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外婆讲那过去的事情-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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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一早还有活动。最后，我还是下了决心：既然来了，无论如何也要去那里看看，哪怕是远远地望望那片田野也好。　　　　
　　　　在前往传说中车祸发生地凤凰圩的公路上，我们的车子放慢了速度，当地同志用手机加紧联络。突然，车子减速，停在路旁，这里正是我们要找的地方。它距离与吉安县交界的凤凰圩还有十几里路。　　　　
　　　　我被告知事发地点应该就是这里的一座石桥。在那个深夜，赶路的吉普车意外地翻到了桥下。从桥上到沟底，我目测约有两米，翻车是足以致命的。当时沟里还有水，现在则已种上了庄稼。不远处，牛儿在悠闲地嚼着什么。周围是绿树，青草，禾苗，一片青翠。今年江西大暑，骄阳似火，我们个个挥汗如雨。　　　　
　　　　姨婆，您历经无数风浪，都能化险为夷。您望见１９４９年解放的曙光，却没跨过１９５０年的门槛。您有多少话没来得及讲，就都带走了。您这一走，让外婆好孤单啊――我默念着……　　　　
　　　　党史办同志告诉我，他们已通知村支书介绍当年车祸情况，人家正向这里赶。我想既然已看过此地，不要再打扰人家了，于是谢绝了这一好意。　　　　
　　　　大家又坚持送了我一程，途经国民党“军统”马家洲集中营遗址。外婆在井冈山时的战友张文彬、姨婆在南方局时的同事涂振农１９４２年被捕后关押在此。张文彬是彭德怀率领的红五军领导干部之一。他面对敌人不屈不挠，１９４４年在此牺牲。涂振农党内资格很老且参加过长征，与姨婆关系不错。但他在此曲膝投降，成为可耻叛徒，１９５０年在北京被政府镇压。　　　　
　　　　正应了那句话：好事多磨。从江西回京不久，接到吉安党史办萧主任的电话和来信，很是意外――根据后来赶到的村支书介绍以及他们实地调查，我看的那处还不是当年的事发地点，车祸发生在桥头村另一方位。　　　　
　　　　来信是这样写的：　　　　
　　　　尊敬的东梅小姐：　　　　
　　　　您好！　　　　
　　　　遵您所托，我们对贺怡部长车祸遇难地进行了查寻，地点现已确定，在今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桥头村的桥头村小组。原来一直为您所萦怀的“凤凰桥”，现在看来实为“丰塘桥”的音误。　　　　
　　　　泰和县委党史办的同志做了一次实地调访，现将他们的调访材料及照片寄来，供您参考。　　　　
　　　　欢迎您得空回来走走，并颂　　　　
　　　　时祺！　　　　
　　　　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　　　　
　　　　２００４年７月２９日　　　　
　　　　所附《关于贺怡同志遇难后现场及情况调查》访问了泰和县三位见证人（１３岁的儿童团长，１７岁、２７岁的两位青年人）。他们说：车是在桥南五、六米翻进路边水坑的，坑深三、四米，水深一尺多。　　　　
　　　　对于这份“情况调查”中当地老乡的回忆，我一时还解释不清。据说当年开车的司机可能还在。我还真想访他一访。不为别的，就是请他好好讲讲当年的情况。　　　　
　　　　比如：车上到底有几个人？泰和人说是五个（遇难的贺怡、古一民即古柏与曾碧漪之子――信上说法是“毛主席的干儿子”，还有一个“老婆婆”即曾碧漪、一个中年人，一个警卫员）。那么到底有没有姨婆养子贺麓成，以及春生舅舅和海峰姨？为什么老照片上显示的遇难者墓碑是三个（包括警卫员贺春明）？谁能告诉我？　　　　
　　　　不管怎样，我看来是１９４９年１１月２１日车祸后重来此地的第一位贺家后人。我似乎看到了从没见过的姨婆，还有从小看我长大的春生舅舅、海峰姨一行，坐在一辆负荷沉重的车里，在黑夜中，颠簸蹒跚地向这里走来……　　　　
　　　　资料附录　　　　
　　　　＇注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１８９３――１９４９）（下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８月，第４６９页　　　　
　　　　＇注２＇、＇注３＇朱仲丽：《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０月，第１５５页、第１６２页　　　　
　　　　＇注４＇施昌明：《王稼祥传》，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２８页　　　　
　　　　＇注５＇林月琴：《有关毛主席和罗荣桓交往的片断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１２月　　　　
　　　　＇注６＇尹纬斌、左招祥：《贺子珍和她的兄妹》，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７月，第２１７页。　　　　
　　　　＇注７＇凌步机、舒龙：《血铸赤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纪事》，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９月，第１３０页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1）

　　　　终年笼罩在云雾中的江西庐山神秘莫测。１９５９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分别２２年后，我的外公毛泽东和外婆贺子珍在此相会．这次相会是外公外婆平生最后一次见面，为他们的爱情添上了一抹亮色。　　　　
　　　　为什么会有庐山相会？这要从外婆从上海搬到江西说起。　　　　
　　　　据妈妈说：１９５４年外婆在上海发病以后，经常得到组织通知，让她到外地住一段时间再回来。这种安排很是频繁，外婆被搞得莫名其妙。原来，外公在１９５３年６０岁生日时第一次视察上海，从此便多次来往于北京、上海、杭州之间。那时外公住在兴国路，距离外婆寄住的舅公家泰安路很近。　　　　
　　　　现在看来，组织上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好意，出发点应该是不想让外婆受刺激；或许也有避免毛贺相会的考虑。然而后果是久而久之让外婆明白了：主席来，我就得走。她无法接受这一现实，病情更加恶化。妈妈说：外婆不愿意住在上海了。　　　　
　　　　上海党史部门对外公来沪次数有过统计：１９５５年９月、１１月、１２月共三次，１９５６年１月、２月、１１月共四次，１９５７年３月、７月、９月共三次，１９５８年９月一次。三年共计十一次＇注１＇，外婆的苦恼可想而知。　　　　
　　　　１９５４年１０月，舅公被派往西安，后担任西北工程管理总局局长。当时外婆正在大病之中，外公来信请舅公代为照顾。思来想去，舅公夫妇决定把惟一的女儿――我的小平姨留在外婆身边，还委托新四军老战友，贺家近邻赖少其夫妇代为照顾外婆。“远亲不如近邻”，赖少其由于对舅公的友情和对外婆的同情惹祸上身。根据其夫人曾菲及赖少其传记的介绍，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１９５６年７月的一天上午，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的外婆发现：舅公的朋友赖少其和自己同住在一层楼上，她急切地呼喊着：赖部长、赖部长……（赖少其曾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时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当时赖少其刚刚办好出院手续，正准备离开。他问道：贺大姐，找我有什么事吗？　　　　
　　　　外婆说：赖部长，我没有病，不愿意住在这里，请你带我回家吧！赖少其发现外婆当时既苍老又憔悴，而且神情有些紧张，几乎是带着哀求的口吻在向自己讲话。他说：贺大姐，你身体不好，住在这里，是组织的照顾和关心……外婆不等他说完，就急忙说：不，不，不，赖部长，我确实没有病，我见到这些穿白衣服的人就害怕！　　　　
　　　　赖少其还是劝慰了外婆一番，要她安心留在医院治疗。外婆更加着急，一把将他手中的会议文件袋抢去，说：不，不，你出院，我也要出院！我哥哥不在，你就要负责把我送回去。赖少其只好再次好言相劝，医生和护士也过来连拉带哄。外婆一步一回头望着赖少其，被众人簇拥回病房去了。　　　　
　　　　到家后赖少其心情不能平静。今天他遇到的这位特殊病人――红军女英雄，主席前夫人，理应得到特殊的照顾，而她连回家的起码愿望都不能实现。夫人曾菲度假去了，赖少其没跟她商量，自己给市委写信反映这一问题。恰好第二天上海召开第一届党代会，他在会上把连夜写成的信交了上去，大意是：　　　　
　　　　贺子珍是参加过长征的老同志，负过重伤，身体不好。现住在华东医院，经常又哭又闹，而那里也住了不少党外的民主人士，影响不好，希望贺子珍能得到更好的照顾。上海还有一些空着的花园洋房，建议找一间让她住进去，再安排专人照顾，对她的疾病治疗，对党的工作，对社会都是一件好事。＇注２＇　　　　
　　　　此后，陈毅市长约赖少其谈话，问他为什么写这封信。了解情况后，陈毅认为这纯粹是出于对老同志的关心和爱护，采纳了他的建议。外婆终于出院回家了。　　　　
　　　　而赖少其没有想到，因为写了这封信。他后来被冠以“对毛主席的家政进行干涉，分明是攻击党的领导”的罪名，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先后做了十七次检讨。１９５９年，无奈的赖少其从上海搬家去安徽工作。　　　　
　　　　１９５６年那次党代会上，柯庆施代替陈毅成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１９５８年陈毅就任外交部长，离开上海去北京。舅公搬走了，赖部长挨批了，现在陈毅市长也走了，外婆倍感孤单，产生了换个地方住住的念头。　　　　
　　　　和外公一样，外婆也爱去杭州。那里不单是“人间天堂”，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老战友江华、吴仲廉夫妇。大家都是“井冈山人”，关系格外亲切（江华时任浙江省委第一书记，吴仲廉时任浙江省高等法院院长）。　　　　
　　　　１９２９年，外公在红四军“七大”落选。陪他下乡养病的，除了外婆、曾志夫妇，就是谭震林和江华了。吴仲廉从井冈山起就是外婆的姐妹，一起走完长征路。江华家人告诉我：每次外婆来杭，吴仲廉都亲到机场把她接回家里吃饭。这和场面上的送往迎来是不同的，是带有深厚感情的。　　　　
　　　　杭州无疑是个很好的去处，但那里外公的活动更加频繁，如何避免类似上海的尴尬呢？外婆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回故乡江西住一段时间。为此上海市委与江西省委专门接洽，江西方面当即表示：不管什么时候来，也不管来住多久，贺子珍都会得到很好的安排。故乡热情欢迎井冈山的女儿回家。　　　　
　　　　当时，江西主要领导有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省长邵式平、省委书记刘俊秀、副省长方志纯和白栋材等（原第一书记陈正人、彭儒夫妇已调北京），外婆与他们大多认识，在苏联学习时当过自己班长的方志纯更是熟人。１９５７年，多年担任外公警卫主管的汪东兴也下放江西任副省长，他在苏区就知道贺大姐。在后来毛贺庐山相会中，汪东兴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居间调度作用。　　　　
　　　　外婆１９５８年５月间从上海到南昌，住在省委附近的三纬路，一幢经过修缮的二层小洋楼里。考虑到外婆是井冈山创立时期的老同志，省委决定让她享受副省级待遇，配备了一名炊事员、一名司机和一部小车；因为她身体不好，还专门配备了一名护士。　　　　
　　　　外婆在南昌住下不久遇到一件高兴事――妈妈带着男朋友，也就是我的爸爸来看她，征求对婚事的意见。　　　　
　　　　爸爸和妈妈是北京八一学校小学同学，爸爸比妈妈长一岁，高两班，还是学生会主席，名气比妈妈大。那时妈妈喜欢跳舞，经常登台表演，看来是受了外婆的遗传。总之，彼此留下了良好印象。上中学后，他们是各自学校的班干部，时常参加一些校际活动，就又联系上了。直到高中毕业前的一天，妈妈接到一封看了让自己羞红脸庞的信，那正是我爸爸写的。


第二部分１９５９年，相会庐山（2）

　　　　当时妈妈得了肝炎，住进北京医院。陈毅元帅也在那家医院，他经常来看望这位小病友，给妈妈讲故事，读诗，陪她玩。外公忙，抽不出时间来，但他知道病中的女儿很想念他。外公经常派人来看妈妈，送来吃的、玩的。就在妈妈收到情书，不知所措的时候，外公身边的王医生来看她了。　　　　
　　　　王医生记得我妈妈穿着宽大的病号服，坐在病床上，羞涩地让他帮自己出个主意的样子。“你喜欢他吗？”王医生问。“这怎么说呀？”妈妈挺不好意思的。　　　　
　　　　你们年龄都还小。如果你喜欢他，可以互相通通信，了解了解――像长辈一样提出建议的王医生，实际年龄比岸英舅舅还小。不过，他又确确实实是妈妈的“家长”――妈妈和姨妈在师大女附中学生注册登记表家长一栏填的是王医生的名字，这是外公“授权”他写上去的。外公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有特殊感。　　　　
　　　　妈妈认真地红着脸请教王医生怎么个回信法，两只手不断抚摸着双膝。“心里怎么想的就怎么回呗”，王医生答道。“那，如何写呀？”，妈妈还是问道。王医生只好具体指导起来，妈妈写下了第一封给爸爸的回信。　　　　
　　　　后来，妈妈出院了。她回到家，见到了外公。外公紧紧把女儿揽在怀里，高兴地说：你终于回来了，爸爸欢迎你。那一刻，妈妈真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了。　　　　
　　　　１９５８年７月，妈妈要准备翌年的高考，她和爸爸的关系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时候，就等过父母这一关了。妈妈把爸爸领进了中南海。外公不动声色端详着未来的女婿，父女相视笑了一下――妈妈知道：没问题了。　　　　
　　　　妈妈说：外公是个十分细心的人。女儿的事，他都关心到了。就拿结婚来说，１９５８年寒假时外婆在上海，妈妈去看她时提起过。外婆说：你要跟爸爸商量，他同意的我也同意。这句话妈妈没跟外公讲，一来二去就忘了。倒是外公主动说起：你们的事，是个大事。我同意了，还要征得你妈妈的同意。如果你妈妈没得意见，你就跟小孔去见他的父母。俗话说：丑媳妇也要见公婆哩！我的娇娃不丑，更要见公婆。　　　　
　　　　带着外公这番话，妈妈和爸爸暑假到南昌向外婆原本本转告后，她还是那句话：你爸爸同意，我就同意。　　　　
　　　　外婆相信女儿的选择，自己当年不也是和外公在井冈山自定终身吗？现在看到女儿长大了，有心上人了，要出嫁了，外婆若有所失，但更多的是欣慰。她明白：妈妈成家后应该在主席身边生活，关心他、孝敬他，同时替没有办法接近丈夫的自己尽一份力。妈妈的婚事，外公满意就好，外婆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