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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大师大结局-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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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的一封绝交信，令鲁迅惊诧莫名；欲详谈遭拒，携老母发妻搬家，兄弟阋于墙，究竟谁之过　　　　
　　　　　　那是1923年7月19日上午。　　　　
　　　　　　京城内一场大雨浇过后，地湿漉漉的。　　　　
　　　　　　身着青布长衫，足登一双沾满泥淖的布鞋，腋下夹着一卷书本的鲁迅匆匆忙忙地赶回了他那位于北京八道湾胡同的四合院家中。蓦地，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了他的眼帘，只见居于后院的二弟周作人身着同样质地的青布长衫，倚阶而立，表情却已没了往日的客套与亲近。　　　　
　　　　　　庭院深深，古藤环绕。门前的那棵枣树正是果实累累，微风摇曳中，一片枣香。鲁迅仰望着枣树，贪婪地吸了吸，立在那棵缀满果实的枣树下。周作人不发一言，将一封署有“鲁迅先生亲启”的信件交到了兄长手中。鲁迅蓦然惊疑，张愕着嘴，正欲开口，却见周作人已然扬长而去。　　　　
　　　　　　这会是谁写给自己的信？鲁迅忙闪进室内，拆开信一看，但见如下内容：　　　　
　　　　　　鲁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正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的院子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7月18日，作人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细细再读过一遍，令他惊诧莫名的是，此信不是别人，而是同为新文化运动先驱的手足兄弟———周作人写给自己的绝交信。　　　　
　　　　　　文笔平实简练中藏匿一种冷漠、无情。　　　　
　　　　　　鲁迅颓然跌坐在椅上，百思不得其解。他实在弄不明白，一向手足情深的兄弟何以会走到这一步？回想往事，年幼他4岁的二弟———周作人，与自己从小玩到大，先是经历了少年时家庭由盛转衰的变故，尔后两人求学南京。待到鲁迅留学日本后，他又将周作人带到日本，担当起兄长的责任，助他完成学业，娶妻生子，并引他出道，共同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令世人景仰和赞叹。　　　　
　　　　　　而今，兄弟间走到了“断袍绝义”的这一步，怎不令他痛心疾首。入夜，细雨霏霏。鲁迅坐不住，邀请周作人详谈一次，终被拒绝。夜幕中归来，他摊开日记本，记录下寥寥几字：“上午启孟（周作人字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节制简约的叙述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情感大风暴呢？　　　　
　　　　　　只是鲁迅兄弟三缄其口，不曾吐露过半字，外人也只能从人性的角度去妄自揣度。　　　　
　　　　　　次日黎明，鲁迅早起，四处看屋，准备搬出八道湾胡同。在朋友的帮助下，鲁迅借了800元大洋，在砖塔胡同置下了个简单的四合院，便于8月2日将老母鲁瑞与绍兴发妻朱安一并搬了出去。　　　　
　　　　　　周作人看在眼中，简略地在日记中记述了一句：“下午，夫妇移住砖塔胡同。”　　　　
　　　　　　不料，大约在10个月后，兄弟俩终于爆发了那场著名的“骂架殴打”。　　　　
　　　　　　1924年6月11日，鲁迅回到八道湾胡同的旧宅，准备取走自己的书籍及一些什物。周作人与他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冷不丁由后院冲出来，向鲁迅破口大骂。羽太信子不解气，匆忙间返回室内用电话招了两个人过来，大有与鲁迅秋后算账之势。当着众人的面，周作人夫妇像泼妇骂街似的，将鲁迅浑身上下骂了个遍。周作人更是丝毫不顾及手足之情，居然拿起了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奋力向鲁迅头上掷去，幸亏旁人接住拖开，才不致击中。　　　　
　　　　　　在众人的劝说下，兄弟俩平息下来。鲁迅忙将书籍和一些家居器具取出来，就此告别了他一手经营的八道湾宅第。　　　　
　　　　　　1881年生于绍兴名门望族的鲁迅，不但在事业上如日中天，被誉为现代文学大师、巨匠、拓荒者，在生活中，他也是位极尽孝道、看重手足情谊的好兄长。就说八道湾宅第吧。那是鲁迅依靠自己在北京供职和撰稿所得的全部积蓄，加上卖掉绍兴祖屋，才凑齐了一笔款子，从一王姓人手中购得的。　　　　
　　　　　　这院子是一个典型的北京四合院，里外三进，颇为宽敞。鲁迅从找房子到买下八道湾，寻工匠整修房屋与下水道，购置家具，装修室内，足足忙了9个月。周作人从来是个乐得逍遥自在的人，他居然带着妻小回日本探亲去了。待到一切安顿妥当后，他方才从日本姗姗而归。　　　　
　　　　　　考虑到周作人的情况，鲁迅特意让二弟一家住在后院，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又大，孩子们可有个活动的天地；同时，鉴于弟媳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又特意将后面的几间房子改成日本的模式。前院给了三弟建人一家。鲁迅自己，则屈居于中间二排朝北的“前罩房”。该屋阳光较暗，阴冷潮湿。　　　　
　　　　　　三兄弟搬进来后，终于团聚在了一起。随后，三兄弟请来了几位亲朋与见证人，订了一份契约，八道湾的房产，分拆为四份，三兄弟各一份，老母亲鲁瑞占一份，这份是为她养老送终的费用。房主写明是周树人。　　　　
　　　　　　三兄弟还同时约定，彼此间经济合作，永不分离。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看到“永不分家”的三个儿子和她的孙辈们自是满心宽慰，笑逐颜开。面对母亲的笑颜与侄子们的天真无邪，同样充满了人伦情理的斗士鲁迅，备感宽慰。　　　　
　　　　　　然而，不过短短的4年时间，好端端的一个家便因“兄弟阋墙”而最终分道扬镳。谁之过？　　　　
　　　　　　自古清官难断家务事。但有一点值得肯定，这一切皆源于周作人的日本妻子———羽太信子。　　　　
　　　　　　比之周氏兄弟，羽太信子的出身颇为低贱。她原是鲁迅、周作人两兄弟留学日本时，替他们缝补浆洗的下女。后来她与周作人相处日久，便嫁与了周作人为妻。　　　　
　　　　　　虽然出身卑微，自幼受苦，但羽太信子并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为人自私、刻薄，生性铺张浪费，好搬弄是非，加之患有歇斯底里症，情绪很不稳定。　　　　
　　　　　　鲁迅三兄弟搬住一家后，家政大权便握在了这位日本妇人手中。鲁迅当时的月收入为400大洋左右，他除留下香烟钱和零用花销，绝大部分薪水交给羽太信子掌管。　　　　
　　　　　　在生活上，羽太信子摆阔气讲排场，花钱如流水，用度上没有计划和节制。家里雇了六七个仆佣，每餐饭如果稍不合口味，便撤了另做。孩子上学，雇有专门的黄包车夫。遇有家人偶感风寒，必延请索价不菲的日本医生。　　　　
　　　　　　从当时鲁迅兄弟的收入情况看，600个大洋折合成现时的人民币，约为3万元左右，怎么看都是白领阶层，只要安排得当，一家人的日子会过得舒适安逸。然而，羽太信子除了肆意挥霍外，根本不会持家。至于周作人，从不问这类凡间俗事，一头扎进他的“苦雨斋”，潜心治学。　　　　
　　　　　　鲁迅从兄长的角度出发，当然不能容忍羽太信子如此挥霍无度，待至后来，因校方拖欠，他的薪水往往不能按时交出来，一家人的开支无形中短出了一截，加之他曾数度规劝弟媳，于是，矛盾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对此，他们的母亲鲁瑞老人曾伤心地对人说：“这样要好的兄弟突然不合，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我只记得，你们大先生对二太太当家，是有意见的，因为她排场太大，用钱没有计划，常常弄得家里入不敷出，要向别人去借，是不好的。”鲁迅后来对许广平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同周作人的在内，每月至少有600大洋，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候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运走的呢？”对此，鲁迅与周作人共同的挚友许寿裳也曾说过：“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这位大伯哥，不愿与他一同住。”　　　　
　　　　　　周作人则只能肯定一点：兄弟失和的原因是他的夫人不愿同鲁迅一道住，至于为什么不愿，他终生都不曾与人提及。这就为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个著名的“悬案”。　　　　
　　　　　　对于他们的失和，如果简单用“家事”，甚至“政见不合”来解释，显然有点牵强。　　　　
　　　　　　羽太信子事后说：“鲁迅曾在他们的卧室下偷听。”　　　　
　　　　　　以鲁迅的文人性格，他不大可能会有如此下作之举。再则，周作人夫妇卧室的窗前种满了鲜花，外人根本无法靠近。另一种说法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于是，“窥浴风波”最终导致了兄弟反目。　　　　
　　　　　　有人对此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事关鲁迅名节，谁也不可妄断。羽太信子在周作人身边吹了“枕头风”，以她不健全的人格，精神心理障碍，是完全可以凭空捏造的。　　　　
　　　　　　令鲁迅恼火的是，他想与周作人夫妇弄个明白、问个清楚，二人始终不与他沟通，令他百口莫辩。　　　　
　　　　　　最终，兄弟失和缘于家务之争还是“窥浴风波”，外界众说纷纭，百般揣度，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至今未有定论。鲁迅在跟二弟周作人决裂后，愈来愈感觉到有说不出的惆怅，他始终让痛苦的回忆默默地埋藏在自己心里，从不向世人诉说。自他搬出八道湾宅第后，大病了一场，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幸而，在这期间，他完成了短篇小说集《呐喊》，并写出了另一部扛鼎之作———《祝福》。　　　　
　　　　

文学巨匠…鲁迅新婚之夜

　　　　新婚之夜，鲁迅嘤嘤啜泣；朱安一封建议纳妾的信，令鲁迅反感异常；反封建的斗士遇到了人生的新课题　　　　
　　　　　　鲁迅虽贵为新文化运动先驱，伟大的文学大师，但他的婚姻未能免俗，被打上了封建色彩的烙印，蒙上了一层淡淡而忧伤的色彩。　　　　
　　　　　　1899年3月，尚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求学的鲁迅接到了家书，他被告知，家里已为他聘下了一门亲事，姑娘名叫朱安，出生于一户商人之家。鲁迅虽有不愿，但为了不伤母亲的心，被迫应允了。转眼间两年过去了，新世纪之初的嬗变总令人始料不及，原本盼望着为两位新人置办婚礼的周、朱两家希望落空了。鲁迅考取了赴日本留学的奖学金，回到绍兴故里，稍作休息后，便漂洋过海去了日本。　　　　
　　　　　　这期间，他除了两次短暂的探亲外，一直在日本逗留到了1909年。此间，朱安一家忧心忡忡，外界传言，鲁迅早在日本娶妻生子，不会再回老家了。　　　　
　　　　　　朱家的担心自有他们的道理。朱安长得一点也不漂亮，目不识丁，没念过一天书，同时，裹有一双不时尚的且为鲁迅所厌恶的小脚。　　　　
　　　　　　对此，鲁迅从日本来信，总是反复叮嘱：朱安一定要上学识字，同时要放足。这着实吓了朱家一跳，女孩上学，闻所未闻。至于放足，朱安已是20多岁，自幼缠好的小脚即使放开，因骨折成笋形，已无任何实际意义。　　　　
　　　　　　绍兴有句老话“养女不过二十六”。朱家便开始频频向周家施压，鲁迅的母亲本来就喜欢任劳任怨、对人体贴大度、有点逆来顺受的准儿媳，加之如果再拖延下去，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她断然做出主张，一面通知朱家将婚期订在1906年7月26日，一面令人拍发电报给儿子，慌称自己病危。心急如焚的鲁迅归来了。　　　　
　　　　　　鲁迅提着一只皮箱，足登一双马靴，穿着一套整洁的学生装，神情忧郁中却掩饰不住风华正茂。当他踏着熟悉的石板路闯回家时，出乎意料，一种异样的热情迎面扑来，全家上下张灯结彩，喜气洋洋，母亲正为他的婚事忙里忙外。　　　　
　　　　　　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很快，鲁迅轻松的心情变得沉重了。他将无奈地接受一个事实，与28岁的朱安马上成亲。看着家人忙进忙出，看着乡亲们争相与母亲说些吉利的好话，鲁迅似乎完全置身事外，有人和他谈及婚事，他苦着脸冷冷地说：“这是母亲要娶媳妇。”　　　　
　　　　　　结婚那天，鲁迅木然地听从大家的安排，居然戴上了他深恶痛绝的假辫子，自始至终，不发一言，脸上丝毫看不到一丝喜色。朱安乘坐的花轿抬进门后，在一阵震耳欲聋的鞭炮声中，轿夫轻轻放下轿子，有两位妇女忙上前，小心翼翼搀扶下新娘，准备送至洞房。不知是由于激动还是害怕，朱安的鞋居然从轿中跌落了下来。朱家知道鲁迅有让女儿放足的意思，为权宜计，临上轿时，特地做了一双大鞋，可朱安因脚太小穿不上，只得填充进棉花，使外人看上去有一双大足。岂料，情急之下，弄巧成拙。　　　　
　　　　　　鲁瑞在旁边看在眼里不由得皱了皱眉，心中顿觉不快。依照乡俗，新娘掉鞋可不是好兆头，一群妇女也悄悄议论了起来，说不定将来两人只能凑合着过，生活不会幸福。　　　　
　　　　　　拜完天地和祖宗，鲁迅由本家兄弟周冠五和周明山扶着进了洞房。其他人走了，朱安羞涩而局促地挪坐在床边的木椅上，两只手下意识地摆弄着衣角，不时掀开盖头偷望一眼对她来讲永远是一个传说的新郎。　　　　
　　　　　　鲁迅早已气恼地将假辫子扯落下来，掷在一边，然后坐在床沿上。望着墙上的大红喜字、两根硕大的红烛，鲁迅如同置身于一个苦海汪洋里，心有不甘却无力抗争。这难道真的是天命难违？他缓缓起身，沉重嗟叹过后，伏在枕上嘤嘤啜泣了起来，朱安惊骇地望着新郎，一时手足无措。次日黎明，鲁迅逃也似的冲出洞房，人们看见，他疲惫而又略显浮肿的脸上，被染上了一片淡淡的青蓝色。那是他头晚哭时，沾了枕头的蓝彩。朱安呢？她注定是个悲剧人物，没了鲁迅，她不会青史留名；同样没了鲁迅，她的生活也许会是另一番景象。作为这出“婚姻悲剧”的另一主角，也许她比鲁迅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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