，傅在哪里？为什么没出来？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你们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我讲了多少次傅的问题，到现在傅崇碧还没出来。
总理说：你回来了就好，政治局接见了杨成武、余立金等人，国庆节前，政治局准备再接见你、肖华、刘志坚。总理说，你现在不要住到西直门，你住到京西宾馆去，那里安全。文件都给你看。总理把总参的张才千副总长也叫来了，并当场交待说：你给傅崇碧派车，派人招呼他，全部文件都给他看，检查身体在北京医院，别在301医院，301医院还乱。总理叫他的秘书给我办好到北京医院去。我说，北京医院谢富治老婆在那当卫生部长。总理说，没关系，不要紧，北京医院管制了，301医院还乱，你不要去。总理还嘱咐我说：有事可以到医院病房来找我，走北海后门，先找周荣鑫同志，让他带你来。
总理把这些都给我讲了。谈完了，总理又说，你将来在北京工作，有人不愿意你在北京工作，要你到其他地方去，到广州去或成都去，你哪里也不去，就在北京工作，还在北京军区，你还兼卫戍区司令。我说我再也不搞了，我搞了一年，关了七年，把我全家都抄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三对贺龙的迫害（1）
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所谓“二变”，完全是强加在贺龙身上两项莫须有的罪名。
一是所谓的贺龙在1966年搞“二月兵变”。
1966年春，经中央军委批准，北京卫戍区组建一个团，平时担负民兵训练、维持社会治安等任务。卫戍区为此派人曾到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商借房子。后考虑到部队住学校不合适，这个团就住到了郊区的一个靶场。不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北京大学有人追求“惊心动魄”，贴出了大字报，怀疑部队向学校借房子是要搞兵变。这时，正是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诬陷贺龙“搞颠覆活动”。康生为呼应林彪，抓住这张本来是捕风捉影的大字报，不经任何调查就宣称：“贺龙私自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在北京郊区修了碉堡。”这个善于经营诬陷勾当的造谣专家后来还说：贺龙“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
二是所谓的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
1967年2月，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给中央写信，诬告贺龙1933年向蒋介石乞降，并与国民党特工熊贡卿接头，商谈叛变活动。
蒋介石派人劝降贺龙，是确有其事。1933年，在蒋介石多路重兵进剿和党内左倾路线的干扰下，洪湖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失陷，贺龙被迫率部退出洪湖，转战于湘鄂川黔边，异常艰苦。蒋介石以为贺龙已是英雄末路，就派贺龙的早年友好、国民党南昌行辕公署二厅特工熊贡卿前往贺龙部游说，企图劝贺龙投降蒋介石。贺龙当即将此情况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汇报了，并把熊贡卿交群众公审后枪毙了。1934年3月17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曾专门就此事给中央有一个报告。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一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对这段公案，康生是清楚的。然而，为了呼应林彪欲置贺龙于死地的阴谋，康生在接到对贺龙的诬告信后，却如获至宝，他欣喜若狂，加紧了对贺龙的迫害。
为了搞到更多所谓的证据，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解决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贺龙为何杀了熊贡卿的问题。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1967年2月，李先念在大闹怀仁堂的会议上曾愤怒地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我们从一个中央专案组组长回忆“贺龙专案组”的所谓“办案”过程中，可以看到历史是如何被强暴的。
在专案组突击刑讯的淫威之下，一位将军疼得受不了，被迫接过纸笔，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
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一个老部下屈打成招，证明贺龙之所以叛变未遂，是因为遭到红三军广大指战员的强烈抵制和反对。出于无奈，贺龙才杀了熊贡卿。
这位贺龙部下的话打开了贺龙“历史上叛变”的最后一个症结，使得贺龙处决熊贡卿的性质一下子变了。
与此同时，在贺龙的所谓“现行问题”上，专案组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又一位贺龙的老部下�讇自谧ò缸榧蝗说赖恼勰ハ拢夹趴诤撸┤希汉亓芯勘洌群蟀舜握倏诨幔腥缦氯嗽辈渭恿嘶嵋椤；嵋樽胖匮芯苛巳绾卧诟鞔缶⒏骶职膊迩仔牛崛×斓既ǎ约罢莆湛刂谱〔慷拥任侍狻２⒔涫奔涠ㄔ？0月1日。
历史就是这样被强暴的。
1969年6月9日，在林彪一伙的残酷迫害下，贺龙元帅含冤身亡。
贺龙元帅不是病逝的，而是被折磨死的，他走得孤独又悲凉。
1971年5月，贺龙元帅逝世两年后，专案组炮制出了《贺龙罪行的审查报告》。他们运用编造、逼供的材料，把贺龙定为“党内军内通敌分子”和“篡军反党分子”，提出了“开除党籍、军籍，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其罪行，肃清流毒和影响”的处理意见。
然而，由于林彪一伙在庐山会议上暴露了他们的阴谋，受到毛泽东的批评。形势的变化使得他们强加在贺龙身上的政治结论没有得逞。
对于情同手足、自己竭尽全力想保护的战友加兄弟被活生生地迫害致死，周恩来的悲愤可想而知。这种悲愤之情，一直回荡在周恩来的心间。正如邓颖超在看过薛明写的反映贺龙被害情况的报告《向党和人民汇报》后对薛明所说的那样：“如果恩来看到这个材料，会哭死的。贺老总去世时，恩来很难过，是他通知黄永胜让你们去301医院与遗体告别的。”
1971年9月13日，林彪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后，等待周恩来做的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但周恩来立即想到的就是贺龙的死。10月份，周恩来就派人四处寻找贺龙的家属。
贺龙元帅的夫人回忆说：
1971年10月的一天，北京来了两个人（作者注：当时薛明被看押在贵州的一个某空军干校中）。其中一个人说：“你是老薛吧？”怕我没听清楚，又稍抬高声音说：“你是不是薛明啊？”我疑惑地望着来人，没吭声。另外一个人说话了：“你别紧张，我们不是他们那伙的。林彪和叶群叛国出逃，已摔死在蒙古了。他们完蛋了。”听到这里，我赶紧拉着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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