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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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适。”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田维新还记得，许多军队的老干部是周恩来点名“解放”的。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是那样的巧妙。一次，开政治局会，周恩来突然问李德生和田维新：“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们俩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　　　　
　　　　周恩来这样问，是他的领导艺术。其实，周恩来很清楚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去调查。　　　　
　　　　尽管调查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这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还是颇费周折。　　　　
　　　　杨勇“解放”得还早一些，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但是，当时总政给杨勇所作的结论还是有点过严。周恩来当时就指示田维新，让他去征求杨勇本人的意见。大度的杨勇表示：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什么意见。1975年3月，重病住院的周恩来在进行第三次手术前还记挂着这件事，特意把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找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廖汉生因为同贺龙元帅的关系，“解放”的阻力更大一些。　　　　
　　　　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廖汉生回北京治病。　　　　
　　　　廖汉生1967年1月8日被抓起来后，先后关押在西山、邯郸、石家庄的军营里。　　　　
　　　　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就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派专人将毛泽东的批件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有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一伙无话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4）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廖汉生就被释放了。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吴克华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都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点名，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展开调查后获得“解放”的。　　　　
　　　　干部的“解放”固然很费劲，给“解放”以后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当时也是件难事。为此，周恩来也没少费心。　　　　
　　　　田维新将军回忆，1973年初的一天，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周总理有急事找他。　　　　
　　　　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行，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吗？”　　　　
　　　　田维新立即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而被打倒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总政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武汉“七·二0”事件当年就是中央文革一伙挑起的。讨论时免不了一番周折，江青等人给陈再道、钟汉华扣了很多帽子，但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和钟汉华“解放”后，他们的工作如何安排呢？他们再回武汉军区比较困难。　　　　
　　　　陈再道是1955年授的上将。当年获得上将军衔的57位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总政考虑给陈再道安排一个与原职相当的职位，但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怎么办呢？田维新只好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去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为难地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不多，但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来当副手，这工作确实有点不好做。　　　　
　　　　周恩来说：“找韩先楚说说。”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韩先楚很爽快：“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这样，陈再道工作的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钟汉华“解放”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上任以后，王建安也得到“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王建安也是1955年的上将，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很多都是他过去的下级。在工作安排上也面临着难题。　　　　
　　　　田维新又去找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到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笑着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沉吟了片刻，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找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韩司令，这次总理要找你谈，你不能不给面子吧？”　　　　
　　　　韩先楚说：“总理找我谈，我也还是有困难啊。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那时韩先楚还是师长。　　　　
　　　　不料，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竟心悦诚服地答应了。他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这样，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后来，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一个大军区同时集中了四位上将，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　　　　
　　　　在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时，性格耿直、敢作敢为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这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　　　　
　　　　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在许世友看来，他认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就够了。　　　　
　　　　许世友实际上是对坐直升机似的“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有强烈不满。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老干部的意见。　　　　
　　　　但是，王洪文的安排，是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讲过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　　　　
　　　　于是，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但是，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你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一边是老同志，一边是中央文革一伙。大有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阵势。　　　　
　　　　周恩来及时地平息了双方的对峙。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5）

　　　　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却对毛泽东看重的王洪文非常反感和不满。这实际上反映了广大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8月28日，是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日子。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十大主席团会议。　　　　
　　　　谈到选举问题时，周恩来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选举的结果在当时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周恩来预期的目的。虽然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等一大批在九大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毛泽东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解放”干部的工作耗费了周恩来晚年大量的心血。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毛泽东早就作过“解放”的指示，但是，却迟迟得不到“解放”。　　　　
　　　　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的问题。按一般常理，有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一旁积极推动，问题怎么会得不到解决呢？　　　　
　　　　但仔细琢磨，也有其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解放”这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客观上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极左做法，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老干部的“解放”工作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发出了“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信号，但是，如果让他觉得“解放”干部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那肯定是不行的。他非常看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发出质疑，社会上一度流传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　　　　
　　　　对此，毛泽东在1973年3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驳：“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一方面，他确实想而且也在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理，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工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就给“解放”干部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路阻力重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解放”尽管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一波三折，很不容易。　　　　
　　　　前面已经提到，对“杨、余、傅事件”，毛泽东在1972年3月25日就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然而，在“杨、余、傅事件”中受到错误打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解放”却很艰难，一直拖到了1974年，整整拖了两年多时间，而且是在毛泽东的一再过问下。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因为这一事件是林彪、江青集团合谋制造的冤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年就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　　　　
　　　　杨成武在监禁中曾无数次地念叨：“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的确，毛泽东没有忘记杨成武。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一次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具体落实干部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于在“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周恩来一直为当年没能保护他们而心存内疚。因而，对“杨、余、傅事件”的平反，周恩来一直是积极推动。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派人给监禁在沈阳军区的傅崇碧带话：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