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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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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悼会上，周恩来念着悼词，深情地说：陈毅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几十年来，他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坚持战斗，坚持工作，努力为人民服务。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老战友、老同志，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1500多人的会场笼罩在深深的哀痛中，人群里不时传出低低的悲咽声。
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出席追悼会，也是他建国以来所参加的少有的几次追悼大会之一。
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以“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通栏标题、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陈毅追悼大会，同时刊登了陈毅遗像、周恩来所致的悼词和西哈努克撰写的悼文。此后，在周恩来的安排下，新华社又连续播发了一些外国政府首脑和友好人士的唁电、唁函。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更让周恩来感到鼓舞的是毛泽东的亲自参加和他对陈毅所作的评价。在周恩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举动的含意远远超出了参加陈毅追悼会本身，而是向全国发出了一种“暗示”：广大老干部包括对文化大革命有严重抵触情绪的干部是好的，应当给予“解放”和平反。
毛泽东发出的这种“暗示”，对正在考虑如何尽快“解放”干部的周恩来来说，是一个期盼已久的“信号”，也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或被受到错误批判的广大老干部一个企盼已久的“信号”。
周恩来后来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周恩来抓住机会，加快了解放干部的步伐。
两个月之内国务院的四位部长含冤病逝，周恩来想尽一切办法让受迫害的老干部保外就医。毛泽东看到被关押的老干部受到非人待遇大为震怒，周恩来以点带面借题发挥。
当时对老干部的所谓“解放”，就是这么一个概念：恢复他们的党组织生活，让他们阅读党的文件，恢复原来的级别待遇，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的安排休养。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这并不是一件说办就办、轻而易举的事，需要一个过程，还要等待各种时机。
但是，“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老干部大多年事已高，加之受到精神上的重压和肉体上的折磨，生活、医疗条件又得不到保障，几年之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重病缠身，有的甚至已经奄奄一息。
如果都要等到组织正式作出结论才“解放”，这些被打倒的老干部有许多恐怕都等不到这一天就要含冤而去了。
结论可以留待以后作，人可以先解除监管，重要的是救得性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于是，周恩来首先是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时机，以治病为由，先把老干部接出来送到医院治病。这是周恩来当年运用的一个“解放”干部的有效办法。
1971年12月，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原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江华的子女写信给周恩来，反映被下放到湖北宜都县的江华病重，请求医治。周恩来批示中央办公厅负责人汪东兴、王良恩：如宜都不适宜治病，可调江华同志到武汉治病，告湖北省委安置他的生活。
1972年3月～4月，国务院的四位部长接连病逝，引起震动。
徐冰，文化大革命前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打倒，受到关押。1972年3月，患有肺气肿、冠心病、血栓性静脉炎、肺结核等多种疾病的徐冰因得不到好的医治，病情突然恶化。周恩来得知后，立即指示把徐冰送到阜外医院，并指示医院要全力救治。但是，由于病情严重，两天以后徐冰就含冤去世了。
徐冰的病如果及早送到医院治疗，是完全可以抢救过来的。
周恩来看了徐冰的死亡报告后，约汪东兴、纪登奎、李德生谈话。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邓小平进政治局（5）
周恩来说：我们要从徐冰病逝吸取教训。老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看来有必要全面检查一次被拘留、关押、监护、隔离人员的身体情况。中央的精神要落实，有病的治疗，病重的住院，身体不好的加点营养，全面检查一下，不要等人病危再送医院。
徐冰是3月18日去世的。4月，文化大革命前在国务院担任部长的陈正人（农业机械部部长）、曾山（内务部部长）、李德全（原卫生部部长）相继病逝。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务院的四位部长相继病逝，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悲切之情可想而知。
周恩来再次给有关部门发出指示：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改善他们的医疗条件。
于是，一大批当时受审查、受迫害的老干部陆续被送到北京医院、复兴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军区医院等各大医院，有病的治病，没病的疗养。
1997年，在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前夕，笔者采访了当年在阜外医院担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的汤聿文。他详细地回忆了当时的情况：
一天，当时任卫生部军管会副主任的谢华同志来医院找我个别谈话。在我的办公室，谢华同志先把办公室的门关上，然后对我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批示，准备将部分受审查的老人（当时说老人，还没称老同志）送来阜外医院治疗。谢副主任还说：总理交代，这个任务要你亲自指定医生护士，不要把这个任务随便交给别人，要注意保密，严禁向外泄露。谢副主任还交代，根据病人的病情，需要院里会诊的，由你来确定；院外会诊，由我确定。工作中如果有难题不好解决的，可以找中央办公厅杨德中同志和我。要千方百计提高疗效，该用的药要用，医院没有的药，可以到外面采购。
1971年12月，北京卫戍区和中央专案组二办分别送来了经由周总理亲自批准的、将黄克诚、吕正操、刘澜波送来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个批件我看了。到12月12日，专案组护送黄克诚进了医院，住1病房。我们随即把黄克诚的名字改为王宣。20日，分别送来了吕正操、刘澜波，我们又分别把他俩的名字改为李雷和刘飞。吕正操住8病房，刘澜波住6病房。我们立即召开了由我指定的执行这项特殊任务的一些医生和护士的会议，强调这是一项经中央批准的政治任务，要做好保密工作，无关人员不得和这些病人接触。一定要治好他们的病，也可以让他们看报纸，有的可以到外面去散散步。
从1971年12月初到1973年底，我多次见到卫戍区和各个专案组送来的、总理亲笔批准的将这些老同志送到阜外医院住院的批件。这些批件一般都是卫戍区或者是专案组送来，都是几页纸，用塑料口袋密封了。总理多是用铅笔批，在他的名字上圈一个圈。而在批件的背面还看到有这些住院病人的夫人和子女给总理的来信，反映这些老同志的身体状况。这个批件送过来的一般是两个人，或者三个人。给我看完了以后，马上拿走。批件上面总理的名字，什么人住医院，都写得很清楚。在送往哪个医院的问题上，总理一般都写有送北京军区医院、复兴医院、304医院、北京医院、阜外医院。报告当中，我看到中央首长的名单上，有总理、叶剑英、江青、纪登奎、李德生、华国锋等。总理用铅笔在他的名字上画一个圈，在批件上一般都写上“送阜外医院”。又在江青的名字上也画一个圈，写上“不送江青同志”，或者是“暂不送江青同志”。我记忆中，以后好像江青的名字就不多了，或者没有。当时我看了批件后，心里就在想：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解放军文革领导小组的顾问，怎能不送她呢？总理是不会有失误的，难道江青有问题？我的脑海里一直在翻腾，打了一个一个的问号。最后我断定江青是个坏人，至少她不是执行党的革命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好人。
我记得在（林彪事件）以后的三年中，经周恩来批准住院的一些老同志当中，有李井泉、罗瑞卿、林枫、黄新庭、叶飞、徐冰、周荣鑫、伍修权、张爱萍、江一真、吕东、李维汉、熊复、刘志坚、王尚荣、雷英夫、胡痴、孔原等老同志，共40多人。
为了保密的需要，这些送进医院治病的老同志，进来后都被改名了。当时经周恩来批准送到阜外医院治疗的伍修权后来也回忆说：
我的孩子们了解到我的病情后，联名给总理写信，要求及时治疗我的疾病。他们的信不久就有了反应。1973年春季，我被送到阜外医院治疗。这家医院在治疗冠心病上很有名，我能到那里住院治心脏病，当然是很满意的。只是住院时仍有值班战士日夜守看我，不准我与别人接触，连我自己的名字都不能使用，临时给我取了一个假名字，我早已把它忘记了，医院方面看来是知道我的身份的，对我的态度还比较和善，治疗也十分认真。
1972年春天，毛泽东陆续接到受冤屈、遭打击的老干部的来信，接连作出了关于“解放”老干部的批示。
苏振华，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委，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并被解职。1971年12月13日他给毛泽东写信，表示自己有决心“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争取晚年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工作”。
3月5日，毛泽东对苏振华的来信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
杨成武，原任中央军委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1968年3月，林彪、江青集团互相勾结，制造了诬陷迫害杨成武、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冤案，即“杨、余、傅事件”，撤销了他们的职务。1972年3月18日，杨成武的女儿杨俊生给毛泽东写信，说杨成武是忠于毛主席的，他受了林彪、陈伯达、叶群的政治迫害，请求让杨成武到阶级斗争的实际中去经受考验。
3月25日，毛泽东就杨成武女儿的来信批示：“请汪（东兴）印发政治局同志研究。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杨、余、傅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轰动一时的冤案。毛泽东的这一批示，意味着对这一冤案的否定。
利用毛泽东的批示，以点带面，积极推动，这是周恩来当时“解放”老干部的又一个办法。根据毛泽东的意图，从1972年上半年起，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老干部的进程。
4月2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周恩来在审阅这篇社论稿时批示：“请考虑加一段主席多次说过的，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中证明，我党绝大多数干部和党员要团结不要分裂，坚持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搞团结，反对在修正主义路线下搞分裂。这也是我党兴旺发展和胜利的重要条件。”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1）
这篇社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受到错误打击和迫害、冤假错案遍及全国的情况，重申了我们党的干部政策。社论强调：要相信90％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
社论还指出：“要严格区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
“正如得过伤寒病可以产生免疫力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认真改正错误，善于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有了免疫力，就有可能工作得更好。”
这篇社论集中体现了周恩来要求落实老干部政策的强烈愿望，在一定程度上对“解放”老干部起到了扫除政治思想障碍的作用。这以后，全国其他报刊也纷纷发表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文章。
这年的八一建军节，国防部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5周年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陈云、李富春、王震、滕代远等一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出席招待会“公开”露面，十分引人注目。
此后，十一国庆招待会，元旦新春茶话会，以及其他的一些重大场合，不断地有一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公开”露面，见诸于报端。
利用五一、国庆、元旦等重大节日的集会，让那些没有什么大问题又尚未“解放”的老干部、上层民主人士和著名专家学者参加招待会，会后名单见报，这也是周恩来当年用以“解放”干部的一种方式。在那个特殊的年月中，人们往往从新闻报道中来推测政治动向，一个干部的名字只要能出现在参加一些重大政治活动的名单中，就说明这个干部没有问题。
1972年年底，一封反映被关押的老干部在监狱中受到非人待遇的来信，引起毛泽东的无比震怒。这封信的作者是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
刘建章，1926年入党，1954年以后一直担任铁道部副部长。1968年2月的一个晚上，一伙穿着军装的人突然冲进他的家，不由分说就给他戴上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说是要他好好交代自己的“反革命历史问题”。这一关就是5年，而且受到非人的折磨。刘建章自己回忆说：“我在这里吃不饱，有时开水都喝不上；睡觉只能一个姿势，冲着那个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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