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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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革命武装政变，国内并未因此而出现大的政治动荡，充分显示出这位久经风霜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超凡睿智和卓越才能。　　　　
　　　　一次，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林彪叛逃情况。散会后，周恩来到大会堂南门准备上车。参加会议的许多人还等在那里不走，他们看着周恩来满脸倦容，都眼含热泪，纷纷握住周恩来的手，激动地说：“总理，有你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这不仅仅是民主人士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历史的心声。　　　　
　　　　然而，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历史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事件后，等待周恩来的，依然是千斤重担，万水千山。　　　　
　　　　危难之秋举“邓公”。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　　　　
　　　　周恩来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让邓小平重返政治局。　　　　
　　　　江青说：“邓小平要进了政治局，今后还有我们的发言权吗？”　　　　
　　　　毛泽东说：“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　　　　
　　　　“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敏锐地捕捉毛泽东发出的每一个“信号”，极力促成邓小平的早日复出。　　　　
　　　　当举国上下为庆祝粉碎林彪集团的胜利而纵情欢呼时，现实却不容周恩来有太多的乐观和轻松。跑了一个拿枪杆子的，还有一群耍笔杆子的，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依然乌云重重。　　　　
　　　　林彪集团的覆亡，使中国的权力中心一下子出现了好些个空白。林彪、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都分别从党中央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空军司令、海军第一政委等这些权力显赫的位置上永远地消失了。那群耍笔杆子的江青一伙早已在一旁虎视眈眈。一旦权力落于他们手中，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将更加难以设想。　　　　
　　　　然而，林彪集团毕竟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政治孕育出来的历史“怪胎”。它的覆亡，客观上为周恩来扶正中华民族这条历史巨轮的航向提供了极为有利的历史契机。　　　　
　　　　恰恰在这时，毛泽东把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大权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利用这一条件，在致力于纠正和清除各个领域“左”的错误和流毒的同时，首要的一条就是解放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一大批党、政、军老干部。这一“解放”的实质就是把在“文革”中被林彪集团所篡夺的党和国家一大部分权力收回到党内正义力量手中，而不致落入江青集团之手。　　　　
　　　　9月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提议撤销原为林彪集团所操纵的“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负责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军委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分别由张才千、李德生、余秋里主持工作。毛泽东同意了周恩来的建议。10月初，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　　　　
　　　　10月4日，毛泽东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当着周恩来的面说：“军委办公会议，这次是叫改组，不是掺沙子，今后办公会议要研究大事。”　　　　
　　　　毛泽东还特意交待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　　　　
　　　　关键时刻，毛泽东表示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一林彪飞机坠毁（3）

　　　　接下来，一个更为关键性人物的身影日夜徘徊在周恩来的脑海之中。这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作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而后又被林彪的“一号命令”逐出中南海到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进行“劳动监护”的邓小平。　　　　
　　　　然而，邓小平不同于一般“靠边站”的老干部。“揪出了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被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加以宣传。要“解放”邓小平，客观上就意味着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而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当时是毛泽东所不可能允许的。　　　　
　　　　因此，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确实是一个敏感又敏感的问题。必须寻找恰当的时机，使其“水到渠成”。　　　　
　　　　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不过，周恩来也清楚：邓小平虽然被“打倒”，但毛泽东对邓小平在政治上还是有所保留，寄予希望的。　　　　
　　　　在打倒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几次讲过：要把邓小平与刘少奇区别开来，要把刘、邓拆开来。　　　　
　　　　毛泽东甚至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　　　　
　　　　现在，林彪覆亡了，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邓小平。从林彪灭亡后毛泽东的一些谈话看，邓小平出来工作的时机不会太远了。这些，周恩来都是很清楚的。　　　　
　　　　在接见新成立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毛泽东说：林彪、陈伯达搞阴谋活动，蓄谋已久，目的就是要夺权；文化大革命中整几位老帅，也是林彪、陈伯达他们搞的。　　　　
　　　　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成都地区座谈会的代表时，指着叶剑英对代表们说：“你们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那个王、关、戚，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吵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　　　　
　　　　这表明，经历了林彪事件后的毛泽东对过去被打倒的一些老干部的看法已开始出现了变化。　　　　
　　　　1972年1月6日，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林彪、江青一伙攻击、陷害的陈毅元帅在北京溘然长逝，到1月10日下午陈毅的追悼会即将开始之际，毛泽东突然对身边工作人员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次追悼会上，一个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毛泽东动情地拉住陈毅夫人张茜的手，不仅高度评价“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是立了功劳的”，而且还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的性质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把“中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的问题说成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毛泽东在邓小平出来工作问题上发出的一个重要“信号”。　　　　
　　　　周恩来在一片低沉的哀乐声中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他期待已久的信号。他当场暗示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尽早“复出”先造舆论。　　　　
　　　　同时，周恩来自己也利用各种场合，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看法传出去，扩大这一谈话造成的影响。　　　　
　　　　1月24日，周恩来和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来北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等人的面赞扬刘伯承和邓小平的历史功绩，说：林彪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而毛主席讲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能混淆嘛！　　　　
　　　　周恩来还指出：听说有的地方还在讲“二月逆流”，现在叶副主席已经主持军委工作，这是经毛主席批准的。你们听到那些违背中央指示的话，为什么不批驳？在一旁的江青脸上火辣辣的。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周恩来向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介绍邓小平：“这是一位将来会成为很重要人物的领导人。”邓小平听到了周恩来埋藏在心底多年的话：“张春桥是叛徒，主席不让说。”　　　　
　　　　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在新建拖拉机厂全厂职工大会上默默地听完了林彪事件的传达后，兴奋地说：“林彪不死，天理难容”。随后，他立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揭批林彪、陈伯达等人的罪行，同时也表示：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毛泽东批阅了邓小平的来信。　　　　
　　　　但是，就毛泽东来说，要让邓小平马上重新出来工作，也并非是件容易的事。首先，邓小平是作为全国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打倒的，要重新启用邓小平，就必须对此有个交代和解释。其次，林彪虽然覆亡了，但中央文革的人对邓小平出来工作也是极力反对的，而毛泽东要贯彻他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还要依靠中央文革这些人。对此，毛泽东也不得不有所考虑。　　　　
　　　　对毛泽东的这种两难处境，周恩来是最清楚不过了。周恩来能够做的，就是看准毛泽东的意思，积极推动，并加以落实。但这个弯还不能转得太急，急了反而不利。要等待时机。　　　　
　　　　1972年8月1日，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第四次听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罪行的传达后，邓小平又一次提笔给毛泽东写信。　　　　
　　　　邓小平在信中揭发和批判了林彪集团的罪行，也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再次明确提出了出来工作的请求。信中写道：“在去年11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5年多快6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68岁了，还可以做一些技术性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工作七八年，以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敬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一林彪飞机坠毁（4）

　　　　邓小平的信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转到了毛泽东的手上。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如下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　　　　
　　　　（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　　　　
　　　　（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　　　　
　　　　（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以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作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　　　　
　　　　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毛泽东的批示至少肯定了邓小平的4条历史功绩，即：在中央苏区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没有历史问题，有战功，建国后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虽然没有明确批示让邓小平立即出来工作，但其中深意，周恩来领会到了。　　　　
　　　　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甚为激动。没有人能比周恩来更清楚更准确地把握这一批示的实质了。批示的实质在于毛泽东对邓小平的肯定，在于毛泽东为邓小平的复出再次发出了一枚绿意浓浓的“信号”。　　　　
　　　　周恩来当即批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并指示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委员传阅。　　　　
　　　　8月15日，周恩来又亲自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通知江西省委，宣布对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工作人员、秘书调回邓小平的身边。　　　　
　　　　江青一伙对邓小平将要复出极为恐慌，百般阻挠。就在周恩来批判极左，为邓小平等一大批干部早日出来而积极工作时，江青一伙却把周恩来此间的言行诬为“修正主义的回潮”、“右倾回潮”。为此，邓小平的复出延误了好几个月。　　　　
　　　　也就在这段期间，周恩来的小便出现了不正常的红血球。早期膀胱癌的诊断以及自己对身体的感觉，使周恩来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而当时毛泽东的身体状况也令人忧虑。1月份，毛泽东因心肌梗塞突然休克，令周恩来大惊一场。邓小平的复出随着越来越现实的谁来接班的问题而益发显得急迫了。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谈到老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谈到了远放在桂林的谭震林，说：“谭震林虽有一时错误，但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谭震林曾因对林彪、江青一伙的不满于1967年2月和陈毅、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大闹怀仁堂”，被林彪、江青诬为“二月逆流的黑干将”。　　　　
　　　　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让谭震林回来一事，同时也趁机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也曾提过几次。随后，周恩来又找纪登奎、汪东兴二人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　　　　
　　　　12月27日，纪登奎、汪东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写出了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毛泽东的同意。　　　　
　　　　历史终于洞开了邓小平复出的大门。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周恩来亲自找汪东兴，要他安排好邓一家回京后的住所。　　　　
　　　　邓小平一家被安排在京西花园村的一个院子里。周恩来委托邓颖超去看望邓小平一家。　　　　
　　　　1973年3月上旬，周恩来抱病连续主持几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邓小平的复职问题。周恩来提出：要恢复邓小平的党组织生活，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江青、张春桥自然是百般阻挠，以种种借口予以反对。有毛泽东的尚方宝剑，周恩来也毫不客气。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通过了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决定。　　　　
　　　　3月9日，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送审稿）》报毛泽东，并附信报告说：“关于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