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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莉娅的故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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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部分：我是自由的风平反的那一天（图）
永远的吹拂，我是自由的风， 我激起波涛，我亲近柳丝， 在树枝间呼吸，默默叹息， 爱抚着青草，爱抚着田垄。 ——巴尔蒙特《我是自由的风》 1982年7月。瓦莉亚永远不会忘记的一天。刚下了一场大雨，雨点疾速地拍打着大地。几分钟的时间，雨过天晴。 那张平反证书，如雨后彩云，从遥远天际慢慢地飘来。 她想跑出去面对苍天大地，让大雨再一次下起，让滂沱雨水毫无遮拦地浇在身上，酣畅痛快地冲走心头的乌云。她想喝伏特加，奏圆舞曲，跳华尔兹，告诉所有人，她平反了！ 自由的感觉是飞翔的感觉，踏在浪花上的感觉。 几乎是同时，单位里给她送来了光荣退休证，补发了部分工资。 她和妈妈很奢侈地来到中央大街华梅西餐厅。这是犹太商人上世纪30年代创办，一直保留俄罗斯风味的西餐厅。那里的面包、牛排、罐烧羊肉、法国蛋、罗宋汤的味道都很纯正。妈妈说：“达妮娅阿姨做的牛排比这里香。” 那一天，她们走在中央大街上，过去和现在好像重叠了。只是心境不再一样。那时，幸福的美丽女孩，富贵的丰满的少妇，不会有太多的苦难、太多的忧虑。那时，她们的脸上是夏天的阳光。 现在，这女孩变成了老女人，搀扶着更年迈的母亲。 她们已经历了跌宕掠夺。现在一切都归于了平静。只是内心多了许多沉重，说不出的沉重。 瓦莉娅一直忙于教学，她教过两千多名学生，遍布国内外。他们都没有忘记韩老师，师生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61年来瓦莉娅家里学习钢琴的小佩佩，相隔了四十年也找到了老师。她们见面时亲密地回忆着往事。 佩佩说：“韩老师，您没有自己的儿女，就让我称呼您妈妈吧。” 那天，我在瓦莉娅家里，看见大拉桌上那只花瓶插着一束翠绿色的富贵竹，挺拔茂盛。瓦莉娅说：“这是佩佩两年前从匈牙利回来时送给我的，我每天给它浇水。它长得多好！” 1989年以后，瓦莉娅作为翻译先后16次去苏联、俄罗斯。在阿拉木图见到了她两个弟弟，3个侄儿和一个侄女。在那些日子里，她接受了媒体的采访，新西伯利亚一份报纸以《在满洲里的小山上》为题做了长篇报道。从此，她被世界各个角落、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俄侨所关注，他们都极力地通过不同的方式和她联系。 2000年，我在瓦莉娅家认识了从美国来的金册。这是他们家族的德国式的名字。瓦莉娅叫他维瓦。他们是同学。 当我问他，能不能给我讲讲年轻时的瓦莉娅，维瓦看了看瓦莉娅，然后眯起眼睛笑笑，用那已经不太熟练的中国话说：“她漂亮，多多的漂亮！她的学习多多的好！”
“还有呢？”我期待着。 “她什么都回（会）。”维瓦用手作弹钢琴的样子，还展开手臂作跳舞的样子，很风趣。 瓦莉娅说：“那时周围住的都是外国人。哪个国家的都有。” 维瓦说：“他们都有自己的习惯。犹太人最会赚钱，他们有自己的圈子，从不和外面的人有过深的交往。俄国人能喝伏特加，喝醉了常常倒在大街上。日本人喝本国的米酒，喝多了借着酒劲在大街上打中国人，打俄国人。我亲眼看见一个喝醉了的日本军官杀死俄国人的狗，那是一条非常漂亮的蒙古种狗。朝鲜人喜欢吃狗肉，他们很会种大米。”他瞅了瞅瓦莉娅说：“但是他们家不吃狗肉，他们已经不是朝鲜人了。”他又笑了起来。瓦莉娅也笑了。 瓦莉娅邀请我陪他们一起去找维瓦过去的家——他家过去在比乐街103号。 我们沿着教堂街拐进了中山路（陆军街）。在和平屯宾馆内的小洋楼旁，维瓦站住了，他说：“噢，那是马将军的家，我们家离他家不远了。小时候常和爸爸去马将军家，他有5位太太，她们的脚都很小。马将军的家很豪华，还有一个大花园。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去给马将军和太太们磕头。我们3个兄弟觉得挺好玩，不断地磕。磕完头以后，就站不起来了。”维瓦大笑了起来。 维瓦说的马将军，是当年黑龙江省铁路交涉局总办马中俊，人们都称他马道台。 瓦莉娅很热情地向我介绍说：“维瓦的的祖父在中东铁路局里做很大的官。” “是的。”维瓦接过话头，“在白毛将军手下做总管调度。” 维瓦说的白毛将军，就是中东铁路局的第一任局长霍尔瓦特将军。他长着一头的白发，经常骑着一匹高大的俄罗斯大马在中山路上走。 那时维瓦父亲在天津的平和洋行做事，后来，平和洋行收购了哈尔滨一家波兰人开的胶合板厂，就派他到那里当了厂长。维瓦说：“这个工厂还在，听说在东香坊。” 历史已经走得很远，当年的许多场景和故事，都随着那些人的离去发生了断裂。可是，无论他们走到地球的哪个角落，他们的情愫，魂牵梦绕的关怀不会变。有个巴西老俄侨也曾在哈尔滨居住过，他托人找到了瓦莉娅，带来一些老照片，让瓦莉娅告诉他照片上的地方还在吗？我看了那些图片，上面有老工大、大直街、圣·尼古拉大教堂、犹太教堂、银行…… 他在信上说，他非常想念哈尔滨，美丽的城市，他一生都不会忘记。 这时，维瓦带着我们拐进了文昌街，在李范伍花园处他停了下来，认真地看了看这位“文革”前省长李范伍住过的宅邸。那是一座3层楼的欧式建筑，原先在它的旁边还有一座同样风格的小黄楼，后被拆掉了。这里一直住着省里领导，深严神秘。 维瓦眼睛一亮，“就是这里。另一座楼没了吗？那个很大的院子也没有了？”他四处地察看。 我说：“这里已是文昌街88号了。” “就这里，是这个楼”维瓦肯定地说。 维瓦他们家曾经养了7匹马，大多是英国马，还有一匹是欧洲种黑马，剽悍壮实。爸爸妈妈出去跳舞乘着精致的英国式马车。那时院墙没这么高，母亲养了很多的花，芍药、金钱菊、牡丹，还有丁香树。出门前，妈妈都在自家院落里采鲜花，捧着它们去参加宴会。 21岁维瓦去了德国，后又去了许多国家。他说：“那些地方的人不爱我，中国人爱我，中国才是我的城市。” 他过去的家就在眼前，高高的院墙挡住了视野。他很想走进去看看，却被守在了门前的警卫拒绝了。维瓦很理解，就站到了那条街的对面，那里会看得更清楚些。 在一个夏季的傍晚，时间将那个房子的主人唤了回来。相隔了半个世纪，他们有很多的话要说。我看见了，他们的目光在交流，他们的语言在对唱。 “维瓦，是这样吧？”我问。
第十六部分：我是自由的风看望瓦莉娅（图）
哈尔滨的夏天很凉爽。 伴着夜色，在无风的日子里，人们感受到这个城市的热烈和忧郁，像它的四季那样分明。喧嚣愉快的都市文明，带着现代的一种悲伤，远离了一个个久远的故事。渐渐，那些故事就变成了一个个简单的符号。 2004年夏天，我从上海回来，想去看望瓦莉娅。记得两年前，她曾告诉我，在中央大街上，离七道街不远处有个西式点心房，那里烤的点心非常好吃。每次有人从国外来，她都要带他们到那里买点心。于是我去了中央大街，想买几块点心带给她。但是，我在那里找了很长时间也没看见那个西点房。附近的人很干脆地说：“早关门了。” 时空转换得如此之快。 那些老故事和老故事里的人，都已经成了过去，成了昨天。 人们加快了脚步。 我们一起去了博物馆附近的华融大厦西餐厅，我们一起用餐。瓦莉娅坐在我对面说：“多多的吃，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我的目光从她的身旁滑向窗外。这个广场的中心，过去耸立着圣·尼古拉大教堂，瓦莉娅和托里亚曾无数次地从那里走过。不远的地方是苏联红军纪念碑。瓦莉娅有一张照片，1997年11月11日，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访问哈尔滨的那天，他在这个广场上接见了哈尔滨的俄侨后裔。叶利钦微笑着站在瓦莉娅面前，他们拉着手，瓦莉娅的头部刚刚能挤入镜头。 我问：“叶利钦总统和你交谈了吗？” “很有意思，我们大家都站在那里，许多人默默地看着叶利钦向我们走来，只有我用微笑向他表示欢迎。为什么不能微笑呢？一切都过去了，中国、俄罗斯又像以前那样友好了。” 她离开自己的坐位去选择食物了。每次起身前我都看见她仔细地把用过的刀叉、调羹，在盘子的两边摆好。她尽管吃得多，但从不张口咀嚼。 她无声地、不露牙齿地进餐。她喜欢牛排、三文鱼、甜点和水果。 用完餐，她看出我对她的饭量有所羡慕，就摸摸自己的肚子笑着说：“这么一会就大了。”在劳改队时，别人都称她“大胃”。 她喜欢窝窝头（是玉米磨成面粉做成的）。城市里早就没了那样的食品，她就去买发糕。发糕是用玉米面和白面掺合在一起做成的。她还喜欢吃秋天的大苞米，她笑笑说：“农家饭，大葱沾大酱，可香了。”
如果她生活的轨迹没有发生变化，这些食物是永远上不了她的餐桌的。 柔软的乔其纱布拉吉，贵重的裘皮大衣和华丽饰物，一件件在她身上停留，又一件件在风中轻轻地吹走。 靠山一样的3座洋楼，够她一辈子享用，但就在她的眼前，它们变成了别人进出之地。 豪华舞厅中旋转的她，被已经发黄的历史帷幕遮挡在了黑暗中。音乐会的聚光灯，已不再为她点亮。掌声、欢笑渐渐地停在了久远的故事里。 有许多男人追求过她，现在都已经隐入她苍茫的记忆中。如凋零的叶片，从新到旧，一枚枚了无踪影。 过去被一页一页无情撕掉了。 俄罗斯当代女作家、诗人拉里莎·瓦西里耶娃，在她的《克里姆林宫的儿女们》里记录着：1996年4月4日，她参加了苏联著名演员瓦莲京娜·托卡尔斯卡娅90岁生日的祝寿会。在那个热闹而豪华的晚会上，女主人面对8台电视摄像机，“轻盈地往安乐椅上坐下”，然后对大厅里挤满的客人幽默地说：“我感谢各位今天来看1906年制造的削价商品。” “我爸爸是演员，妈妈是德意志人。”托卡尔斯卡娅说，“我的爸爸和妈妈是在伏尔加河边上的察里津认识的。他们去了彼得堡，在那里的教堂结了婚。男傧相是著名演员莫纳霍夫担任的。轻歌剧女主角成了我妈妈的教母。我妈妈说，第二天早上，她的教母喝了杯香槟酒，送给她妈妈一个小匣子，里面放了25卢布。那时候这可是很大一笔钱！他们生活在沙皇时代。那可是个好时光！”
第十六部分：我是自由的风瓦莉娅的瓦莉娅（图）
我轻轻地问瓦莉娅：“你怀念过去的生活吗？” 瓦莉娅的目光在我的脸上扫过，没有马上回答我。我们聊了一些别的。她没有忘记我的问题，她说：“谁都不会忘记过去，会怀念它们的。但是我现在生活得很好，真的！” 当走过生命的里程，每个人都会感恩生活给过他们的一切，幸和不幸都值得纪念！ 瓦莉娅现在是快乐自在的。 我记录了2004年7月25日她一天的行踪。 早上8点半，她从家里出来，有人接她去了教堂。在那里，她参加了教堂的礼拜。结束后，有两位来自俄罗斯的年轻学者走到她面前，他们交谈起来，留下了联系电话。 几位从澳大利亚来，曾在哈尔滨生活过的俄侨，在教堂里分别和瓦莉娅打了招呼。他们已经很熟了。 接近中午，她乘车赶到南岗区一家酒店，那里正在举行俄侨俄属第一次联谊会。大约有30多人参加。不知为什么，参加教堂礼拜的人中，有一部分人没来。据说，是有一些没通知到。那里准备了西点、水果和饮料。瓦莉娅没在那里就餐。她只是积极地参与着有关俄侨的一切事务。许多国外的朋友在哈尔滨的事情，都会通过各种渠道来找她。 下午2点多，她又赶到了哈尔滨铁路局江上俱乐部——也称作江畔餐厅。它建于20年代，那时称为亚道古鲁布西餐厅，临江傍水，风景独特，许多人都在那里拍照留影。瓦莉娅在这里宴请从俄罗斯来的两位教授。那天很热，她精神抖擞地对大家说“干杯”，端起啤酒大口地喝了，像年轻人一样爽。然后，他们一起去了俄语角。已经有十几个俄语爱好者在等候了，年龄最大的70多岁，最小的不到18岁。 他们在一起用俄文读、说、唱。瓦莉娅拿出来自巴西的那位75岁的老俄侨写来的信，为大家朗读起来，她的俄语柔软流利。有人说：“我们想跳舞，韩老师还能跳迪斯科！” 最后，瓦莉娅拿出她自己做的大蛋糕，切开，分给大家品尝。 傍晚，橘红色的夕阳照在江面上，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瓦莉娅带着满足的神情回家了。 第二天，我打电话问：“那样的奔波，你不累吗？” “是有点累。睡一觉就好了。我现在又得出去，去见从美国来的母女俩。妈妈在哈尔滨生活过，女儿在香港工作。” 放下电话我在想，她究竟是怎样的性格呢？
乐曲从遥远的地方飘来，巴赫的钢琴曲，带着巴洛克风格的音乐，表现精湛、高贵，有些拘谨的古典浪漫。还有西班牙作曲家阿兰费滋的明快、自由和畅想，带着落叶时的淡淡忧伤。 我要回上海了，很不容易和她约好了时间，我们在她家里聊了一会。尽管汉语说得不太漂亮，但她总能把记起的事情告诉我。十三年前，我第一次见她时的那种胆怯、疑虑，欲说不能的心态消失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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