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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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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着那个看守的门口，晚上不准关灯；有时候写点东西，只能趴在地下写；我开始进去的时候，有半个月没有手纸，大便以后，只能用手，以后才给了手纸；没有学习材料，也看不见报纸。”1972年6月，中央专案组通知刘建章家属可以到狱中探视，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带着几个孩子去了。探视时，刘建章把他在监狱中遭受的虐待给家属说了，并暗示写信给毛泽东、周恩来反映这种情况。1972年10月20日，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改变这种审查方式，允许家属经常探望，或准许刘建章回家等待审查结论并治病。
刘建章还比较幸运，他的一个女儿在外交部工作，与能够经常见到毛泽东的王海容、唐闻生很熟悉。刘淑清的信就是通过王海容交给毛泽东的。
毛泽东看了刘淑清的来信后，又向王海容、唐闻生当面了解情况。王、唐二人又把刘建章女儿所说的刘建章在监狱中的情况给毛泽东口述了一遍。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时代，竟然还有这样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还是对待那些曾经出生入死的老干部，毛泽东大为震惊之余也不禁大为震怒。他当场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
毛泽东的这一批示对周恩来加快“解放”干部的进程是一个非常有利的筹码。12月18日，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以点带面，借题发挥，当即给公安部负责人李震、交通部负责人杨杰、国务院办公室负责人吴庆彤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同志：
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
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
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
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
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附去主席批示件，请随第三事办好退回。
周恩来
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有毛泽东的批示做后盾，周恩来的批示很快得到落实。
没过几天，刘建章就被接出来送到工农兵医院就医。
公安部经过清查，写出了《关于贯彻毛主席对监管工作重要指示的报告》送周恩来。1973年1月8日，周恩来审阅了这一报告，同意将秦城监狱收归公安部直接管辖，要求“在一个月内整顿好，并定出新的规章，严格遵守，容许各省来开监管工作会议的人参观批评和学习”。同时，建议卫生部再拨出两个医院的部分床位接受在押干部住院治疗。
同一天，周恩来写信给负责干部工作的纪登奎、汪东兴，信中说：当年“大闹怀仁堂”一事，是林彪故意造成打倒一批老同志的局势所激成的，谭震林还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
这样，作为“二月逆流“代表人物的谭震林被安排从外地回北京治病。
周恩来还就王稼祥表示愿意做一点工作的来信向毛泽东写信建议：稼祥同志可以做一点外事调研工作。毛泽东同意周恩来的建议。
此后，又一批干部得到“解放”。暂时还没能“解放”的在押干部，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都得到较大改善。许多老干部“解放”后都说：感谢刘建章的夫人给毛主席写信，我们得救了。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四人帮”百般阻挠，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
1973年春天，中国政治生活中引中外人士注目的是：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行列中出现了一个久违的“新面孔”，他就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被打倒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1973年3月9日，经周恩来积极推动、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2）
邓小平的复出，是老干部“解放”工作中一个令人鼓舞的极大成果，对其他老干部的“解放”工作也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按一般逻辑，“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解放”，其他被打倒的老干部的“解放”也就不成问题了。
此时，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提上了中央议事日程。
按照九大通过的党章，十大应该在1974年举行。但由于林彪事件的发生，九大通过的写有林彪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党章需要修改，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成员急需调整。因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十大。
九大时，一大批老干部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抓住清查林彪集团罪行的契机，让这批老干部在十大重新进入中央委员会，是周恩来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然而，此时仍然有大批的干部还没有得到“解放”。
1973年初，周恩来找有关部门负责人谈话，提出：现在还有很多省部级干部没有解放，而各方面情况又很需要这些有经验的干部来工作，要抓紧时间解放一批干部，并重新安排他们的工作。
1973年2月9日，原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的夫人郑瑛写信给周恩来，提出过去强加给廖的罪名违背史实，要求解除对廖志高的监护，并准许他住院治疗。2月13日，周恩来批示有关方面负责人：“如结论已定，请送中央批示，恢复党的生活并出外治疗。如结论一时难定，可先保外就医。”
指示明确，语气坚定。周恩来明显加快了“解放”干部的节奏。
恰在这时，毛泽东与周恩来有一次很重要的谈话。
1973年3月初，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浙江、湖南等地及海军批林整风运动情况的汇报。
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现在要“安定团结”，要“稳定”。
散会后，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还有很多挨整的老干部没有“解放”、没有工作的情况。
毛泽东说：“我并不知道这么多老同志受罪，我的目的是想烧一烧官僚主义，但不要烧糊了。”
周恩来说：“看来有一个落实干部政策的问题。”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由你去落实吧！”
周恩来需要的就是毛泽东的这句话。他立即召集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办公室、总政治部的有关负责人开会，传达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加快“解放”干部工作的方案：中央由中组部负责，落实省委常委以上干部政策；国务院由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负责，落实副部长以上干部政策；军队由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落实正军级以上干部政策。“解放”干部的审查报告均须送政治局最后讨论决定。
很快，中组部、国务院办公室政工组、解放军总政治部分头提出了自己的名单，共300多人。这些干部都是尚待“解放”的省、市、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正副职，中央直属单位和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职，军队的正军职以上的干部。
周恩来审阅这份名单时，又进行了补充。
刘志坚回忆说：军队的名单中，原来没有他和肖华，周总理审阅时把他们两个加上了。
这份名单，既附有每个干部的材料，又有具体处理意见，就等政治局会议最后敲定。
最难过的也就是政治局会议这一关。
由于“四人帮”从中作梗，百般阻挠，老干部的“解放”工作极其艰难，讨论干部“解放”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常是通宵达旦。当时在中央政治局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纪登奎回忆说：
七二、七三两年，周总理对解放干部问题的思想很明确，主持政治局讨论这个问题。他要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政工组提出一个党、政、军、统战各方面的三百六十人的名单，大部分是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每个人附一个简要材料，对他们的分配工作提了点意见，然后印发。这两年里，断断续续至少开了十七至十八次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议，从晚上八时开到第二天凌晨五时，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东方红、太阳升”了。“四人帮”捣乱，尽说这个有问题，那个有问题，只提问题，形成僵局。最难最多的，不是“文革”中的路线问题，因为只说是“走资派”不能都说是坏人，提的大多是历史问题。总理责成我起草一个规定，划清一些界线，把问题的面缩小一点。这个文件在政治局讨论，争议颇大，还是通不过。
1973年7月27日，也是在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会议上，看着“四人帮”的无理取闹和周恩来的艰苦努力，叶剑英元帅禁不住随手赋诗一首，抒发自己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驮赴前敌。”
叶剑英诗中所说的“牵骡人”，就是指周恩来。
这一个个待“解放”的干部就像一匹匹马，要过政治局这座关桥很不容易。周恩来费力地一匹一匹地牵过这座关桥，使他们到达“解放”的彼岸。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3）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人民日报》记者谢国明曾经采访过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当年负责军队干部政策落实列席政治局会议讨论的田维新，留下了一段宝贵的资料。
田维新将军回忆说：
政治局会议一般在下午七时半召开，一次会议通常讨论四位将军的审查结论。每位将军都有一份材料，包括本人的经历、被“打倒”的情况、甄别情况、总政的审查结论。个别的还要附上必要的证明材料。这些材料，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人手一份，讨论之前先浏览一遍。当时的政治局会议都是由周恩来总理主持。材料发完，周恩来便宣布：“大家先把材料看一看。”
在讨论老将军们“解放”的政治局会议上，争论之激烈、时间之漫长，真令人难以忍受。发难的就是“四人帮”，尤其江青和张春桥为最甚。这样从下午七时半开始的会议，往往到半夜十二时也结束不了，通常吃过夜宵后一直讨论到凌晨三时才结束。周恩来主持这样的政治局会议，说话不多，却对每个人的态度都了如指掌。他从不在会上与江青公开争论，但是如果江青诬人太甚，帽子扣得太大太多，周恩来就会及时地出来说话。他常用很简洁的语言，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述说一遍，然后反问一句：“这个事能扣这个帽子吗？”经周恩来这么一反问，江青常常就哑口无言了。如果被“解放”的某个干部确实有缺点失误，江青一伙就会趁机无限上纲。这种时候，周恩来常常会说上几句：“这不算个什么错误嘛，这是工作中的问题，谁都会有这样的问题。”轻轻几句话，便将江青一伙扣的大帽子不动声色地顶了回去。某个问题，周恩来感到需要谁支持一下，便会及时点将：“剑英，你说呢？”尽管周恩来竭尽所能，但由于江青一伙的发难，前后一百七十五位将军“解放”的问题在政治局讨论时，没有几个是顺利的。
在田维新将军的记忆中，颜金生将军是比较顺利的一个，但也连闯了江青设置的三道关。
颜金生1932年参加工农红军，建国后先后担任过西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委、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不久，到了国务院文化部任副部长。文化部的副部长怎么由总政来审查“解放”呢？
理由是颜金生到文化部工作的时间不长。其实，这样安排是周恩来的一着巧棋。因为当时文化部还在江青一伙的控制之中，把颜金生从文化系统调出来，由军队去安排，这就跳出了江青一伙的魔掌。
田维新在介绍情况时说：“颜金生是军队转业干部，到文化部工作时间不长，没有什么错误。”
江青一听又发难了：“颜金生有错误，他推行了资产阶级文艺路线。”
田维新说：“颜金生是工农干部，识字不多。”
田维新的意思说，颜金生不识多少字，不可能提出什么资产阶级文艺路线。他14岁就参加红军，能读过几年书！？
眼看江青又要无理取闹，朱德元帅说话了：“颜金生他就不识几个大字。”
总司令说话了，江青顿时没话了。
好不容易过了这一关，田维新又介绍说：“准备把颜金生同志派到陕西……”
话还没说完，江青又反对了：“你是让颜金生到陕西给二方面军垒山头。他不应该分配到西北，应该分配到东南。”
田维新说：“陕西省军区司令员黄经耀是从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任上调过去的。”
“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二方面军的同志在陕西已经不多了。”总政治部李德生也为颜金生说话。
经过这么一解释，颜金生去陕西总算通过了。田维新继续说：“我们考虑让颜金生到陕西省军区当政委。”
江青第三次发难：“不行，他犯那么大的错误，当正职不合适。”
田维新解释说：“陕西省军区原来有一个政委。派颜金生同志去陕西，是考虑让他去管军工企业。现在备战，陕西军工企业很多。”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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