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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拳出击-周恩来在9•13事件之后-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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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剑英元帅也为颜金生说话:“现在备战,炮弹子弹很不足,急需抓一抓。”    
    最后,周恩来表态:“我看颜金生同志调出文化部,到陕西当政委管军工合适。”    
    周恩来一锤定音,颜金生总算过了关。    
    田维新还记得,许多军队的老干部是周恩来点名“解放”的。周恩来点的方式又是那样的巧妙。一次,开政治局会,周恩来突然问李德生和田维新:“杨勇、廖汉生是怎么打倒的?”    
    李德生和田维新面面相觑。他们俩不知底细,只好如实回答:“不知道。”    
    “你们去调查一下。”周恩来说。    
    周恩来这样问,是他的领导艺术。其实,周恩来很清楚杨勇、廖汉生是怎么被打倒的。杨勇上将和廖汉生中将是在北京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任上,于“文革”初期被林彪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倒的。    
    总政治部立即派人去调查。    
    尽管调查的事实是清楚的,但是这两位将军的“解放”工作还是颇费周折。    
    杨勇“解放”得还早一些,1972年5月出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但是,当时总政给杨勇所作的结论还是有点过严。周恩来当时就指示田维新,让他去征求杨勇本人的意见。大度的杨勇表示:我对总政的结论没有什么意见。1975年3月,重病住院的周恩来在进行第三次手术前还记挂着这件事,特意把杨勇“问题”的复查报告找出来,嘱咐秘书送给叶剑英,并注明:“对杨勇同志问题的复查是处理类似问题的第一件,从现在的口径来看,严了一些。”    
    廖汉生因为同贺龙元帅的关系,“解放”的阻力更大一些。    
    1972年7月1日,廖汉生的子女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让廖汉生回北京治病。    
    廖汉生1967年1月8日被抓起来后,先后关押在西山、邯郸、石家庄的军营里。    
    7月7日,毛泽东在廖汉生子女的来信上批示:“送总理阅处。我看廖汉生和杨勇一样是无罪的,都是未经中央讨论,就被林彪指使个别人整下去的。此件你阅后请交剑英、德生一阅。”    
    接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周恩来派专人将毛泽东的批件送给叶剑英、李德生、李先念、纪登奎以及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传阅。    
    有毛泽东的批示,江青一伙无话了。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4)

    毛泽东批示后的第三天,廖汉生就被释放了。1973年12月,廖汉生出任军事科学院政委。    
    “吴克华到哪里去了?”    
    “秦基伟、李成芳到哪里去了?”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吴克华,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委李成芳,都是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直接点名,总政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展开调查后获得“解放”的。    
    干部的“解放”固然很费劲,给“解放”以后的干部重新安排工作,当时也是件难事。为此,周恩来也没少费心。    
    田维新将军回忆,1973年初的一天,他正在京西宾馆参加一个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要他立即到人民大会堂,说周总理有急事找他。    
    田维新急忙赶到人民大会堂见周恩来。    
    周恩来对他说:“我今天找你来谈干部问题,光给你一个人说不行,你再找一个人来好吗?”    
    田维新立即电话通知总政干部部部长魏伯亭马上赶来。    
    周恩来对他们说:“找你们来,是谈陈再道和钟汉华同志的问题。”    
    陈再道和钟汉华是在武汉军区司令员和第二政委的任上因1967年武汉“七·二0”事件而被打倒的。    
    根据周恩来的谈话精神,总政经过调查甄别,写出报告,送政治局讨论。武汉“七·二0”事件当年就是中央文革一伙挑起的。讨论时免不了一番周折,江青等人给陈再道、钟汉华扣了很多帽子,但都没有什么事实根据。    
    陈再道和钟汉华“解放”后,他们的工作如何安排呢?他们再回武汉军区比较困难。    
    陈再道是1955年授的上将。当年获得上将军衔的57位将军,都是勇冠三军、可以独当一面的将才。    
    总政考虑给陈再道安排一个与原职相当的职位,但当时大军区一级的正职都各有其人。怎么办呢?田维新只好去请示周恩来。结果决定:先委屈一下陈再道,安排一个大军区副司令员的职位。    
    田维新给一位大军区司令员打电话,考虑让陈再道去那个军区任副司令员。那位司令员为难地说:“他是我的老上级啊!”    
    话虽不多,但意思很明白。让老上级来当副手,这工作确实有点不好做。    
    周恩来说:“找韩先楚说说。”    
    韩先楚当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    
    韩先楚很爽快:“欢迎陈再道来福州。”    
    这样,陈再道工作的难题总算是解决了。    
    钟汉华“解放”后,出任广州军区副政委。    
    陈再道到福州军区上任以后,王建安也得到“解放”,同样面临一个工作安排问题。    
    王建安也是1955年的上将,他是在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任上因所谓“搞修正主义”被打倒的。当时的大军区司令员很多都是他过去的下级。在工作安排上也面临着难题。    
    田维新又去找周恩来请示。    
    周恩来说:“你找韩先楚再谈一谈。”    
    田维新再次找到韩先楚商量。韩先楚说:“我这里已经有一位老同志了,别的军区也可以安排嘛。”    
    田维新笑着说:“韩司令,我是征求你的意见,可这是总理让我征求你的意见。”    
    韩先楚还是不松口。    
    田维新把情况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沉吟了片刻,说:“还是放韩先楚那里,开会时我找他谈。”    
    几天后,韩先楚来北京开会。田维新一见韩先楚便招呼:“韩司令,这次总理要找你谈,你不能不给面子吧?”    
    韩先楚说:“总理找我谈,我也还是有困难啊。王建安是我的老上级,老同志多了,我也不好工作啊!”    
    韩先楚说的是实话。王建安在红军时代就是军政委,而那时韩先楚还是师长。    
    不料,周恩来找韩先楚一谈,韩先楚竟心悦诚服地答应了。他理解周恩来的难处。    
    这样,福州军区又多了一位上将副司令员。    
    后来,李志民上将重新出来工作后也到了福州,出任福州军区政委。    
    一个大军区同时集中了四位上将,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上还是罕见的。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拉开帷幕。    
    在酝酿十大主席团副主席人选时,性格耿直、敢作敢为的许世友和张春桥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8月21日晚,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议十大主席团领导成员名单。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担任十大主席团主席、副主席的人,也就是第十届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的人选。主席团主席由毛泽东担任,这没有任何异议。当议到副主席人选时,先后提出四人,即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    
    政治局委员许世友提出:“我看只要一个副主席就行了!”    
    在许世友看来,他认为只要周恩来一个副主席。后来,他又认为有三个老同志(即周恩来、康生、叶剑英)就够了。    
    许世友实际上是对坐直升机似的“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并在十大筹备工作中身居要职的王洪文有强烈不满。这也代表了当时许多老干部的意见。    
    但是,王洪文的安排,是毛泽东的意见。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多次讲过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    
    于是,政治局决定,再召集出席十大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开会,以便打通思想,统一认识。    
    8月23日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党政军直属机关和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会议,进一步协商将在十大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名单。    
    会上,周恩来着重说明毛泽东调王洪文到中央工作的情况,说:林彪事件后,毛主席多次表示要培养工人出身的王洪文做中央领导工作。主席讲的我要传达,因为主席不知给我讲过多少次了。我们应该按照这一精神,重视选拔青年干部,不能看不起“儿童团”。    
    但是,许世友仍然很不服气,多次插话陈述自己的意见。    
    提名为十大主席团秘书长的张春桥指责许世友:“你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意见。”    
    许世友当众大声训斥张春桥:“你有什么了不起?”    
    一边是老同志,一边是中央文革一伙。大有当年“大闹怀仁堂”的阵势。    
    周恩来及时地平息了双方的对峙。


《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二老干部(5)

    周恩来说:我年纪大了,但还是要为党鞠躬尽瘁的。我们是立党为公,不是立党为私。    
    许世友对毛泽东的感情是很深的。但他却对毛泽东看重的王洪文非常反感和不满。这实际上反映了广大老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    
    8月28日,是代表们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的日子。事前,周恩来主持召开十大主席团会议。    
    谈到选举问题时,周恩来说: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犯错误的省委第一书记,只要承认错误态度比较好,绝大多数都解放了,并都在这次提作新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对犯有严重错误的老同志,有的也还要保留,这是一个代表性的问题,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干部政策。    
    选举的结果在当时来说还是基本达到了周恩来预期的目的。虽然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分子也进入了中央委员会,但是,邓小平、王稼祥、谭震林、乌兰夫、李井泉、苏振华、杨勇、廖承志、陶鲁笳等一大批在九大被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的老干部,重新进入了中央委员会。    
    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你出来工作的事,我写了三次报告都不行。”毛泽东发火了:“我早说了杨、余、傅的问题搞错了,要平反。不是说我讲一句顶一万句吗,我讲了这么多次,傅崇碧到现在为什么还没出来?”    
    “解放”干部的工作耗费了周恩来晚年大量的心血。    
    细心的读者可以发现,有些干部,毛泽东早就作过“解放”的指示,但是,却迟迟得不到“解放”。    
    这是一个颇为令人费解的问题。按一般常理,有毛泽东的批示,周恩来在一旁积极推动,问题怎么会得不到解决呢?    
    但仔细琢磨,也有其必然性。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这么多干部被打倒和“靠边站”,实际上正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指导下“打倒一切”、“全面夺权”的错误实践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解放”这些被打倒和“靠边站”的老干部,客观上就是纠正“文化大革命”某些极左做法,是对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一种否定。    
    这样一种特定的政治背景,决定了老干部的“解放”工作在当时是一个极其敏感的问题。    
    毛泽东虽然发出了“解放”被打倒的干部的信号,但是,如果让他觉得“解放”干部有否定“文化大革命”之嫌,那肯定是不行的。他非常看重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林彪事件后,许多人对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发出质疑,社会上一度流传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    
    对此,毛泽东在1973年3月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驳:“怎么能这样说呢?文化大革命把刘少奇集团揪出来了嘛,又把林彪集团揪出来了嘛,这是个伟大胜利。如果不是这场大革命,刘、林他们怎么能发现?怎么能打倒?”    
    在毛泽东的晚年,有一个始终难以打开的心结:一方面,他确实想而且也在着手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一些错误;但另一方面,他又十分担心人们全面否定“文化大革命”,而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江青一伙利用毛泽东的这种矛盾心理,打着维护“文化大革命”的旗号,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工作,动不动就给人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这就给“解放”干部的工作带来相当大的难度,一路阻力重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干部的“解放”尽管有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但真正落实起来还是一波三折,很不容易。    
    前面已经提到,对“杨、余、傅事件”,毛泽东在1972年3月25日就批示:“此案处理可能有错,当时听了林彪一面之词。”    
    然而,在“杨、余、傅事件”中受到错误打击的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解放”却很艰难,一直拖到了1974年,整整拖了两年多时间,而且是在毛泽东的一再过问下。究其原因,就是江青一伙从中作梗。因为这一事件是林彪、江青集团合谋制造的冤案。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年就是被江青冠以“武装冲击中央文革”的罪名被打倒的。    
    杨成武在监禁中曾无数次地念叨:“毛主席是了解我的,总有一天我的问题会搞清楚的。”    
    的确,毛泽东没有忘记杨成武。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时又一次谈到“杨、余、傅事件”。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犯了错误。    
    毛泽东的话对周恩来具体落实干部政策是一个很大的支持。对于在“杨、余、傅事件”中被打倒的杨成武、傅崇碧等人,周恩来一直为当年没能保护他们而心存内疚。因而,对“杨、余、傅事件”的平反,周恩来一直是积极推动。    
    1971年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派人给监禁在沈阳军区的傅崇碧带话:不要着急,要把身体搞好,将来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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